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反清思想包括那三个部分？

Answer 1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和思想指导者，与整个运动相始终。认识了洪秀全，可以说基本上认识了太平天国整体事业。这里就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形成和发展、学习西方的反侵略思想与实践， 以及对19世纪末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以求正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洪秀全反清爱国革命思想的形成

洪秀全，广东花县官禄布人，1814年出生于一个中等农民家庭。青年时代的洪秀全，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曾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力图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的老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光宗耀祖。

1843年，即鸦片战争失败后一年，他第四次赴广州应试，结果又名落孙山，为此他愤怒万分地说：“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为不平之心所刺激的洪秀全，“发现研读孔子不再是获取功名的途径。正当日后宏图伟业岌岌可危之机，圣经的真相，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基督教的教义也就深入其心。”〔1〕当时， 他读了1837年赴广州应试得到的被束之高阁的《劝世良言》，“如梦初觉”，遂抛弃了科举致仕的老路，创立了中西结合的拜上帝教，决心“要开创新朝”，来代替满清封建王朝。这是洪秀全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对于洪秀全由读书做官到造反当皇帝的思想转变，中国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标志着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另一种则认为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是1847年形成的。这里就涉及到洪秀全早期著作，即1845～1847年《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的理解问题。现将这三篇著作，略加剖析。

《原道救世歌》宣传独拜“真神惟上帝”，不准拜邪神，反对邪淫、忤父母、行杀害、盗贼、巫觋、赌博等六不正行为〔2〕。

《原道醒世训》抨击了当时“世风日下”是“一出于私”造成的，提出要建立一个“公平正直之世”——“大同世界”，来代替那个“陵夺斗杀之世”的旧世界〔3〕。

《原道觉世训》强调上帝与妖魔的对立，提出“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当共击灭”“阎罗及其妖徒鬼卒。”〔4〕

这三篇文章，太平天国后来把它们编为《太平诏书》颁行。其中前两篇文章，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劝人为善”，即“改邪归正”，没有明确提出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观点。后一篇文章，在宗教外衣下提出以暴力推翻妖魔即后来的清朝皇帝“咸丰妖”的思想。正是依据这一史实，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要到1847年才形成。笔者认为1847年前洪秀全暴力反清思想虽然未完全形成，但反清思想早已形成。

1847年5月，洪秀全从广州罗孝全学习圣经之后，第二次来到广西，与紫荆山创立拜上帝教的冯云山会合，终于确立了反清的具体革命计划。最后在上帝教信徒与地主武装冲突中，于1850年底开始“团营”，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反动统治。

综上所述，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反清爱国革命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改邪归正”到“斩邪留正”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当和平改革已不可能时，才采取暴力推翻清王朝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将“改邪归正”和“斩邪留正”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因为“改”和“斩”的目标都是针对清王朝的，不同的仅仅是手段，即和平改造还是暴力革命的问题。

二、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

洪秀全在宗教外衣下的平等平均思想，代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所以金田村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两湖三江， 终于在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南重镇南京，汇合成燎原之势。

随着太平天国初期胜利发展的实践，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也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他把原始基督教的“太平之世”与儒家大同思想熔于一炉，并把历史上千百年来亿万农民追求的平等平均思想提高到一个消灭私有制的新阶段，从而将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反清与反孔相结合和对外政策三个方面。而《天朝田亩制度》是其集中体现。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的一个立国纲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内容，其核心是土地问题。

《制度》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即土地国家公有的原则，宣布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并规定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女。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所谓杂以九等，就是按田亩产量，把土地分为上上、下下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坏田），好丑各一半”〔5〕。

对于受田年龄，规定“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于十五岁以下一半”。《制度》还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至于人民“所有婚聚弥月喜（丧）事，具用国库，不得多用一钱。”由此可见，农民分到的田，只是使用权，而所有权则归天王的国家所有。

《制度》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二母鸡、二母彘（猪），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6〕可见， 《制度》要建立的仍然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小生产自然经济。《制度》没有提到商业，是很自然的事。

总之，《制度》在土地问题的基本精神是：试图在小生产基础上，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由天王所代表的太平天国国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平均分配，以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目的。这是《原道醒世训》中“大同”思想的深化与发展，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设计，集中表达了千百年来贫苦农民追求消灭私有、压迫、剥削，创建一个天下为“公”、“共同富裕”的“太平”世界的理想。马克思把这种消灭“私有制”的思想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也把洪秀全的“均产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

