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不为金钱打动的名人故事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4-09-14
陶渊明,不为五十斗米折腰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06-06
庄子
  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为名而生存,为利而奔波的人不在少数。而真正能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人,在当今社会,屈指可数。当我们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时候,一大批文人学士展现在我们面前:庄周、陶渊明、王维、孟浩然……他们淡泊名利、归隐田园,而淡泊名利的先驱者应为庄周。
  当自我价值追求与自身命运发生冲突时,庄子只好追求一种“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高度抽象又极端具象的“道”。这个最高的虚无存在,具有自身设定的无限可能性。因而,如果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道”的境界,精神就获得绝对的自由,生命中就没有物质欲念和功名角逐的束缚了。
  在庄子看来,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有如“舔痔得车”: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列御寇》)
  寓言把那种通过卑污下贱的行为去博得统治者的欢心,而获得功名利禄的人进行讽刺和嘲笑。如把曹商获得的“车数乘”、“车百乘”讽刺为是“舔痔”而得来的,并且说:“所治愈下,得车愈多。”这样功利性的人生价值观的追求不过是一种“功得机巧”,最终会导致“必忘夫人之心”(《庄子·天地》)。
  在战国时代,当许多士大夫把立名看作是使生命不朽的一种方式。为了名汲汲奔波不顾一切时,庄子则指出:“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名也者,相轧也。”(《庄子·人间世》)他把“名”这种使人异化(虚伪、相互倾轧等)的东西暴露无遗。
  而“困窘织履”、“往贷粟于监河侯”的庄子,并没有追求名利,而是拒绝相位:“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庄子列传》)他视相位如“腐鼠”,宁可“快吾志”,而不愿“为有国者所羁”,表现出他的淡泊名利。
  这种淡泊的心境,使他放荡不羁、蔑视礼法和权贵以及与统治者不合作。相反,那种对名利追求的人最终“以身殉利”,成为“小人”(《庄子·骈拇》)。
  对名利淡泊的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如寓言“庄子钓于濮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摇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秋水》)
  可见庄子不愿意“为留骨而贵”,宁可象神龟一样“曳尾于涂中”。这种把名利权势、荣华富贵看作是负累,并不是一种对权势的欲望被熄灭之后所产生的怪僻,而是一种对个人精神自由的特殊理解和追求。这种追求是一种真正的精神负累的解脱,换言之,这是内在生命价值的虚无化,而不是被名利所累之后的异化。
  当庄子一个人在前面举着“名者,实之宾也”“名也者,相轧也”的旗帜时,跟在他身后的是一批批在名利道路上厌倦、后悔的追随者。庄子,一个率性而真的老顽童,一位淡泊名利的先驱者。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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