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黄庭坚作品分期

Question

作品分期

Answer 1

李白
一、出蜀以前(701-725年)
李白出身豪商，自幼生长在今四川江油县附近，旧彰明县青莲乡。出峡前游过成都和峨眉。下面所选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表明他思想上很早已有道家的烙印。
二、循江东游到离开安陆(725-735年)
李白二十五岁出蜀，目的就是访道、求友和游览山水。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夫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方之志，乃仗去国，辞亲远游」，是很有抱负的。他离开长江三峡东下，经荆门、江夏、到浔阳登庐山；访金陵，游扬州，浪迹吴、会之间；再回舟上，由江夏溯汉水，过襄樊，走临汝，其间曾与孟浩然相遇；又从临汝到安陆(公元727年)，娶故相许圉师孙女，开始“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秋，曾应友人元之演之邀，同游太原祠。次年春天返安陆不久，就移家东鲁。下面所选《江夏行》，抒写他对平民如商人妇的同情；而《淮南卧病书怀寄南中赵蕤》可以找出他的纵横家思想根源。
三、移家东鲁到离南陵入长安(736-742年)
李白从安陆移居山东，在任城安家。又隐居徂徕山，与孔巢父等五人时时酣饮，号称竹溪六逸。其间曾回汉、襄一次，并且北游东都、南阳，返东鲁不久，又南下吴越，遇到道士吴筠。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在南陵奉召入长安。下面所选《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可见他有信心从正道入仕；《南陵别儿童入京》更活现了奉召入京时的高与若狂，也反映了他对功名富贵的热衷
四、在长安(742-744年)
李白随同道士吴筠到长安，又因玉真公主、贺知章等人的推荐，经唐玄宗亲自召见，任为翰林供奉，以“布衣侍丹墀”，而没有正式的官职。他以经世王佐之才自命，玄宗则以文学侍从看待，常常被召唤去做一些所谓“应制”之作。对这样的遭遇，看来他并不满意，再加纵酒狂放，目中无人，就难免开罪於一些小人，如高力士等，终於蒙谗出京。春风得意，不啻昙花一现。可惜长安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他在这里开了眼界，增长了见闻，对当时日趋朽没落的朝政有了感性认识，他搜罗了大量的诗歌素材，丰富和充实了作品的内容。下面所选《古风第二十四首》—《大车扬飞尘》明目张胆地讥刺时政；《天马歌》是以马自喻，悲叹未遇知人的明主。而《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表明长安的十丈红尘，没能使他放弃对神仙的向往
五、离开长安到长流夜郎(745-757年)
李白离开长安以后，漫游南北，他从梁宋、齐鲁而幽燕，又多次来往会稽、金陵、宜城之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此初期，他和杜甫结下了不朽的友谊，两人又一起和高适，李邑等诗人和大书法家登山临水，诗酒往还。安禄山乱起，他正在宣城，此后辗转溧阳、剡中，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避居庐山屏风，碰上永王璘过浔阳，相邀参加幕府。次年，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永王违抗肃宗的诏命东巡，兵败丹阳，他受到牵累，下浔阳狱，定罪长流夜郎以五十七岁的垂暮之年，抛别妻子，独冒洞庭三峡的险恶风涛，登上生死莫卜的漫长道路。这一阶段，李白的生活经验最丰富，传世诗歌也最多。下面所选的《将进酒》及《宣城见杜鹃花》反映了他对国事的关心，朝政的不满，两次进取功名失败的懊恼，以及对家人、好友、山水、神仙的瞥恋
六、巫山遇赦到病逝当涂(758-762年)
李白长流夜郎，行至巫山，遇赦东还，在江夏、巴陵、衡阳、零陵一带稍事盘桓，就回到浔阳。以后又重游金陵，来往宣城，历阳等地。临卒前一年，李光弼东镇临准，抗拒史朝义，他闻讯请缨，还想为国效力，不幸中途因病折回，於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在当涂令李阳冰任所逝世，享年六十二岁。这一阶段李白渐入凄凉老病的晚境，然而他的诗情酒兴，还是不减当年。下面所选的《江夏别宋之悌》反映了暮年李白对国家无奈之情。 (右图为李白手迹) 纵观李白一生和传世之作，可知他的思想主流是道家兼纵横家，也掺杂了儒家的影响。他景慕傅说、吕尚、范蠡、鲁连、张良、谢安等所谓“安邦定国”的大人物，也企羡专诸、侯嬴、荆轲等刺客、游侠者流。他颇有一济苍生的宏愿而未能牛刀小试，固然是客观的社会条件限制了他，也是他自己主观的性格感情限制了他。他热爱袓国人民，痛恨邪恶奸伪的性格是不用怀疑的。
杜甫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35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又遇于东鲁，后再次分别。