把反清与反孔结合起来，是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在天京，太平天国掀起了一个“敢将孔孟横称妖，经世文章尽日烧”的排儒高潮。洪秀全试图从制度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他这种把“奉天讨胡”的政治革命与反孔的文化革命同时并举的做法，尽管有严重的局限性，但在近代社会变迁的模式上具有先驱意义，开创了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力求把两者融合起来的新途径。这个问题，我写了《洪秀全与中国传统文化》、《洪秀全反孔的再评介》等文，不再赘述。这里只想补充一点，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儒术更为应手。

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则是顺应时代的需要，提出独立、平等、友好的对外交往原则。

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曾说：“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产业而不得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拜同一天父，共崇敬同一之天兄世界救世主之真道。”〔7〕这是主张国与国、 民族与民族之间应当平等友好交往，不得侵害别人所有，干涉他国内政。这具有一定的反对外国侵略意义。

当1853—1854年英、法、美第一批公使访问天京时，北王韦昌辉根据上述平等友好交往的原则，在回答英国公使文翰时说：“吾等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8 〕虽然洪秀全尚有自诩为“天下万国真主”的大国主义思想，也不能掩盖他对外平等友好的开放立场。对于这一点，甚至连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承认：“广西革命军人对外国态度是友好的。”这与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形成显明的对照。

洪秀全要创建的太平天国，是千百年来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没有压迫、剥削，国与国、人与人、男与女平等的理想国家。正是这一理想，汇集了广大贫苦农民，并成为他们反清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经过北伐，特别是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胜利，于1856年5月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安徽、江西、 江苏广大地区，把太平天国事业推向全盛时期。

三、洪秀全学习西方的反侵略思想

1856年太平天国进入全盛时期，“开创新朝”事业大有希望的时候，革命最高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亲痛仇快的内讧悲剧。这次内讧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开始，中经韦昌辉滥杀无辜，到1857年石达开率精锐出走结束，历时近一年。内讧造成严重的恶果：一是这次“天京王杀王”的悲剧，使首义诸王或死或走，只留下天王孤家寡人一人外，前期领导核心全被破坏，“自坏长城”；二是清军乘机攻占武昌、九江、镇江等长江中下游战略要地，到1858年清朝重建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三是更为严重的损失是“人心散乱”，广大将士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当时太平军内部有首民谣云：“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依旧让咸丰。”因此，当时曾国藩曾说：“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太平天国面临着由盛转衰的严重危机。

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有象曾国藩预期的那样被镇压，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客观上一是当时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不可能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仍处于高潮，分散了对天国的压力。主观上是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重建领导核心，“振作同心”，艰苦奋战，于1858年继三河大捷之后，又取得二破江北大营的胜利，使太平天国得以“稍可自由”。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前期洪秀全向西方学习还停留在宗教上，那么后期则触及到学习西方经济、政治等实质问题。这一新的发展集中表现在他批准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学习西方的政纲《资政新篇》上。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根据在香港七年学到的资本主义知识，向天王提出的力图振兴天国的近代化政纲。《新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

政治上，它要求加强“权归于一”的中央集权，反对“联盟结党”的分裂主义倾向，学习“西邦邦法”，即若干民主制度。

经济上，主张采用西方国家“火船技艺”的先进生产力，发展近代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鼓励私人雇工设厂，制造产品，给予专利，允许“百万富翁”存在。

思想文化上，强调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朴实文风，兴办新闻馆、医院、学堂等公益事业，禁止贩卖鸦片、人口等。

外交方面，主张自由通商和平等友好交往，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立场。更可贵的是，它认为与外国“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善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诬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诬字样，是口角争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新篇》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与“番国并雄”的“兵强国富”的近代化国家，“奋为中地倡”。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那么《资政新篇》则是“欧风美雨驰而东”的结果。

洪秀全对《新篇》的28条建议，除“准买新闻篇或暗柜”三项表示以后再行，有16处批“是”，七项批“此策是也”，说明他基本上都是赞同的。这就说明洪秀全是顺应时代潮流，向西方国家摸索救国救民真理，思想已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新篇》是游离于农民运动之外的舶来品，与太平天国没有内在联系。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以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趋势，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主张。这是一；其二，事实证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主张搞近代化的不仅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还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和容闳向洪仁玕提出的七条近代化建议；第三，太平天国后期，实际上已经开始购买制造洋枪、洋炮、轮船的军事近代化活动，比洋务派搞洋务运动还早几年。那种认为农民天然拒绝中国近代化观点，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生活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进军苏浙胜利后，洪秀全把广大将士奋战的一切胜利，归功于上帝的保佑，从而更迷信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拜上帝教成为束缚洪秀全至死的严重精神鸦片。同时效法古人“众建诸侯而削其力”的方法，滥封王爵，更加深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主义倾向。与太平天国内部分裂相反，清王朝则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满汉地主阶级和中外反动派则公开联合起来镇压革命。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经世派执掌军政大权，以各个击破的手法进攻太平天国。

