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26日,中国科学院向社会发布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宣言
基本上正确陈述了科学的理念,对于公众了解科学理念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与此
同时,也必须指出宣言中有部分陈述宣扬了反科学的主张,对于公众理解科学造
成了负面影响,应该加以澄清和纠正。本文是对这些反科学陈述的剖析和反驳。
一、关于科学的“负面影响”
原文1:“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可能给社
会带来负面影响,并挑战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
在分析这段话之前,先讲一则外国笑话:
一位妙龄女郎在旅游地租了一条小船,划到小岛靠岸,坐在船上津津有味地
读着带来的小说。一位警察出现在她面前,对她说:“小姐,此处禁止钓鱼,请
你缴纳罚款。”女郎说:“你看到了,我在读书,没有钓鱼。”警察说:“你的
船上有钓鱼的工具。”女郎说:“如果你对我罚款,我将会控告你强奸。”警察
说:“我没有强奸任何人。”女郎说:“你身上带着强奸的工具。”(女郎使用
的反驳方法叫做“逻辑
归谬法”——转贴者)
如果你是个健康的成年男士,每天一上班,你的同事就要宣布:“你身上带
着强奸的工具,可能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你作何感想?(如果你是个健康的
成年女士,每天一上班,你的同事就要宣布:“你身上带着卖淫的工具,可能给
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你作何感想?)尽管这位同事所说的是个事实,所有人都
带着犯罪的“工具”,“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不可能绝对排除,但是
这位同事如果不是
精神病,肯定是别有用心。特别是当这位同事自己有过“给社
会带来负面影响”的累累前科,其动机就更加可疑了。
源于宗教及其派生的哲学、伦理的世界性反科学思潮滚滚而来,怎奈如今已
经不是
伽利略的时代,任何势力要想彻底否定科学都是徒劳的。反科学势力不得
已而求其次,采用对科学妖魔化、污名化、罪名化的手法,竭尽诬蔑诋毁贬低之
能事。强调科学“负面影响”的“双刃剑”陈述,就是反科学势力建立的一个
“据点”。
“负面影响”之说的基本逻辑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有正面和负面的
影响,所以迷信和科学应该取得同等地位,于是就有了后文的“避免把科学知识
凌驾其他知识之上”的说法。这种逻辑就相当于说:
刘翔跑不过光速,任何人也
都跑不过光速,所以任何人都和刘翔跑得一样快。这个结论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
的。
在现实生活中,“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在法律上,科学的结论可以在法庭上直接作为证据,而“其他知识”则不可以。
在强奸案的审理中,DNA鉴定结果的证据力远远高于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证词陈述。
“挑战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原文陈述并没
有言明,看似中性表述。但是从句子整体的转折句式和“并”所表达的并列关系
来看,原文显然对这一“挑战”作了负面表述。这种负面表述是完全错误的。从
历史事实来看,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有两次大的挑战:
日心说战胜地心说和
进化论战胜神创论。历史已经证明,科学对“社会伦理”的
挑战正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正面而非负面的影响。如果说地心说和神
创论只涉及基督教文化中的局部社会伦理,那么安全套这一技术挑战人类社会伦
理的深度和广度则远远超过前面两个理论。无论从克服人口爆炸还是预防HIV感
染来看,这种挑战都是正面的。
必须看到,“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科学,曾
经给世界带来多次浩劫,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就是一例。
钱钟书对此有
个深刻的总结“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
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
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
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
伦理学本身不具备像科学那样的自我纠错机制,只能依赖浩劫之后的痛定思
痛,由史学家进行总结。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科学“挑战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
社会伦理”是社会伦理改正错误的重要动力。我们需要警惕的并不是科学技术的
“负面影响”,而恰恰是“社会伦理”的高度风险。
二、关于科学的社会责任
原文2:“当代科学技术渗透并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人们对科
学寄予更大期望时,也就意味着科学家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
这个陈述是错误的。任何人的“责任”都不能来源于“期望”和“影响”。
正如无论家长如何“期望”,都不构成子女必须飞黄腾达的“责任”;
郭德纲的
影响力再大,限于其知识结构,也不可能负起检验药品成分的责任。
责任的正当来源是:可预测和责权利平衡。可预测是承担责任的第一原则,
所以正规的商业合同都有对于人力
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主要包括地震、火灾、
战争等缔结合同的双方都无法预知的事态。关于责任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责任、
权力和利益的平衡。例如虽然我们无法预测具体的海难、空难和交通事故,但是
能够知道其发生的概率,就可以用一定的利益让保险公司承担货物和人身损失的
赔偿责任。
美国部署NMD和TMD,众多科学家发表声明表示反对,
布什代表军工企业的利
益,仍然一意孤行推行这一计划。在这个案例中,科学家发表声明就已经尽到了
责任,因为他们的权力到此为止,实际部署NMD的责任只能由握有权力的布什来
