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儒林外史》与《西游记》二书的讽刺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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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从作者生活的时代看，吴敬梓、李渔所在的明末清初，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很有些相似。其主要特征为：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和人权等等，但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一方面，清初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刚建立的封建王朝，除了实行八股科举选拔官吏，吸收汉人任职（而实权仍由满人把握）来笼络知识分子外，还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文化乃至学术领域的控制，确立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使知识分子遵从三纲、五常的“天理”；另一方面，是清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又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并掀起了反八股科举、反理性空谈，反禁欲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
　　吴敬梓、李渔是以文学为武器，对八股科举、程朱理学进行宣战的。当然，吴、李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反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的道路的，而是有其变化发展过程的。吴、李都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饱读诗书，热衷功名，都先沿着“科举仕途”向前走。科场屡遭失败后，他们才逐渐认识到八股科举的不合理性和坑害人才，以致改弦易辙，绝意功名。李渔转变生活方式后，将目光投向世俗民情，提倡个性解放，主张婚姻自主，批判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禁欲主义”；吴敬梓却在科场失利后，将目光主要投向知识分子，“机锋所向，犹在士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尽管两人关注和批判的对象不同，但他们的思想都带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因素，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从书中讽刺的具体内容来看，《儒林外史》和《十二楼》都具有相当的深度。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批判八股科举制度的，它是通过对八股取士制度下那些知识分子无文无行的嘲讽，来揭露和鞭挞八股取士制度坑害人才，毁坏文化的罪恶。吴敬梓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文行”并重；而八股文标榜解释儒家经典，“代圣贤立言”，而实际上，八股时文“原非圣贤之制撰”，它支解了儒家经典的语言，抽空了儒家“文行”并重的核心思想，丝毫不能阐发“圣贤之微奥”，只不过是作为知识分子“饵名钓禄之阶”。《儒林外史》描写那些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仕宦之门的知识分子，都是写不学无术、空疏无庸之徒。他们不仅没有知识，没有学问，而且没有品行。像举人张静斋、范进等人，竟空疏到不知刘基、苏轼为何人，进士出身的王惠也不知词这种文学样式起于何时，竟然相信山人述士胡诌什么关帝能填《西江月》词。这对八股士子的贫乏无知、可鄙可笑是讽刺得很尖刻的。
　　李渔《十二楼》是从原始儒学“恕道”的观点出发，以期能“正人心，扶世教”，因而对明清理学扼制人性、人欲的禁欲主义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以及封建统治者纵欲荒淫的可耻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无情的嘲讽。人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属性，这是先秦儒家早就肯定了的。孟子不仅确认“食色”是人的“天性”，而且还劝谏君王“好货”“好色”应“与民同之”。清代戴震更从生理学上剖析其实质，说：“欲者，血气之自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原理的。（见《疏证》下）理学家否定人欲，实质上就是否定人的存在；要灭绝人欲，也就是要灭绝人类。可见，理学的禁欲、灭欲是何等的反动！李渔《十二楼》是以艺术的语言表达了对理学的批判精神。
　　《十二楼》对禁欲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积极支持方面。其支持的具体方式，主要是运用丰富的想象，设想青年男女是如何冲破封建礼教、家长制的层层禁区，来实现自主婚姻的愿望；其方式手段都是闻所未闻的。如《合影楼》中的男女主角珍生、淑娟，是通过倒映在池中的影子谈情说爱，互诉衷肠的；《夏宜楼》中的瞿吉人凭借望远镜窥视闺房，终能如愿娶了大家闺秀娴娴为妻；《十卺楼》以儒家的“恕”道，批判封建统治者“己所欲”而“勿施于人”，“己所不欲”而“偏施于人”的专制和霸道；《奉先楼》表彰了将妻子送还原夫的那位将军，肯定了他的仁慈和宽厚的美德，宣传儒家“与民同乐”的思想。可见李渔虽然反对禁欲，但也不主张纵欲。
　　《十二楼》的进步思想意义，不仅在于它讽刺和批判了禁欲主义对人性、人欲的窒息，而且还在于人性、人欲作进一步哲理反思。《合影楼》、《夏宜楼》等以青年男女斗争的胜利，说明人欲之不可灭的道理；《奉先楼》、《鹤归楼》则以“节欲”来劝勉世人，并对封建统治者无底的“欲壑”和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了彻底的爆光和无情的批判。《十二楼》就是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判统治者出尔反尔，一面在大肆宣扬崇理灭欲；一面又在放纵滥欲。《鹤归楼》中的皇帝，为满足自己无度的兽欲，下令搜罗民间美女，甚至还闹出皇帝吃臣子之醋，肆意图谋报复的丑闻。《萃雅楼》揭露奸臣严嵩之子严世蕃为满足其色欲，以势欺人，残害美童身心的罪恶。《十二楼》中如此之类的描写，把理学的反动性和虚伪性给全部亮了出来，崇理灭欲的理论根基已倒了，理学的反动与荒谬已处于不攻自破的境地。
　　再次，就其讽刺的形式而论，两书都是一喜剧性形式，表现悲剧性的内容。《儒林外史》和《十二楼》中的笑，是含着泪的笑；在笑的背后，隐藏着压抑了很久的郁闷和愤慨。这也体现了《十二楼》和《儒林外史》讽刺的严肃性和深刻性。《十二楼》中的《生我楼》写尹小楼巧得团圆的故事，实现了李渔“劝惩”的创作目的，但它并不是单纯的“善有善报”的大团圆，因为其中暗含着社会的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特别是乱兵抢得无数妇女在仙桃镇“开了个极大的人行”，把妇女装在布袋中，论袋称卖的情景，折射出当时妇女难以逃脱的命运悲剧。有人批评李渔小说“大团圆”结局的处理，说“这些愉快轻松的喜剧最能表现李渔小说对悲剧人生的敏感性逃避”。然而，这话正道出了李渔小说讽刺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即在李渔小说的深层里隐含着悲剧性的内容。李渔偏重于戏谑调笑，嬉笑怒骂皆成绝妙文章，尽管严肃性不够，但它属于愉快的喜剧型。
　　第四，从讽刺的表现手法来看，两书也有这明显的差异。
　　《十二楼》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叙述式的讽刺手法。它单纯叙述故事多，细致刻画人物少，人物形象显得不够丰满。由于作品的目的性很强，善于利用故事来说理，教育的作用更为直接，明显。作者常常穿插其间，大段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和爱憎感情，显示出议论化的特点。有时揭露丑恶现象教浮泛，似有“笔无藏锋”之嫌，甚至还时露轻佻的字眼，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儒林外史》则不然。鲁迅说它“戚而能悲，婉而多讽”。（《中国小说史略》）这准确地概括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征。《儒林外史》主要是通过情节的提炼与典型化，把反面现象本身的矛盾和荒谬，集中地显示出来，作者的是非观念与爱憎感情，则寄寓在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之中，从不直露作者的看法，显得非常委婉含蓄。《儒林外史》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鲁迅又说，“自《儒林外史》出，说部中才始有堪称讽刺之书。”（《且界亭杂文二集•论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