武威一中

Answer 1

       1978年，我十五岁，那一年，我因为一篇叫《给科学家伯伯的一封信》的作文，直接从乡下被选拔到武威一中。

       到武威一中上学，是我第三次进凉州城。

       第一次进城时，我才两三岁，当时，我坐着父亲的皮车，跟上他一起到城里卖蒜薹。父亲当然不用我帮忙，只是我小小的心里，对凉州城充满了想象，我很想知道，凉州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每个孩子在迎接陌生时，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他觉得，那所在定然藏着自己所期待的一种精彩，尤其是我这样一个热爱幻想的娃娃。

       那天，我坐在颠簸的皮车上，用了大半天，来勾勒自己心里的凉州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像电影《莫扎特传》中萨列里等待偶像莫扎特的出现那样，等待着凉州城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但是，并不是每个真相都是美丽的，凉州城让我很失望，城里不怎么干净，人很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热闹，街道、房子都很拥挤。现在城里非常繁华的地方，那时节，只是戈壁滩，因为很热，被老百姓笑称其为“晒驴湾”，就是说，那儿能把驴都给晒死。我和父亲去凉州城卖蒜薹时，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渴得实在不行，却怎么都找不到喝水的地方，最后，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卖冰棍的，就给我买了一根冰棍，我才终于解了渴，否则，我肯定会中暑的。而且，那根所谓的冰棍，也就是白开水调上糖，然后冻成冰，没啥稀奇的。所以，凉州城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我第二次进城，已经是初中时的事了，在学校里干活时——我们那时的学生都要劳动——架子车把我的腰关节给压伤了，乡里的医院治不了，母亲就带上我，搭了便车，进城看病。当时看病很便宜，只花了几毛钱，可饭馆里吃饭要粮票我们没有粮票，只好一直锇着肚子。所以，那次，凉州城给我的印象也不太好，只记得自己非常饿。

       第三次进城，就是上高中。

       知道我考上武威一中时，父母感到很骄傲、很高兴，因为整个村子里，考上的只有我一个，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很发愁，因为我家没有钱。

       那时，弟妹多，开销大，除了爹妈养鸡下些蛋换点钱外，我家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爹妈是典型的西部农民，一辈子守着土地，过去，一直过着捏紧了喉咙的日子。好多读者觉得《大漠祭》里的老顺一家过得很苦，其实他们在当时的西部农村，算是过得很好的一个家庭，因为他们家里有牲口有肉吃。那时节，很多西部农村家庭都吃不上肉，就连面有时也吃不上，包括我们家。所以，每到上学时，爹妈就会着急，他们不知道该去哪儿生发那些报名的钱。几块钱的学费，也能让爹妈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妈只能攒下鸡蛋，换点钱，当时的鸡蛋一个能卖两分钱。只是，谁家都没钱不容易卖得出去。

       我很清楚家里的处境，所以我非常痛苦。一方面，我想上学，另一方面，我又不忍心叫父母受苦，我知道，父母虽然说“吃屎喝尿，也要供我的娃子上学”，但他们即便把裤腰带勒得再紧，也很难苦出那笔读书钱来。可武威一中是当时武威最好的高中，上了武威一中，学习环境就会好很多，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会大很多；如果放弃了这个机会，留在家里做个农民，或是到城里的工厂打工，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幸好，小舅舅畅国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鼓励我说：“上！有啥困难我帮你！”他的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是一支强心针。

       就这样，我才终于进了武威一中。

       在武威一中读书的两年里，小舅舅确实没有食言。他当时在武威金属厂上班，也住在凉州城里，高中那两年，他常叫我上他宿舍去吃饭。那时，我的午饭和晚饭一般在他那儿吃，早饭在学校里跟同学们一起吃。只有在他那儿，我才能吃上像样的饭，自己在学校吃时，我只能干嚼馍馍。那段时间，我刚好在长身体，要是总吃干馍馍，营养肯定跟不上的。所以，小舅舅的帮助，对那时的我至关重要，要是没有小舅舅，我的高中生涯定然要艰苦很多——我甚至会失去上高中的机会，因为，小舅舅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也让爹妈安了心。在我看来，这比我的生活质量更加重要。

