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厌恶隋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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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 中国历史是由“典型人物”组成的。史官们一直在先验地贯彻江青同志的指示，不写“中间人物”，只塑造神或者鬼。构成“神”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天纵神圣，完美无瑕，构成“鬼”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在这些“鬼”当中，隋炀帝杨广是面目最丑恶的一个。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TOP1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事实上，从唐代开始，就不断有历史学家一再指出，所谓“好色”、“淫逸”、“淫母”、“弑父”，绝大多数都是由野史作者们强加在隋炀帝头上的，在正史中并无证据。如果认真阅读那些经得住推敲的史料，我们会发现，杨广其人其实是一个相当雄才大略也相当勤奋敬业的君主。他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直到他去世，始终与元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象他这样感情专一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在位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呆在宫中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一生勤于政事，可谓一个宵衣旰食的工作狂。他开凿大运河，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刚刚统一不久的南方和北方，巩固国家的统一。他攻打高丽，也是为了消除边境的威胁，保证亚洲朝贡体系的完整。事实上，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功业相当辉煌，虽然隋炀帝连续四次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资治通鉴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然而，很不幸，虽然关于隋炀帝的野史传说是那样的荒诞不稽，漏洞百出，却被我们这个民族津津乐道了千余年。他的半生功业，却很少有人提起。这当然部分是因为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然而，更重要的却是隋炀帝其人的性格和气质，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偏好反差太大。隋炀帝最为传统史家所厌恶的，是“多欲好动”。隋炀帝继承了隋文帝留给他的安定富足的统治基础，却不以“守成”为满足。他“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希望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规划和改革，没有一天不在兴建工程、外出巡视和进行战争。迁都洛阳、开凿运河、重修长城、招徕四夷，每一个举动都是惊天动地。同时，因为好奇心强，探索欲盛，他一生做了许多其他帝王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个到西部旅行的人。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收集了“玛瑙杯”、“狮子皮”、“火鼠毛”、“五色盐”等而返。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所有这一切，都触犯了传统文化之大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欲望”、“多求”和“好动”一直被认为是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因素。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中国文化敌视欲望。朱熹就曾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改革”、“兴作”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炸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虽然在隋炀帝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雄厚的财政基础，使他有理由认为大隋王朝的富足应该被利用起来，为整个帝国谋得更大的利益，但这并不能成为传统文化原谅隋炀帝的理由。因此，我们这个民族对隋炀帝的厌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失败，更是因为他的性格和气质与主流文化的相克。因此，我们对他的厌恶，不仅仅是意识的，而且是下意识和潜意识的。这就是为什么隋炀帝比秦始皇受到历史更不公正待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