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的三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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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蜀学与二程洛学和王安石新学和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
苏氏蜀学是由三苏父子创立的儒学派别，它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三苏在文学领域里的巨大成就掩盖了其在经学领域里的贡献,加之传统学界的学术偏见,致使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未给三苏以应有的地位。直至近年,此种情况才有所改善。实际上,三苏作为经学家也毫不逊色,其经学著述亦颇夥。从这些成果中可以看出,三苏父子共同为蜀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苏洵是苏氏蜀学的开山祖师,那么苏轼、苏辙则是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　三苏父子是以儒为宗,通过融通三教、兼采诸子来创立蜀学体系的。苏轼在对苏辙的祝寿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一语道破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是以儒为宗、兼融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