       其实武威一中的食堂很好，有肉菜，也有素菜。素菜一般是胡萝卜、土豆丝之类，八分钱。肉菜一毛六，或二毛四具体多少钱，要看里面的肉多不多。

       我们班的同学很少有吃肉菜的。吃肉菜的同学，常常是航空学校的军人子弟，他们多穿着草绿色的的确良军衣，戴军帽，很威风的样子。他们的着装，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一般家庭的孩子穿不起，我只在照相时才戴过一次军帽。航校的军人子弟老吃肉菜，许多时候，吃几口，他们就会把菜倒进泔水桶里，边叫“不好吃不好吃”。可我们这些农村子弟，却连八分钱的素菜都舍不得吃。我上高中时，就很少吃菜。

       记得我一学期，只问妈要了二十块，四个学期下来，只用了七十块。那时一个学期有五个月，平均下来，我每月只有四块钱，虽然还有助学金，但因为我长得很富足，看不出穷酸，若是不知道底细，没人会信我家里穷——怪的是，连我自己也没那概念，似乎那穷，跟我无关——所以助学金一般是三等，一个月好像是三块钱左右。我想买书，只好不吃菜，大多时候，只打馒头，有时也打些精肚儿面条吃。毕业时，要给同学们送毕业礼物，我就到武威电厂挖了一个月的下水管道，赚了几十块钱，不但买上了礼物，还给自己买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皮鞋。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双皮鞋。

       那时节，我们宿舍有个规矩：每天早上，由一位同学去食堂打馒头，我们宿舍有七个人，那位同学就打七个馒头，一人一个。每个馒头有四两，吃上一个馒头，上午就不饿了。我是周日打，但每到我打馒头的时候，许多同学都回了家，这样我就会省下钱，可以多买点书。虽说能多读些书是好事，但我老是过意不去，就总是最后一个取馒头。我觉得，因为回家而吃不到我打的馒头的同学，完全有理由不给我打馒头，但在那两年里，每天早上的网兜里，总是会剩下一个馒头。那装着馒头的网兜就晃来晃去，一直晃到我生命的最深处。

       这六位同学分别叫张万儒、王科建、袁彦龙、石生辉、石成彦、张明泽，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他们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也没觉得自己无私或不无私，没人说过要帮我，没人计较，没人提出过异议，仿佛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当作家之后，每次和他们相聚，谈到那最后一个馒头时，他们都说不记得了。他们不会想到，每天的那个慢头，其实是我的养命食。他们的无私，不但让我多了一些书，也让我挺过了求学时期最艰难的日子，我为他们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与我的交往，一直是无功利的，他们身上承载了凉州文化最优秀、最美好的精神，家乡土地上能养育出这么多好人，说明家乡文化非常了不起，我真为家乡感到骄傲。我也总是觉得身边有很多善待自己的人，他们都在帮我，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想起他们时，我的心里总是很温暖。

       在武威一中读书时，穷困的另一个结果是，我一般不回家。因为我的家乡离城有二十多公里，路虽然不远，但那时的路，都是土路，不好走，骑自行车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公交车的车费当时又要八毛钱，我坐不起。所以，每周，妈就托陈泽年——他是我的一个佬佬，也就是凉州人所说的叔叔，他也是洪祥乡陈儿村人，在武威电厂工作——给我带来馍馍、捎来面，有时，还会带来一种三寸厚的大饼，很好吃，可惜放不了多久就会长毛。那馍，是一家人省下的白面做的，吃完了馍，我就到学校食堂打馒头，那饭票，也是家里人省下的白面换来的。后来，弟弟陈开禄跟我斗嘴时，总是说他们用嘴里省出的白面供我上了学。这是实情。

