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成为宗教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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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国家，即所谓国教者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历史上都是有国家宗教的，其在于民间也是有强大的社会基础的。就中国而言，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近世以来国粹派提倡的儒教可以相提并论。但是儒家毕竟不是宗教，虽然董仲舒以来儒家的宗教化已经相当厉害。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不从这个国家长期的历史现实当中去探索，恐怕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商朝的宗教萌芽和周朝的政治实用主义
夏朝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文化上的贡献，恐怕很难讲（其实夏朝有没有也很难讲），据我们所知，商朝倒是建立了华夏族文化的基本架构。同以后的中国人相比，商朝人重鬼神是众所周知的，所谓重鬼神是包括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对自然神明的崇拜，一个是对先祖的神化。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尚书》中盘庚则以祖先的名义教训不服气的贵族们。这个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敬天法祖的思想渊源。可以说，在商朝已经形成了建立在民族神话基础上的宗教雏形和祖先崇拜，据现在发掘的甲骨文的记载，商人崇拜被他们称为帝 的至高天神。我们可以说，顺着商朝的情况发展下去，产生一种国家官方承认并且民间具有强大社会基础的国家宗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周人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过程，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了起来。商周的文化差异究竟有多少？这个恐怕很难讲，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王权思想，文字，敬天法祖的观念上，二者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周人对于商朝灭亡的教训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固然也需要上天的恩泽和祖先的保佑，但是他们用实力推翻商朝的实例也让他们认识到人事的重要性。所以在并不否定天威的情况下，周人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中实用主义的政治观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一种颇具特色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始作俑者就是周公旦，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观念的影响下，礼乐刑法在事实上取代了天帝的作用，所以西周三四百年，统治者也谈论天意，却事实上不如商人那般痴迷了。但是由于需要天意带来的政治合理性，天道的思想观念却保留了下来。当然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周人信仰的民族神话同商人的民族神话并不相同，这也使得周人没能也不愿意在商朝的宗教观念上继续走下去了。商人所崇拜的具有独立人格意义上的帝最终成为了一种神学观念。
二.儒家的兴起与实用主义观念的继续发展
儒家，经现代考古学家的考证，最早是在礼仪场合主持活动的司仪人员，后来也兼任贵族教育人员。所以作为贵族学习的六艺最终成为儒家学派的圣经也不足为奇了。周人将具体的政治操作和宗教观念分开的实用主义的一个结果，就是负责礼仪活动的儒并不了解也不熟悉宗教活动的运作。后来成为儒家开创者的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并且不语怪力乱神，也就不是多让人费解的事情，真相可能是孔夫子他老人家真的不了解这些东西。
春秋战国，其实应该分开来看。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是体制尚未完全崩塌，所有人虽然希望竭力维持封建体制不倒，但所有人的所作所为又无疑在摧毁这个体制。周人所敬的天，虽然越来越成为一种观念而非人格神，但国家宗教的体制仍然维持着。虽然事实上是实用主义维持着国家政权，但统治者还是要说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同了，随着事实上没有那种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能改变战乱的局面，周朝封建体制也是再难回去了，各派思想家的实用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墨家看起来很理想主义，但是站在庶民的角度来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这些思想可以说是非常现实的。墨翟虽然也说要明鬼敬天，但背后的实用主义动机却是昭然若揭。儒家到了这个时代也抛弃了孔子温文尔雅的面纱，孟夫子虽然声称不愿意（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但也亲自披挂上阵，大战杨墨许行，他游说诸侯的口气，也变成了将心比心的从诸侯自身考虑了（虽然表面上也讲仁义道德）。到了荀子的时候，虽然也是儒家，但荀子眼中的礼法在本质上只是君王统治的手段之一这离法家的距离显然不到三十里了。这样，战国中后期，各派学说当中实用主义色彩最为强烈的法家学说逐渐占据成为显学，并最终随着秦国统一天下而成为中国的统治学说，这也标志着战国以来诸子们之间实用主义的军备竞赛达到了顶峰。
在这种环境下，中原这片土地上的宗教观念能发展起来吗？这一时期宗教色彩最浓厚的恐怕只有南方的楚国（尊奉祝融）和商人后裔建立的宋国，但对于中原恐怕也谈不上什么影响，毕竟在实用主义的情况下，拳头不够大，讲话是没什么的人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