负,与科学和科学家无关,尽管NMD也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成果。
原文3:“鉴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试验场所和应用对象牵涉到整个自然与社会
系统,新发现和新技术的社会化结果又往往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且可能正在把人
类和自然带入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直接影响人类自身以及社会和生态伦理,
要求科学工作者必须更加自觉地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珍惜与尊重自
然和生命,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同时为构建和发展适应时代特征的科学伦理做
出贡献。”
这一段里错误很多。首先“应用对象牵涉到整个自然与社会系统”的并不是
“当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古代技术发明同样有此效果。例如,从狩猎采集到农
牧业的技术进步,使我们的整个大地的地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变化比现代科学的“牵涉”要大得多。至于“实验场所”,恰恰是“当代科
学技术”使得“试验”有了专门的“场所”,使其与“整个自然与社会系统”实
现隔离,不再“牵涉”,而此前的传统医学和其他技术发明,试验都是直接在整
个社会中进行的。
“社会化结果”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并不仅仅是当代“新发现和新技
术”,当年纸张和
印刷术的发明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同样是其发明者所无法预测
的。“人类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从来就是“不可逆的”,与科学无关。由于
生命的出现,地球大气由还原性成分变成了氧化性成分,是“不可逆”的;恐龙
灭绝和
哺乳动物的扩张,也是“不可逆”的。
秦始皇变分封为集权,是“不可逆”
的;
张勋复辟的失败,也是“不可逆”的证据,这些也都“直接影响人类自身以
及社会和生态伦理”,甚至影响人类能否存在。“不可逆”是自然和人类历史发
展的必然,并无任何特殊之处。反科学势力制造的“不可逆”,也像“双刃剑”、
“负面影响”一样,是污名化科学的专用词汇。
“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隐藏着诸多陷阱,“生态的基本伦理”更是谬
误百出。当今最时髦的胡说——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就是打着“珍惜与尊重
自然和生命”的旗号,直接否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谬论,甚至认为人类是地
球的
癌症,只有灭绝人类才能保护生态。对于这些歪理邪说,“科学工作者”所
必须做的,绝不是盲目地“遵守”,而是彻底批判和痛加驳斥。“为构建和发展
适应时代特征的科学伦理做出贡献”,只有在充分剖析现存伦理学的各种流派,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彻底清理重新建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原文4:“鉴于现代科学技术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且具有高度专业化和
职业化的特点,要求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
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包括: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
旦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
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
“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的绝不仅仅是“现代科学技术”,其他文化领域
概莫能外,而且其负面影响全都大大超过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伦理的风险前文已
经分析过,“道德是个双刃剑”的说法却不为人知,很少有人知道社会伦理的
“负面影响”,也未见伦理学界“及时向社会报警”。政治的“负面影响”是所
有人的切肤之痛,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但是至今也没有政
治学家想出一个可以克服政治的“负面影响”的妙法,世界大小战争不断,仍在
流血。那么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可曾“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
估”么?没有。因为这是做不到的,没有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的鼓
吹者能预测自己的谬论会给社会带来多少损失。
所谓“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纯属无稽之谈。科学家
面对的是未知的世界,“可能后果”都在迷雾之中,硬要“评估”只会导致胡说
八道。当贵妇人问法拉第:“电有什么用?”法拉第回答说:“初生的婴儿有什
么用?”这个比喻很贴切。面对一个婴儿,无论说他将来要升官、要发财还是会
沦为盗匪,都没有任何根据。法拉第不知道多少伏特电压可以电死人,居里夫人
不知道伽马射线照射人体的后果,发明汽车的人也不可能知道现代社会交通事故
的死亡率。对于一个婴儿,只能把他养大,说其他的都没有意义。
“及时向社会报警”也必须考虑这样做的“负面影响”,一次误报的地震预
测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往往会超过一次没有预报的真实地震。这种“报警”最成功
的例子就是基因工程发端时期的报警。虽然这个报警忧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基因工程的安全规程已经建立,但由此引发的对基因工程的曲解却不断扩展,甚
至衍生出“基因污染”这样的伪概念,造成社会无谓的争论和损失。从后来的结
果看,当时如果不向社会报警,而在同行中商议解决问题,可能是更为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