       那段时间里，每周一我上早自习时，陈泽年就会带来妈做的馍。要是他不回家，妈就得另托别人带来。好在陈泽年常回家，我就能及时吃到馍，不至于挨饿。

       虽然弟弟羡慕我能吃到白面做的馍，但我后来，还是吃不下去了。你想，顿顿干馍，吃一个月可以，吃半年，吃一 年，就受不了了，一看见馍馍就恶心。后来，我想了个法子蘸着盐吃。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吃法，让我后来口味很重，我能吃的饭，别人是咽不下去的。奇怪的是，我竟然健康地熬了过来。

       再后来，吃盐也不起作用了，一见干馍，我就有点反胃了。我就买了几根大头菜，就着馍吃，可大头菜放不了多久就发霉了，而且到了最后，我看着大头菜也恶心，又拌上辣椒吃……总之，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把馍馍给吃下去。再后来，我也叫妈推些炒面，换换口味，但不久，炒面也不想吃了。在很长时间里，我一见馍馍就犯恶心，就是读武威中高时给吃伤了。

       过去，我从来没有离家那么远、那么久过，所以我特别想家，尤其是开学的第一周。我当时甚至想，家里多好，为啥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来上学呢?好不谷易熬到了周末，我就迫不及待地让泽年佬捎我回家。但是，一回到家，对家的思念就没有了，总会害怕自己一辈子都要待在那个地方，就还是想上学。

       某年中秋的晚上，下着雪，陈泽年捎了我，从家里往学校赶。那样当然很冷，但为了省点儿车费，我也只能这样。

       别的都不要紧，我的手却很冻，因为路很难走，我必须扶住车尾架，才能坐稳。陈泽年觉出了啥，就问，你的手冻不冻?

       我说，不冻。

       他说，咋不冻?他跳下车子，脱下他的兔皮手套，给了我

       我说不要。

       他说，骑自行车浑身冒汗呢，手不冻，根本用不着手套。不由分说，他将手套套在我的手上。

       那个寒冷的晚上，北风凛冽，他就那样赤着手，骑着车捎我进城了。

       长大之后，我也会骑自行车了，才知道，在冬天的雪地里骑自行车时，最冻的就是手。身体的其他部位会随着骑车的动作而活动，但双手握在车把上，几乎是固定的，也不怎么移动，要是不戴手套，那十个手指头裸露在寒风中，骑会儿便会冻得死疼，钻心地疼。所以，不戴手套在武威的雪夜里骑车，手是很容易冻坏的。

       后来，几乎每次骑自行车冻手时，我都会想到陈泽年；脸被寒风吹得刺痛时，我也会想到陈泽年，想到他当年坐在还是孩子的我前面，为我挡了多少寒风。所以，读师范时，我有了自行车，就学着陈泽年，捎一些比我更小的孩子回家。

       陈泽年对我真的很好，他不但捎我回家，帮我带吃的，有时还让我住在他的宿舍里——他在电厂有个单间，他要是回家，那单间里就没人，他就让我住在里面。他的房间很暖和，相较于我在学校时住的大通铺——它又脏又乱——这里自然是我向往的地方，有时，我也会拿来书，在他房间里静静地读书。

       求学时期，我没有早恋过，我真正的恋爱，是发生在工作之后。虽然我很早就对女孩子有过好感，但恋爱方面，我还是比较迟钝的，属于发动得比较晚的类型。我的好感，多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憧憬，现在还能想起一些，也仅仅是记得青少年时代的一些诗意而已。那时的感觉，是不能叫爱情的。比如，我曾憧憬过武威一中的校花，觉得她很美，她的出现，总能给我带来一种诗意的情绪。但是，我看她，就像看画里人一样，不会想去占有她，甚至没想过要接近她。直到现在，我虽然还能想起她的样子，但私底下，跟她，却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那时节，我的身边，当然也有一些女孩像我看校花那样看我，但我同样没跟她们来往过。爱的感觉带给我的诗意，只是我藏在心底的小秘密。

       直到师范毕业，我都没有主动追求过任何一个女孩。除了学习，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练武上。

                                           ————选自《一个人的西部·致青春》雪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