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
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 淮海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
名称: 淮海战役
地点: 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时间: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
参战方: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军
结果: 解放军胜
参战方兵力: 解放军 60万
参战方兵力: 国民党军 80万
伤亡情况: 解放军 伤亡十余万
国民党军 伤亡及被俘55万
主要指挥官: 粟裕,刘邓,陈毅,
杜聿明 敌我损失比: 4.06:1
背景
淮海战役(
徐蚌会战是国民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淮海战役是共产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过程中,集结在
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三个兵团17万余人,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不敢北上与华野交战。粟裕认为,这说明敌人是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大规模的仗,也说明我军对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当济南城内巷战仍在激烈进行,但已胜券在握的时候,就于9月24日7时发电报给
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粟裕军事文集》第393页———394页)。中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于9月25日19时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页)。需要做出说明的是:此时粟裕的目标是围歼淮阴——海州一带的第7兵团(
黄伯韬部),而不是围歼整个徐州集团,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也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三大战役。
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分路南下。8日,国民党军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余人战场起义。10日,我军把
黄百韬兵团分割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经过10天逐村恶战,至22日全歼敌军10万余人,敌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同时,中原野战军为配合作战,出击徐(州)蚌(埠)线。11月16日,攻克宿县,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
刘伯承、陈毅、
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第二阶段
11月23日,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了从华中赶来增援的
黄维兵团12个师。(黄维军团本归属桂系军阀白崇禧部,蒋桂两派别矛盾重重,调动白部十分不易)28日,
蒋介石被迫决定徐州守军作战略退却。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撤至蚌埠,副总司令杜聿明留在徐州指挥。12月1日,敌弃徐州向西南逃窜。4日,华东野战军追击部队将徐州逃敌包围。6日,敌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即被歼灭,孙元良只身潜逃。同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集中9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经过激战,至15日全歼敌12万余人,生俘黄维。此后,为配合平津战役,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对杜集团围而不歼,部队进行了20天休整。
第三阶段
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4天战斗,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30万人,俘获杜聿明,邱清泉自杀,李弥逃脱。
这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60万人,敌军先后出动兵力80万人,历时65天,共歼敌55.5万余人,使蒋介石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干净,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济南战役后,敌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开始收缩兵力,至十月底,其四个兵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五个军,约六十万人的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其部署是:第7兵团(黄百韬)在新安镇地区;第 13 兵团(李弥)在徐州以东地区;第2兵团(邱清泉)在黄口、砀山地区第16兵团(孙元良)由郑州撤往蒙城;第9绥靖区(李延年)在海州;第3绥靖区(冯治安)在韩庄、台儿庄地区;第4绥靖区(刘汝明)在商丘;第1绥靖区(周岩)在淮阴。这一部署的特点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要求华东野战军,第一步集中兵力,歼灭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步歼灭海州、连云港地区之敌;第三步在两淮地区作战。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主力部署攻击陇海路郑徐段,牵制第16兵团不使其东调,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为了全歼第7兵团,并迷惑敌军,使其不能迅速判明我军的主攻目标,毛泽东根据敌军部署特点,进一步指示华东野战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任务,并从南北两面及西面威逼徐州。这样就能达到争取较多时间,全歼第7兵团。十月中旬,中原野战军派第2纵队向江汉、第6纵队向宛西行动,吸引白崇禧主力第3兵团(张淦)向南,第12兵团(黄维)向西,以配合郑州战役。
十月二十日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郑州战役,这时,敌主力第16兵团已东撤,残敌万余人被歼,郑州、开封很快解放。此时中原野战军主力已能够机动使用于东线。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中原、华东战场的敌情变化,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确定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这样,我军能够参战的部队,计有华东野战军十五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加上地方部队,共有六十多万人。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害怕徐州各部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之覆辙,为确保徐州,巩固江淮,以屏障南京,于十一月四日,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缩到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守备,企图以徐蚌段为轴心,各机动兵团分布在该段两侧地区,以攻势防御阻击我军南下,必要时撤到淮南,确保南京,并于六日按此计划调整部署。同时,调华中"剿总"所属之第12兵团至太和、
阜阳地区,相机东援。根据中央军委首先歼灭第7兵团,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孤立徐州的计划,华东野战军决以七个纵队分割围歼第7兵团于新安镇、阿湖地区;以八个纵队担任阻缓任务,其 中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牵制、阻击第13兵团东援,割裂第7、第13两兵团之联系以山东兵团指挥三个纵队歼灭第3绥靖区之敌或促其起义,尔后;渡过运河,直插徐州以东,以牵制敌第13兵团,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以两个纵队(战役初期归中原野战军指挥)从西北面威胁徐州。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由睢县、柘城地区东进,求歼商丘地区之敌第4绥靖区,尔后攻占宿县,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并调第2、第6纵队至淮海战场阻击敌第12兵团。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六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现敌人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敌第7兵团因等海州第44军西撤,推迟至七日西开,而第13兵团已按计划离开徐东,准备调往灵璧。十一月八日,敌第3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三个半师起义,我山东兵团顺利地南渡运河,越过该部防区,直插徐州以东地区。