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里科夫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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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里科夫形象分析 篇1

　　高中语文第二册第四课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其中主人公别里科夫的形象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笔者在教学中也对别里科夫的形象向同学们作了分析：别里科夫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沙皇统治的卫道士，他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产物，又反过来维护着这种制度；他既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同时，又加害周围的人。他把自己深藏在套子里，不论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思想，抑或是他的穿着、用具，再或是他的居室、出行，他都用一个一个的套子把自己的一切包裹得严严实实。“套子”是他的法宝，是他生活的全部。“套子”之于别里科夫，就象如意金箍棒之于孙悟空、青龙偃月刀之于关云长、“癞疤”之于阿q。因此，我们往往把题目“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人”认为是别里科夫，“套子”就是别里科夫套在自己身上的套子。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只是涉及到了“套子”的一种含义，而没有能够解释出它的全部内涵。要想全面地阐释出“套子”的含义，就必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因为他来于社会，若脱离了社会，他便不成其为一个“人”；一个人也不能被社会拖着生存，他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如果他不能对社会有所影响，他便不是一个个体的人。这是马克思在很多年以前就给我们揭示出的真理。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社会，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别里科夫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要想正确认识别里科夫的社会特性，就必须先来了解别里科夫所生活的社会的特性。

　　那么，我们就该先来看一看别里科夫所生活的社会的特性。这篇小说反映的是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当时担任宗教院检查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在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而此时的俄国因受到欧洲进步文明潮流的影响，在俄国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中间，要求自由民主，改变专制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汹涌而来的革新浪潮，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镇-压革命者，禁锢人们的言论思想。一切反动势力、守旧势力集合在沙皇的周围，对抗进步潮流，极力维护日益没落的沙皇专制统治。

　　别里科夫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被专-政的暴-力束缚得喘不过气来，每一个人都在恐怖的气氛中战战兢兢地保全自己的生命，他们小心翼翼地生活，生怕出错，他们用苍白的懦弱为自己编织一个薄弱的、虚幻的套子来保护自己，他们在自己虚幻的套子中生存，自己约束自己，同时，这种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又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别里科夫正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在给自己加上套子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周围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人——给别人加上套子，于是乎，人被物化了，别里科夫自己也变成了套子，变成了加在其他人身上的套子，这就是在非正常社会形态下的人的异化。因此，对于一个产生别里科夫这种人的社会来说、对于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可悲的事。但是，悲哀并没有止步，更为悲哀的是，那些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套子的`存在，却不敢去反对。科瓦连科和华连卡作为新思想和新事物的代表，与代表着旧思想的别里科夫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漫画事件”和“自行车事件”后激化了，引出了科瓦连科和别里科夫之间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斗争，斗争以别里科夫的落荒而逃结局，而华连卡的笑声结束了别里科夫的爱情和生命，因为，在别里科夫固有的思维中，这是不可想像的。别里科夫的套子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同时，作为束缚别人的套子，别里科夫也被新思想愤怒和嘲笑的力量击得粉碎。那种生活中的套子在斗争中全败，这就是套子的命运！所以，虽然小说的结局不是乐观的，但别里科夫的遭遇告诉我们：明天是光明的。这就是作家在这篇小说中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思想。

　　因此，我们在学习这篇小说的时候，应清楚的认识到：作家所塑造的别里科夫这一典型形象不仅仅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更是一个约束别人的套子；别里科夫的结局不仅仅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的结局，更意味着那种“套子式社会”的必然灭亡的结局。

　　别里科夫形象分析 篇2

　　白银时代的天才作家契诃夫作品的现代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他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是俄罗斯文学中“小人物”这一文学形象长廊中具有经典意义的重要一员。本文想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就其性格的心理结构及其社会意义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些分析。

　　一、生存状态的绝望化

　　俄罗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说过：“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契诃夫在自己差不多25年的文学生涯中百折不挠、乏味单调地仅仅作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惜用任何方式去扼杀人类的希望。”①舍斯托夫从宗教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认定契诃夫创作的价值，我们倒不见得认同，但是，它确实敏锐地发现了契诃夫笔下众多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毫无希望、无所作为的生存状态。这些文学形象中，别里科夫尤其显得阴郁衰颓、萎靡绝望。

　　别里科夫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他自始至终处在一种永恒的无法摆脱、拂之不去的焦虑状态，“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无主”，“通宵做恶梦”。萦绕在这个侏儒化了的小人物心头的始终是浓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就连通常意义上人们对爱情婚姻生活的美好诉求，在他这里也变成了深重的忧患，“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一样的影响”，“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人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下去的对未来的理想和憧憬都已荡然无存，婚姻不再是甜蜜的美好的，而是被涂抹了一层令人窒息、难以忍受的灰暗色彩。漫画事件之后，“他老是心神不定的搓手，打哆嗦”，喋喋不休的说“我心里沉重得很”，这就预示着和华连卡马马虎虎结婚的希望也要落空了。后来，看见华连卡骑自行车，他竟然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会让别人背地里耻笑，会“闹出什么乱子”。契诃夫作为了不起的叙述者，在故事按照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同时，借中学教师布尔金之口对事件的价值指向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干预，从作家的自我意识出发，从自己对时代特征的敏锐理解出发，揭示了十九世纪后期沙皇专制制度下俄罗斯人的颓废绝望心理，指出人们看不到丝毫亮光，彻底丧失希望的存在境遇。人物形象的苍冷阴郁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别里科夫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具有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喻指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二、屈从权力的受虐性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对人的异化的心理机制进行过深入阐释，指出人在一定的生存境遇中有可能产生逃避自由的心理冲动，也就是“想要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而逃避自由的基本途径是与某种权威或组织机构认同。其极端的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人的受虐倾向。②在别里科夫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人的这种心理机制。

