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好老师，是一辈子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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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看到光荣兄的《幸遇真正的导师》一文，吸引了我，认真读完，再次勾起我对车铭洲先生有限的一些回忆。之前，看过朱光磊、杨龙、常健、王正毅等几位老师回忆车先生的文章，就萌生了也写点与车先生几次接触交往的回忆文字，但因为自己没有求学车门的经历，又人微言轻，写的文字会给人有蹭车先生热度的嫌疑，因而作罢。光荣兄与我本科同届，他的文章里一些回忆片断，我也有共鸣，因此，实在按捺不住澎湃的心情，写一点文字表达对车先生的仰慕和敬意之情。

车先生是我大学期间的系主任，至今对车先生的印象也是我大学时他的模样，一个个子不高、瘦瘦的、头发稀少、戴一副眼镜、背着一个黑色类似电脑包、说话慢条斯理、智慧火花频现、行走在南开校园的小老头。我毕业留校工作多年后在校园里碰见他，还是那个模样，岁月在车先生身上似乎是停滞的。因此，有老师回忆车先生的文章，说他是智慧之树常青，对此，我深有同感。

上大学时，我不太爱参与学生活动，平时没课时总喜欢去主楼六楼的系资料室看杂志，经常碰见车先生来资料室借书还书，有时就喊一声“车先生好”，主动打个招呼，车先生微笑着点点头，也从不问我叫什么名字。大二下学期时，在考虑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生涯规划时，想以后做一名大学老师，因此萌生了跟车先生读研究生的想法。当时对车先生了解很少，只是通过参加系里召开的迎新会、毕业生座谈会等场合，聆听车先生的一些教诲。只知道他是系里仅有的三四位教授之一，而且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当时只给研究生上课，不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课。因此，我也从没听过车先生的课，只是听当时读研究生的师兄师姐说，车先生讲课非常精彩，听他的课是真正的享受。那时没有全国教学名师评选一事，如果有，车先生一定会荣膺这一称号的。

上学时印象比较深的是，车先生一是让我们练习写字，对我们说，作为文科生一定要能写出一笔好字，过去考秀才举人进士等，主考官首先就是看考生的字写的好不好；二是让我们多练习口语表达，说我们是学政治学专业的，以后大多数人都会去做干部，开个会、讲个话，一定要能说会道有条理，这是基本素养；三是勉励我们一定要学好外语、高数和计算机，说这是21世纪赖以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工具和技能。因此，政治学系也是当年全校文科类专业里把高数和计算机当作必修课仅有的几个系。后来的学科发展，验证了车先生的睿智和远见。

由于有考车先生研究生的想法，大二下学期的一天晚上七八点钟，拉着同班同学可卿兄一起，鼓足勇气敲开了车先生当时居住北村的家门。我们俩自报了姓名，说明了来意，车先生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他家并不大的客厅沙发上坐下，与我们和蔼地聊起闲天来。他的老伴坐在里间，收拾着东西，对我们的聊天也不时的插上几句。

车先生比较健谈，先是跟我们聊了聊他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的一些经历。本来，国家当年选拔一批青年学生预备留苏，学习国家经济建设和 社会 发展急需的理工科专业，回来直接投身于 社会 主义建设。车先生在被选拔的学生之列。由于后来与苏联关系紧张破裂，这批学生没能去苏联留学，于是安排在国内上大学。车先生1957年便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1962年本科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在北大副校长郑昕教授指导下写的康德有关哲学思想，写了5万字，在全校毕业生大会上受到表扬。后来，他写了一篇关于欧洲中世纪神学哲学家波依提乌斯的研究长文，由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出版的《外国哲学杂志》第1期刊载。当时刚开始改革开放，中国思想界还比较僵化闭塞，对于宗教仍是持批判态度，国内研究宗教哲学的人更少。车先生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国内哲学界和思想界引起较大影响。

毕业后，车先生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哲学系，与冒从虎先生一起教授西方哲学，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当时南开哲学系正在筹划申报西方哲学博士点，后来因为冒先生因病去世，车先生调离哲学系，教授名额不够，未能设置西方哲学博士点，成为南开哲学的最大憾事。1986年，车先生被学校调到刚恢复办学两年的政治学系，担任系主任，并在系里开设西方哲学课程。后来，车先生还担任过南开大学教务长和法政学院首任院长。