刘峙发现我军多路向徐州逼近,判断我将东西夹击徐州,十分恐慌,当即改变原来撤至徐蚌两侧的计划,决定调第2、第13、第16三个兵团,星夜向徐州集中,坚守徐州。同时,蒋介石决定调杜聿明回徐州“剿总”任副总司令,并以李延年率第9绥靖区机关在蚌埠组建第6兵团,第4绥靖区改为第8兵团,与第6兵团协同动作,沿津浦路两侧向宿县推进,并担任固镇、宿县之间的守备。中央军委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于九日夜间,要求华东、中原野战军“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定下了全歼敌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的决心。十一月十日,山东兵团主力歼灭了第7兵团西撤的先头师,切断了该敌的退路,十一日华东野战军将敌第7兵团合围于碾庄地区。为全歼第7兵团,我军调整了部署,华东野战军以山东兵团挨近第4、第6、第8、第9、第13纵队 及特纵炮兵大部攻歼敌第7兵团,以第7、第10、第11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由东南面逼近徐州,侧击东援之敌,以第1纵队为预备队;陈毅、邓小平当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3和两广纵队转入徐蚌段作战,其中以第4纵队、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和两广纵队由西南面、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由西北面威胁徐州,以第3纵队及第9纵队一部攻击宿县,第9纵队主力南下阻击敌第6、第8兵团北援,第1纵队为预备队。 十一月十五日夜,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蚌埠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党中央考虑到此役是南线空前的大战役,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因此十六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华东、中原及冀鲁豫地区前后方的一切事宜。十一月十二日,我军对敌第7兵团展开猛攻,二十日攻占碾庄,二十二日全歼第7兵团,击毙黄百韬。徐州东援之敌遭我顽强阻击,每日只能前进一至二公里,由确山赶来增援的敌第12兵团十一个师,遭到中原野战军阻击,也只进到浍河以南的赵集附近。 敌第7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决定以徐州的第2、第16兵团,蚌埠的第6、第8兵团及第12兵团三路会攻宿县,企图打通徐蚌间的联系,把徐州之敌撤走,因此,敌第12兵团继续向徐州方向推进。总前委决房集中中原野战军全部围歼敌第12兵团,华东野战军组成北、南两个作战集团分别阻击徐州、蚌埠之敌,并以一部作为中原战军围歼敌第12兵团的预备队。十一月二十五日,敌第12兵团十二万人被我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包围在宿县西南之双堆集地区。 敌第12兵团被围后,蒋介石见其突围不成,徐州、蚌埠增援无望,遂一面令刘峙到蚌埠督令第6、第8兵团再次北援,一面令杜聿明率第2、第13、第16兵团放弃徐州,绕道永城南下,企图侧击我中原野战军。解第12兵团之围后共同南逃。毛泽东对徐州敌军可能突围早有预见,并指示华东野战军预作准备。十一月三十日,徐州杜聿明集团约三十万人,向永城方向逃窜。我华东野战军即以十一个纵队全力追击,十二月四日,将该敌全部包围在永城东北之陈官庄地区。16兵团自行突围,被我消灭。第2、第13两兵团即就地转入防御。 我军同时包围了敌两个集团,蚌埠之敌仍企图北上救援。总前委采取了"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六个纵队及华东野战军各一个纵队阻击由蚌埠再次北援之敌第6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为总预备队。十二日我军对敌第12兵团发起总攻,至十五日将敌全歼,生俘黄维。敌第6兵团北援被阻,当获悉第12兵团被歼后,连夜逃回蚌埠。 此时,平津战役已经胜利展开,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中央军委,对杜聿明集团暂缓攻击。着淮海前线全军进行战场休整,并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做好攻击准备。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聿明等拒绝投降。十二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已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平津、平张线上。华东我军遂于一月六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十日将敌全歼,生俘杜聿明,淮海战役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六十六天,歼灭了国民党在华东、中原战场的五十六个师五十五万人,使敌人的长江防线和统治中心京、沪地区, 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淮海战役结束后,淮河以南的敌人仓惶南逃。华东野战军第6、第7、第8、第13纵队分路南下,解放了江淮间广大地区,前出到长江北岸,为尔后的渡江战役创造了条件。
后勤组织保障
一场巨大的战役,除了指挥得当,三军用命,还有一个关键要素是后勤保障,现代战争尤其如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共产党方面不可能动用现代化手段保障战役后勤,但把人力保障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刘陈邓粟谭组成的总前委在战役组织指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担负主要后勤保障工作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在组织后勤工作方面的成绩也不容抹杀。这里面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和华野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豫皖苏财经办事处主任(后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是后勤工作的主要指挥者。 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战果统计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六个师,共约八十万人,出动飞机高达2957架次。解放军参战部队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连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六十万人。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一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099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其中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被俘124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以上战果还不包括其溃散和逃亡人数。主要缴获有火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03挺,长短枪151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0128发,枪弹2015.1万发。 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敌我损失比为4.06:1。武器装备损失计有坦克1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588支,各种炮弹679943发,各种枪弹2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场统计数字)97025斤。在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占大决战总伤亡的53.8%,各种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损耗占总损耗的48.6%;长短枪损耗占总损耗的69.4%,轻重机枪的损耗占总损耗的61.8%,炮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8.7%,子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2.7%,炸药的消耗占总消耗的57.4%。歼敌总数则最多,占总歼敌数的35.8%,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激烈可见非同一般。 其中华野歼敌约44万,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华野伤亡约9.1万,约占淮海战役解放军总伤亡人数的67%。
政治军事意义