　　沙皇专制的政治统治表现为以束缚人性、扼杀人性为特征的异化机制，通过权力话语实现对人的规训和控制。契诃夫批判这种使人异化的体制的视角十分重要，他把关注的焦点指向这种体制下人所呈现出来的心理畸变和心理扭曲。在这篇小说中全面呈示了别里科夫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自由的心理倾向。这个被挤压而变形的人物，失缺了人的超越性和反抗性，而情愿委诸权力。“别里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极力装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甚至得到批准或允许的事情，他老觉得包含着可疑的成分，包含着隐隐约约、没有说透的成分，他就摇头叹息，生怕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里，契诃夫用漫画式的手法，描绘出了一个内心卑微、情愿匍匐在权力面前俯首帖耳的受虐狂形象。他轻视自己，自觉无能、无意义，急切地需要和离不开权力，接受权力的虐-待，同时疯狂的进行自虐。他千方百计把自己及所有的物品装在套子里，“即使在最晴朗的天气出门上街，也穿上雨靴，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等等，人的本能的健康生活的巨大愉悦和快乐消解为无，这种自虐带有强烈的病态倾向，别里科夫就这样自愿经受压抑，把压抑视作自己正常的生活，他正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失去超越维度的“单面人”。个人的病态折射出的是时代的、社会的病态，也折射出了权力体制的虐-待倾向，虐-待狂的真实力量正是来自于受虐狂。

　　三、社会价值的破坏性

　　契诃夫惊人地发现了无可拯救、自甘沉沦的别里科夫身上所具有的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攻击和破坏。面对小人物别里科夫的生存境况，作家没有简单地去表达对其遭遇的同情，而是深入揭示别里科夫内心的黑暗以及这种黑暗对周围人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病态和荒诞，显得阴暗、沉闷、受虐、压抑。

　　“整个学校”、“我们全城”这个象征意义上的世界里，一方面别里科夫本人在权力的重压下变形，另一方面又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发挥着权力的挤压作用，“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他的黑暗，无孔不入的向周围世界弥散开来，主人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同样染上了一层别里科夫体验着的病态情绪。“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教士们到了斋期就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叫人念书写字……”这样的世界图景是可怕的，绝望化的生存状态、受虐性的人格特点，并不仅仅属于别里科夫一个人，小说中所有的人都被它深深折磨着。我不认同小说中有着新旧两种力量对比的说法，“整个中学”，“我们全城”这个荒诞世界里，没有什么高尔基所讴歌的“海燕”，到处存在着的都是海德格尔所称的无主体的“常人”，都是异化了的“非人”。理解小说中其他人物，同样不能脱离作家借布尔金之口的意义干预，这样的干预随处可见，比如写到校长太太、学监太太撮合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的婚事时，作家通过布尔金感慨说“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很明显，这些人生活的目标同样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同样消解了，昭示出来的同样是萎缩性人格。即便是传统阐释中相对亮丽的华连卡和科瓦连科，依旧逃脱不了黑暗的生命形态。华连卡面对自己的婚事居然是这样的态度：“现在已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说一句：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华连卡的婚姻观同别里科夫对婚后生活的理解一样，都是卑俗的、猥琐的，都是不抱任何指望的，不能根据她接受骑自行车的出行方式就过分拔高这一形象，她随时发出来的哈哈大笑声，同她的生活一样，显得空洞而缺乏意义。再说科瓦连科，“一只手拿着一捆书”，但他“绝没看过”。校长太太向他暗示他姐姐的婚事，他嘟哝道：“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蛇结婚也由她。”他的空疏，他的冷漠，显示出的仍然是他的生命的无方向感和无意义感。总之，小说全面展示了别里科夫情绪与周围社会、氛围形象相互叠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作家思考了社会受小人物破坏而变得紊乱的命题，这可能正是契诃夫忧愤的宽广和深入。

　　要强调的是，契诃夫在作品中展示了荒诞，但并未停留在对人的这种异化状态的无可奈何的认可，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人对困境的抗争和自由，他一方面忧虑着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另一方面振聋发聩的喊出：“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说，契诃夫的“灰色”是具有激励作用的。

　　别里科夫形象分析 篇3

　　纵观全篇，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是一个可恶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怜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把一切都装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带雨伞，坐车支车篷，房子不管怎样闷热，他也不开门窗。睡觉时，除带上睡帽、穿上睡衣，还要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不仅要将自己的躯体和物品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报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准则。凡是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与他无关，他也很不高兴。这个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厌的是，他连周围的一切也不放过。城里新设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一个戏剧小组，他便惊恐不已：“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听到中学生顽皮闹事的流言，他心慌意乱：“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十多年来，教师、校长、甚至全城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人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有着沙皇政府作后盾。他扮演的也正是旧制度、旧秩序、旧传统的卫道士的角色。因此，作为这一角色的别里科夫是可憎可恶的。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套子”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毁坏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因此，纵观他的一生，又是可悲可怜的。通过他在婚姻事件引起的冲突中，我们足可以看到他悲剧性的一面。对于四十多岁还没成家的别里科夫来说，恋爱结婚实在是一大乐事，可他迟迟不敢求婚，是因为害怕结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他被柯瓦连科从楼上推下来，他最害怕的是“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因此，他实际上是死于惊恐和担忧。真是可恶、可悲的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死了，人们应该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个别里科夫，还有许多别里科夫存在着，因为这是一个僵死、腐朽的社会。“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契诃夫借兽医的口表达了对消灭沙俄专制制度、创建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