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愈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鍊,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覆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於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
〈送董邵南序〉是一篇为朋友送行而写的「赠序」,但韩愈意在言外,旨在劝阻朋友远行,因不便直说,故含蓄委婉地於文章中旁敲侧击,或以「古」「今」对比,或从「有合」之意转折至「不合」。文虽不长,却富於情理,极尽曲折跌宕之能事,可见得韩愈高奇的文才及风格。
〈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为了阐发和补充李翰所作的《张巡传》而写的史传文章。韩愈以侧面方式描写,透过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人的爱国形象与坚强性格。全篇於叙中带议,议论处理直气壮,记叙处生动逼真,充分掌握了人物的精神,使原本琐碎的材料能杂而不乱,读来也能一气呵成,是韩愈传记文的力作。
韩愈除了擅长於立意说理的议论文之外,写起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也同样哀恻动人。如〈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全篇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有无限凄怆的情韵。又如〈柳子厚墓志铭〉则是为好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文章从柳宗元一生遭遇、为人、文章成就和两人间的深厚感情著笔,对於柳宗元的坎坷命运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当时的世态人情,也流露出激情的感慨。全篇立意深切,情挚语真,文笔简鍊,其中亦可见韩愈为文犀利奔放的风格。
二、柳宗元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为文勇於创新,尤擅长於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
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著。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於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鍊,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
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於〈种树郭橐驮传〉则属於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
再者,在议论文方面,柳宗元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捕蛇者说〉是透过捕蛇人之口,揭露赋敛之毒更甚於蛇的社会现实,对於当时民生的苦况,寄予无限的关怀与同情。捕蛇人对自家悲惨遭遇的伤心自述,是全文的重心,表现了人民百姓无奈的控诉。本文在写作上与《礼记‧檀弓》「苛政猛於虎」立意相近,但规讽之意旨则更为深刻,文章波澜也更显得起伏多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另外,〈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藉为薛存义送行的机会,於文中抒发为官之理,并以本文相赠,是一篇前议后叙的赠序文章。文中以为官吏应为人民公仆,应服务人民,而不能役使人民,否则可加以责罚、罢免。如此先进的见解,可作为研究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立意精警、义旨显豁,是理长而味永的名篇。清代刘熙载曾将本文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相提并论,以为〈送董邵南序〉「可谓变化之至」,而本文则「可谓精能之至」,指出本文内容精深独到,语言精洁隽永的写作风格。
三、欧阳修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於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至於〈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於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欧阳修除了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所奉诏修撰的《新唐书》,及独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别具文学特色的史学名著。如〈五代史记一行传叙〉是为了表彰在乱世中特立独行、有益风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传〉的序文。文中感叹五代之世伦常败坏、廉耻不复之际,其间能洁身自负之士鲜见於世。欧阳修撰史为扬善彰名,於残阙史料中搜罗,而略可叙录者仅得四、五人而已,从中可见欧阳修仿《春秋》笔法褒善贬恶、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笔简鍊明净,很能发挥序文钩稽作意的功用。
四、曾巩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风格和欧阳修相近,古来并称「欧曾」。曾巩长於议论,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文虽以「记」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说理,托物言志,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而其文字简鍊朴实,寄意渊雅深邃,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五、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文章多关於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学术根柢渊博,故为文文笔遒劲,思虑缜密,风格则刚峻峭拔。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借游褒禅山为题,抒发游山探洞的感想与心得。全文先叙后议,结构谨严,从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游记散文。就如同〈墨池记〉,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见理,全篇融情、景、事、理於一体,表现出宋代散文长於议论、结合叙议的风格特色。又如〈伤仲永〉也是一则叙议结合的短文。文章透过一个神童因失学而终沦为常人的故事,说明天赋并不足恃之理,并强调受教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或叙或议,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尤其在精简、朴质无华的文辞中,却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
