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226年)、中亚的贵霜(公元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在图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时,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 又如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 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也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 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雄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1907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粟特文信件,这是在凉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的书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长城脚下。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的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经营中国丝绸等商品的长途贩卖。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至洛阳; 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 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俱还; 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 530年, 波斯国遣使南朝; 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从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要比从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也被频繁地利用,如马可波罗来华前后的蒙元时代。这些已经溢出本书的范围,就留待以后再讲述吧。
参考资料:原载《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1999年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