车先生和我们边聊他的这些学习和工作经历，边给我们拿出他早年编写的一些学术书籍，向我们讲述他的一些研究心得体会。说实话，他当时跟我们讲的这些认识，我们根本理解不了，只是对他的学问充满了崇敬之情。记得他早年写的《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现代西方五大哲学思潮》、《现代西方哲学源流》、《现代西方的时代精神》、《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概论》、《现代哲学思潮与青年思想教育》等学术书籍，现在看来更多的是介绍性的成果，不过这在当年的中国哲学界，应该是填补空白的，对推动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研究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由此， 1988年车先生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系列传记之一《大洋洲和远东地区名人录》。对于车先生的这些成就和荣誉，当时我们更是高山仰止。即便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开乃至全国高校，车先生的学问和睿智也是广受敬佩和仰慕的。

闲聊中，我问车先生如果报考他的研究生应该做哪些准备。车先生对我说，好好学外语，看点书，别的不用特殊准备，专业课出国学去，西方哲学，当然要去西方国家学，语言关最重要。说完，我们都乐了。不过，车先生当年的研究生基本都出国留学了，仅我认识的就有张光老师、王正毅老师、苏福兵老师、苏毅老师，还有我曾经工作的学院同事常健老师，以及久闻大名、未曾谋面的李连江老师等，都有出国读博士或交流访学的经历。那天晚上，在车先生家聊了近两个小时，我们从他家出门回宿舍时，车先生一定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外，临走时还嘱咐我们一定要学好外语，有空再来。之后，我和可卿兄又去过车先生家两次，每次都依依不舍地离开他家。

大三暑假回到家才得知父亲病逝。我万念俱灰，而且，由于上学时我是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的，每年的最高贷款额度是500元，政府补息，毕业之前归还本金就可以了，不然就要归还利息。农民意识的我对于银行利息，压力很大。当时上学时的学费是每年600元，还有住宿费和生活费，贷款根本不够，只能主要靠姐姐在外打工挣来的工资支持我上学，以及哥哥微薄的工资给我的有限帮助。因为碍于情面，我从未向系里申请过困难补助，也不想做勤工助学耽误学习。由于哥哥姐姐他们当时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困难，觉得不能再依靠他们对我的帮助，加上又身负贷款，于是我决定放弃报考研究生，毕业先找份工作养活自己。毕业前，正好赶上学校党委宣传部需要留人，在朱光磊老师的推荐下，我留在了宣传部从事党务工作。这样，我就错过了成为车先生学生的可能，我更是错过了车先生这样的一位智者老师，这成为了我一生的遗憾。

记得毕业典礼上，车先生作为教务长向每个系的毕业生念毕业寄语。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念到外文系毕业生寄语时，车先生说：中国人，学外文，学好了外文还是中国人。短短的一句话，传神地表达了对外语专业毕业生的期望，引起主楼小礼堂典礼现场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和雷鸣般掌声。

当年，我之所以选择留校工作，主要是认为在学校工作以后上个研究生更容易一些，甚至可以读个博士，做一名专业教师，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最初的留校愿望只能成为黄粱一梦。天不遂愿，时也、命也、运也。

在学校工作的日子里，我偶尔会碰见车先生，和他打个招呼，只是不好意思提起上学时去他家表达考他研究生的事。估计车先生也想不起来我去他家的事了。再后来，我从校机关调到之前上学的学院工作，每年年底陪同院长或书记去车先生家慰问，和车先生及他的老伴聊聊家常。车先生还是那么的思维敏捷，话语睿智，和他聊天充满着启发和乐趣。

再后来，车先生参与筹备了南开大学泰达学院，计划采用新的办学模式，打造国际一流的应用型 科技 研发学院。车先生还参与创建了我现在服务的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并担任法政系首任系主任，为学院和系里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听光荣兄说车先生今年85周岁，我虽未能成为车先生的入室弟子，但我对学问和真理的兴趣与热情是车先生点燃的，我一直以来视车先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最后，祝车先生 健康 长寿，智慧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