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宁静到极致的鸿儒——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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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昏睡十年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生活不恬淡则易于贪图享乐，为世俗名利所左右，而无法明确高远志向；性情不宁静，则易于心浮气躁，为私心杂念所左右，而无法专心致志、达至高远境界。博学鸿儒钱钟书可谓是践行“淡泊”、“宁静”的典范。

      钱钟书一生潜心于读书、思索、创作、研究，其学问横通中西，纵贯古今。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事实上，他在学术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丝毫不亚于在文学创作领域，代表作品主要有：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诗文艺术评论《谈艺录》、《宋词选注》、《管锥编》等，可谓成就斐然。

      本来，一向不事张扬、淡泊宁静的钱钟书并不为普通大众、甚至学术界所熟知、追捧，他也无意成为家喻户晓、呼风唤雨式的人物。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长篇小说《围城》的再版，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的出版，“钱学”开始兴起，1986年，作家舒展写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研究“钱学”一时成为时尚，“钱学”猛然跃居“显学”之位。对此，钱钟书没有欣然陶醉、沾沾自喜，而是理性而冷静地清楚己之所重与所需，对“钱学”之兴起与热闹颇为不安与警惕。

      他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他自己“期期不愿与闻”，也竭力劝阻他人研究自己，固辞不获之后，只好任由他去，因为自己没有时间与精力消磨其中，更多更有意义的事需要自己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做。

      1990年12月，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的热播为其赢得广泛赞誉，也为其带来诸多名利，然而这恰恰不是重视精神充盈的钱钟书所希冀的。从不以物质生活上的清贫为苦，也从不以成为学术明星和家喻户晓式的文化名人为荣的他，毅然将上万元的稿酬慷慨捐出，婉言谢绝国内外多方重金聘请讲学，婉拒天南海北慕名而来的万千粉丝门的“朝圣”，对于趋之若鹜的媒体记者，不愿往自己脸上贴金，也不愿他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刻意“装扮”自己的钱钟书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他宁愿过一种无名利纷扰、恬然自适的真正自由的生活。1991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八家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专辑，他名列第一辑，然而找到他时，他却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谢绝了拍摄，他不仅仅是抵挡住了常人所难以抵挡住的名与利的诱惑，他根本就不愿、不屑于追名逐利，而沦落至为利所缠、为名所缚的精神囚徒，他清醒地认识到“一只鸟儿的翅膀系上了黄金就再也不能展翅高飞”。他曾谆谆教诲一位青年学子：“你们年青人，名利地位都不要去追逐，年轻人需要的是充实思想，要多层次、多方位去思维。”“视名利如浮云，视地位若草芥”的知识分子清高气节与风尚一展无遗。

      钱钟书学问高深、志向境界高远，情趣高雅，人格高尚，不藉口舌而扬名，不屑作秀而闻达，专心致志于心仪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事业而不作他顾。他曾对一青年学子说：“用谈话和举动为自己制造的公开形象，往往是一位成功作家的最失败的创作，当然，也许是一位坏作家的最好的创作。”既是诲人，也是自省。

      钱钟书潜心学问，甘于寂寞，乐于恬淡，不愿虚掷光阴于交游而混迹于无意义的应酬之泥潭中；他惜时如金，甘饴宁静，淡泊自守，不喜他人慕名拜访而打搅自己宁静的学习与生活。有一次，一位外国女士慕名打电话欲登门拜访，钱钟书如此婉拒：“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钱钟书是如此的淡泊宁静，不喜交友，也许有人会认为钱钟书性格怪癖，不近人情，其实，他对真挚的友情看得很重，他极为珍惜真正意义上的友情与无功利之心的有意义的交往，对情投意合的旧朋老友及其子女可谓情深义重，绝非无情无义之人；也许有人会认为钱钟书不善交际，无趣木讷，其实，他博学多才，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诙谐风趣，常常令人捧腹，令友赞赏，颇有孟子、韩愈之遗风。

      钱钟书是如此的淡泊宁静，甚至可以说淡泊宁静到了极致。他曾向夫人杨绛交代，自己死后丧事从简，不留骨灰，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要默默无闻、安安静静地走。在他死后，杨绛据理力争，排除一切干扰，帮助他实现了遗愿。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风恬浪静中，见人生之真境；味淡声希处，识心体之本然。”钱钟书是深刻理解其中真谛的，其淡泊宁静的一生令人敬仰，正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时光飞逝，天堂团圆，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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