另外,〈读孟尝君传〉则是王安石在阅读《史记‧孟尝君列传》之后所写的一篇翻案文章。文从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而使有志之士不至,因此无法得到真正贤才之理,驳斥孟尝君能得士任贤的传统说法。全文篇幅极短,但气势劲健,雄辩有力,可见王安石读书能不拘於定见,并勇於提出独特观点的识力。
在政论文方面,〈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覆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中针对司马光所指「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逐一提出剖析辨驳,并重申变法的决心。文章理足气盛,在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却充满劲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人格与风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的密切联系。
除了展现刚正性格的文章外,如〈祭欧阳文忠公文〉则是一篇较为柔婉,深具情致的祭奠散文。王安石和欧阳修在政治理念上的歧异,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交谊。在文中,对欧公的文章、气节、功业、品德,皆推崇备至,并申一己向慕瞻依之情。语语发自心坎,一吟三叹,极尽哀伤沉郁的情思。
六、苏洵
苏洵为文得力於《战国策》、《史记》,故所为文简直老练,颇有先秦古劲之风。由於长於史论、策论一类的议论文章,故文章之论点鲜明,说理透辟,如他著名的史论名篇—〈六国论〉,是藉战国时六国因赂秦而自取灭亡的事例,以讽北宋当时对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屈辱政策,其主旨的言外之意,实在於鉴古讽今也。苏洵以为六国灭亡之因主要在於「赂秦」,且「不赂者以赂者丧」,全文便以此为中心论点,各段紧扣此论点,从正反面多方逐层展开申论,其条理清晰,语言犀利明快,精鍊准确,气势亦跌宕雄奇。就布局结构上,或就修辞手法上来说,本文都可谓为论说文的上乘之作。
七、苏轼
苏轼一生的宦途虽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享誉千古的。他继欧阳修之后,完成北宋的诗文革新,为文坛领袖,与其父洵、弟辙,并称「三苏」。苏轼的思想气度恢宏,才气纵横,诗、文、词、赋、书、画皆所擅长。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说〉),尤长於说理,举凡论辨策议,皆有佳篇。如〈留侯论〉是苏轼著名的史论,全篇以「忍」字贯串,评价张良的一生,并列举史实,摆脱世俗陈见,翻出新意,指出张良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其关键在其「能忍」。文章围绕「忍」字,展开层层论证,文势往复曲折,立意奇颖,论点集中,颇能引人入胜,正表现出苏轼为文气势恢宏的一面。取与同是翻案文章的〈纵囚论〉并观,则欧、苏这两大文豪援古事以证辩的学养,勇於推陈出新的才识,皆使论文之中寓含理趣,尤其文章信笔挥洒,收放自如,更能展现两人纵横古今的深湛才学。再如〈教战守策〉,为苏轼策议类文章的名篇,充分显现了苏轼谋议时政的高远识见与尽忠之忱。他在文中主张国家在承平时也应懔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让民众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战阵的攻防技能。苏轼在权衡北宋的国策与国势后,而提出这般建言,实是有为而发。尤其全篇陈言剀切,观点鲜明,析理透辟,深中时弊,文中有喻有证,在明快斩截的逐层论析中,语语精警,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至於〈方山子传〉一文,则是苏轼文章中别具面貌的传记作品。这是他为一位隐逸的友人陈慥所写的一篇小传,旨在表彰陈慥淡泊自守的高洁人品,也藉此流露出同为「不遇」的感愤。本文篇幅虽不长,但言简意丰,有叙有议,在取材、写作笔法及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皆可见其传神之处。文末以「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作结,寄慨於叹,更蕴生余波荡漾、含蓄不露的奇气。
八、苏辙
苏辙的个性沉静敦厚,在其父兄的薰陶下,所作文章立意平稳,汪洋澹泊,语言朴实淡雅,如其为人。文学成就则以散文较高,尤其策论更是著称於世。在记游方面的作品则以〈黄州快哉亭记〉最具代表性。苏辙作此其记,在阐发其兄苏轼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也藉慰解张梦得之余,抒发自己坦然自适、随遇而安的豁达心境。全文七处点出「快」字,围绕「快哉」二字著墨,把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鎔为一炉。其文笔秀杰洒脱,风趣悠远酣畅,足见苏辙汪洋澹泊,纡徐条畅的风格,翫味之余,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宋人李涂曾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说的就是韩、柳、欧、苏这四大家的文章风格各有异趣。但若具体概括而言,韩愈之文雄奇奔放,柳宗元之文雄深雅健,欧阳修之文委婉含蓄,曾巩之文淳厚平和,王安石之之文刚峻峭拔,苏洵之文古劲简直,苏轼之文汪洋恣肆,苏辙之文汪洋澹泊。八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极高,且异采纷呈,各树一帜,反映出绚烂多姿的风格面貌
参考资料:http://hi.baidu.com/lucyyoyo/blog/item/262f74ce210d293db700c8c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