淮海战役的失利,军事上使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尤其是嫡系部队中的骨干,黄维的第12兵团和邱清泉的第2兵团全军覆没,其中还包括被称为“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五大主力其他三支部队分别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歼的整编第74师、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的新1军和新6军)从而也就失去了蒋介石赖以支持战争的中坚力量。淮河以北完全被解放,淮南大部也为解放军所控制,江北只剩一个重要城市安庆在国军控制下,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下一步攻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江浙沪地区。就全国战局而言,辽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最强大的战略集团徐州集团和东北集团已不复存在,华北集团也危在旦夕,尚存的华中、西安两集团,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也受到很大削弱,而新组建的京沪杭汤恩伯集团,实力很弱,这三个集团已构不成主力集团。黄河以北绝大部分已是解放区,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基本是解放区,国民党只得凭借长江天险占据江南半壁,但随着精锐主力的丧失,也已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国民党政治上的危机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进一步加剧,派系间的权利争斗,趋于白热化。白崇禧利用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的形势,于1948年12月25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随即得到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参议会的支持。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然而此时,要和要战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手中了。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批准,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并表示反对与中共谈判,号召继续与中共进行战争,企图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经营华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已是人心浮动,惶惑不安。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物也开始撤离南京迁往台湾。在此之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收复,国民党政府再度接收故宫博物院,三处南迁文物复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淮海战役的失利,迫使国民政府加紧从南京撤走重要文物。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公开对外展出。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176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管。国民党中央党部仅剩十余人,立法院80%的立法委员逃离了南京。就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忙于撤退人员及家属。李宗仁回忆到:徐蚌会战已近尾声时,中共全盘胜利已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前途无望。 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在这样局面下,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引退,将总统之职交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在幕后遥控指挥。 对于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战后检讨中,不得不承认:国军遭受之失败,影响全局,最为重大,尤其是华东地区。由于国军在徐蚌决战中,主力兵团全部被歼,致使国军再无力与共军主力决战。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将军在给美国陆军部的报告中说:由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失败所造成的耻辱,纵令时间容许,国民党政府是否能在华南取得必要的支持,动员这一地区的人力,以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国民党的完全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认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崩溃了。桂系一时间倍感扬眉吐气,甚至想大干一场。 淮海战役的意义就如毛泽东在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说,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很明显,只要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亡。
战役检讨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的密切配合,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的结果。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八十年代,美国西点军校专门派出考察团来到淮海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不可思议”。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统帅部的决心一变再变,各兵团互不配合,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人心。对于这一战役,作战双方对胜败的原因都进行过总结。 国民党军方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认为此次战役,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他总共列举了十三条失误,主要有: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决,结果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以致形成兵力、态势上的劣势;顾虑长江与淮河防务,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薄弱,以致分散了兵力;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杜聿明放弃徐州,本属冒险,却不能发挥勇敢果断精神,以迅速的行动击破共军,以致陷全军于危殆;各部队长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国民党统帅部战后检讨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乃为战略错误,其次为战术缺乏改进,难以支持战略。其他如持续战斗力之保持,战斗力统合发挥及反情报等方面,均有重大错失。 共产党方面,1949年1月20日粟裕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有中央军委、毛主席、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各兵团、各兵种的协同作战,到会各同志机动灵活的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辛劳的英勇作战。 陈毅在1951年2月1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概括说明决战胜利的原因:一是敌人错误判断,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与他决战。二是在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主要以近战夜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成为五百万对八十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过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难以一下把敌人歼灭,是靠战士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的创造力来完成战略战役上的正确决策。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在战役中敌军有五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上,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化。在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中野在《双堆集作战总结》中所说的,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是达到较圆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还是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未感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是无法想象的。陈毅对尤金特别强调,五百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也真正是人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