面对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进攻，洪秀全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既表现了学习西方接纳新知的开明，又表现了御侮的民族勇气，两者具有同样的光辉。他号召太平军将士，与“妖（清朝）及番鬼盟军”展开英勇的反侵略、反清的武装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主义精神。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太平天国失败和清朝统治得以延续，除了其它主客观原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崛起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派势力。洪秀全与曾国藩两者对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理想在中世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社会，前者用理想汇聚力量，后者用传统汇聚力量。结果只能是传统战胜理想。

四、洪秀全思想和业绩的历史影响

近代中国110年历史的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要求独立、民主；二是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从爱国走向近代化与从爱国回到中世纪，是区分近代爱国主义与传统爱国主义的主要标志。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外争独立，内搞近代化，说明他的爱国主义已经由传统向近代转变，并具有近代爱国主义的性质。

太平天国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而烟消云散，接着兴起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基督教的教案，直至19世纪末汇合成近代中国第二次农民运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从爱国回到中世纪，这正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发生感应的内在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在战争中确实有严重破坏江南经济的一面。正如王韬所说，当时江南“几于百里无火烟，其中人民大半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耕不弃。”〔9〕苏州府九县一厅，人口由1831年的340万降到1865年的128万。这个破坏中，湘淮军、侵略军和太平军都应负责， 全加在太平军身上，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任何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尽管有破坏，却是革命的、合理的，因为它推动了历史前进。

太平天国尽管有破坏江南经济的一面，但它仍然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从经济上说，太平天国后自耕农增加和永佃制盛行。

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地主势力，迫使地主或逃或亡，使一部分农民把“租田概作自产。”革命失败后，地主“视田为畏途”，农民通过低价买田占有了一部分田地；再次，农民又通过“开垦”无主荒田，“占为世业”。这样，江南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集中现象有所缓和，自耕农数量明显增加。另一方面，是江南田底、田面权分离的“永佃制”盛行。农民持有田面权后，生产积极性提高。以上两个方面，都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从政治上说，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中央集权制，促使湘淮地方实力集团的崛起。

湘淮军地主武装集团的崛起，其主要推动力量显然是太平天国。湘淮集团崛起又从根本上削弱了清王朝“无与伦比”的中央集权，形成汉族地方督抚专权的“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从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的五年中，湘淮军控制的地方督抚逐步增加，最后竟在全国8 个总督中控制了5个，15个巡抚中占了7个，比例分别为52.3％和46.7％〔10〕。正如范文澜所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再加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搞洋务运动，“其结果倒不是加强反革命，而是成为有利于新的革命火焰爆发的因素之一。”〔11〕

从思想上看，太平天国运动对后起的新的政治力量影响更为深远。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曾说：“太平军一役，其可称之为良好结果者，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观此后1894、1895、1898、1900、1901、1904、 1905年种种事实之发生，足以证予言之不谬也”〔12〕。 历史证明容闳的这一判断是对的。在戊戌维新期间，金田起义常常被康有为等借来作为迫使光绪帝变法的力量，这是用反衬来促成变革。康有为的《大同书》，无疑是洪秀全建设“大同”世界的继承和发展。义和团运动期间，领导人张德成、曹福田曾以洪杨自居。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把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自称为“洪秀全第二”。他自觉接受太平天国的正面影响和因争权夺利分裂火拼的反面教训。“先生（孙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13〕他的旧三民主义中，“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是对洪秀全“奉天讨胡”的继承，民生主义是对《天朝田亩制度》中“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迫贫者”的思想发展。至于民权主义，虽然是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但也总结了太平天国“大家想做皇帝”而发生内讧反面教训的结果。辛亥革命另一领导人黄兴，也是受太平天国影响参加革命的。

从以上三方面综合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太平天国失败的悲剧，就没有中华民国的成立。正如《剑桥晚清史》第十章所说：“倘没有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的元气耗尽，那些爆发户、青年军官和活跃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吗？……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的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结论是：“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瓦解的开始。”〔14〕美国学者贾希尔也说：“太平天国的革命是一种冲突，所以宣布旧中国之死亡，结果乃为中华民国之诞生。”〔15〕因此，那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者及其代表人物的假、丑、恶描绘成真、善、美，而对于推动历史前进的太平天国运动说成中国贫穷落后、黑暗纷乱的祸首与根源，是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