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力挟制皇上?
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三夜,晚清史上一个风云会聚成雷的漆黑之夜。
这天深夜,在北京东城区报房胡同的法华寺,维新派核心人物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希望他起兵勤王,逼慈禧彻底交权。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记载,当夜,谭嗣同突然到访,并出示了一份上谕,要求袁带本部新军入天津,自代直隶总督并宣旨诛杀荣禄,然后提兵入京,以一半兵力拱卫皇宫,一半兵力去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这就是维新派的“ 围园弑后 ”构想。
但精明的袁世凯注意到,谭嗣同带来的这份上谕,是黑笔写的,而不是皇帝专用朱笔。对此,谭嗣同的回答是:他有能力挟制皇上。然后,他请求袁世凯准许派湘籍武士百人入袁军,并表示,围园时的弑后任务,将由他们完成。
谭嗣同所提的“湘籍武士”,应是他秘密联络的湖南会党分子。而这份上谕及“围园弑后”的想法,显然是“矫诏”,用以策动政变。
这个想法,不可谓不大胆,但更是孤注一掷的放手一搏。袁世凯回忆称,听到谭说出“挟制”二字,他当时“不寒而栗”。
谁的密折?
几乎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收到了一份密折。她看完脸色大变,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摆驾回宫。这时间,大约是在当晚8点多。
这份密折来自 御史杨崇伊 ,仅500多字。但对慈禧太后的心理状况,显然把握得非常到位:
“ 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 。”这直接触到了慈禧太后最敏感的神经。甲午战争后,慈禧内心极其恐惧和憎恨日本人,这句话让慈禧高度警觉日本人干涉大清内政的可能性。事实上,邀请伊藤博文入相中国的说法, 始终只停留在民间和少数基层官员的呼声中。
杨崇伊,出身江苏常熟八大家“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之一的杨家。杨家崛起于道光咸丰年间,是一个文化世家。同治九年(1870),20岁的杨崇伊中举,担任正白旗教习,从这里开始进入了京城官僚圈。
不过,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之前,他一直是名闲散文员,离政治比较远。但是杨崇伊外表风流倜傥,又善于利用科举同年、同乡关系,还有家族政治资源的加持,就慢慢就混入了京城上流交际圈,与许多晚清政坛大佬建立了良好关系。
常熟同乡、清流党魁翁同龢是他的座师 。同治十年(1871),杨崇伊初次赴京会试时初见翁同龢。翁对其印象极佳,称“极清挺,翰苑才也”。光绪六年(1880),杨崇伊会试得中,又出翁同龢门下,更得其“垂爱尤挚”。从光绪十一年(1885)起,每年翁同龢在京摆春酒宴请同乡,杨崇伊几乎都受邀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杨崇伊成为记名御史,也离不开翁同龢的大力提携。
杨崇伊同时又联姻李鸿章家族,与淮系权贵也保持着密切联系。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杨崇伊曾祖杨景仁的门生;李鸿章哥哥李瀚章的女儿,嫁给了杨崇伊的四弟杨同复。最重要的是,光绪十八年(1892),杨崇伊的儿子杨圻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的长女李国香。杨圻少年才子,李鸿章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在这之前,杨崇伊的小女儿,已经嫁给了李鸿章嫡孙、李经述的儿子李国杰。
翰林的野心
所以,尽管杨崇伊早年在政坛默默无闻,但他拥有的政治资源,以及由此掌握的朝局信息,让他始终不甘于落在同年沈曾植,以及后起的文廷式之后。这是他频频奔走权门、广作交游的真实动机所在:他极度渴望政坛发迹。
此间,翁同龢和李鸿章政见相左,他是心知肚明的。但他的做法是左右逢源: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里痛骂翁同龢,同时又在翁同龢面前说李鸿章的不是。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和淮系失势,帝党清流翁同龢一派坐大,他们上结光绪帝,下联康、梁等维新人士,一面穷追猛打李鸿章、孙毓汶等政敌,一面鼓动战后改革。晚清维新变法,就是这样的政治格局中开始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杨崇伊出任监察御史。御史官衔虽不过从五品,却拥有“风闻言事”的单独上奏权,这成了杨崇伊参与朝局的理想站位。
1895年底,随着对外局势渐渐缓和,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发起了对帝党清流的反击。此间,基于自身偏保守的政治观点,也基于对政局走向的判断,杨崇伊在1896年初正式介入朝局,公然充当了后党的政治打手。
杨崇伊的第一个靶子,是康有为的强学会。强学会希望通过译书、办报等方式,来开 社会 风气。强学会有朝堂清流支持,帝党骨干文廷式、军机章京陈炽等人公然为之站台;大佬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等人,以及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封疆大吏,也都纷纷捐款或拨房、拨物。在一向严格限制结党集会的大清京师,强学会成了一个异数。
强学会风头正劲时,1896年1月21日,杨崇伊忽上弹章,劾奏“台馆诸臣创办强学书局,结党敛财”,指责强学会“流弊所极,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光绪帝当日下旨都察院查明封禁 。
杨崇伊弹劾强学会的原因相当复杂,个人私怨、政见相左和取媚权要,三者可能都有。但可以确定的是,支持强学会的清流这边,由于内耗,不讲策略得罪贵戚等多方原因,比如要求裁撤军机处触怒恭亲王等等,被杨崇伊敏锐地抓住了机会。通过李鸿章的关系,他是可以准确把到中枢好恶和政治风向的。
首战告捷后,杨崇伊紧接着上疏弹劾侍读学士文廷式、记名御史李盛铎。再度在政坛掀起轩然大波。该折篇幅不长,却触及文廷式甲午主战、操纵言路、交通宫禁、朋比党援等一系列敏感问题。 杨崇伊上奏的时机把握得很精准:前一天,上书请求维新变法的太监寇连材,刚因违背太监不得干政制度,被慈禧太后下令斩首。
杨崇伊的弹章转呈慈禧之后,第二天就有了批复:
慈禧太后的意图很明确:以文廷式“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杀鸡儆猴敲打帝党,警告“在廷臣工务当共知儆戒” 。
此间,杨崇伊敢于公然想文廷式开炮,普遍认为背后是有李鸿章指使,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和翁同龢的公开背叛。
杨崇伊的弹章,为甲午后持续的帝党后党之争推波助澜,使得朝局很快又从坚定的改革方向,转向了迷离不清状态。此后,慈禧接连出手,先是将吏部右侍郎汪鸣銮和户部右侍郎长麟革职,他们帝党骨干、翁同龢亲信。紧接着撤销毓庆宫书房,取缔了翁同龢与光绪的单独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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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毛剑杰
编辑、排版:渡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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