二、困居长安时期（35至44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45至48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48至58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770年为避战火，杜甫往郴州投靠就舅父崔伟。后因重疾复发，费资用尽，只得溯汨罗江往昌江县（今平江）投友求医。不幸病逝于县治寓所，葬于小田天井湖。元稹为杜君作墓志铭，给杜甫极高评价：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苏轼
一、将入仕途期。包括《滟澦堆赋》、《屈原庙赋》、《昆阳城赋》。苏轼此时正值二十四、五岁，三篇赋作均写于赴京途中。这是苏轼第二次入京，先前他曾进京应试获得盛誉，后因母丧而归蜀。此次进京是他步入仕途的开端，一般认为此时的苏轼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实际上细品此三赋，发现这种看法确是简单臆断。
在《滟澦堆赋》中，苏轼为“滟澦堆”正名：“世以瞿峡口滟澦 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滟 堆”作为一个有功于人而不被理解的象征物，也包含了苏轼对未来道路的不安，他虽然仍要“用危以求安”，但对前途的风波是早有预见的。他此时经常把自己放在那些特定的人生矛盾中去思考，这种倾向在《屈原庙赋》中体现得更为鲜明：“悲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惊湍。”对屈原自沉前的心理活动作了生动的揣摩，这种心态在将入仕途的古代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过昆阳城赋》抒发了沧海桑田的空漠的人事之感，对精通兵法而言不被听，计不受从的严尤寄予了同情：“独悲伤于严生，怀长才而自浼，岂不知其必丧，独徘徊其安待？”
纵观三篇赋所咏之滟澦堆、屈原、严尤、无一是功成名就之结局，这反映了苏轼入仕之前既一无反顾，希望有所成就，又感到对未来境遇无从把握的矛盾心态。
二、被贬黄州期。包括此前的《后杞菊赋》、《快哉此风赋》及“乌台诗案”发生后所作的前后《协壁赋》、《服胡麻赋》、《浊醪有妙理赋》和《黠鼠赋》。
此间，苏轼已有近十五年未有赋作流传下来，与前面青年时期的赋作相比，此后的赋作风格大变。功业的追求完全淡漠，个人的精神自救与养生闲适之作占据了绝对的位置。
苏轼此期的赋作多表现出积极思考以求摆脱束缚的精神自救的超脱意识。《后杞菊赋》写对饥饿的解救与超越，庄子齐物思想开始成为赋作思想的主导。《前赤壁赋》表达对有限人生的悲哀之消解，《后赤壁赋》主旨幽远，我认为也包含对现实悲喜的超脱，道家的“鹤”成为精神自由的象征物。《黠鼠赋》意在摆脱外物的困扰，《服胡麻赋》表现出一种养生向道的倾向，这个倾向在后来再次迁谪外放时发展为极致。
这个时期的赋作，往往表现出一种困扰——解脱的共同模式，这是苏轼此时力求超越内心痛苦的体现。
三、在朝辅政期。包括《延和殿奏新乐赋》、《复改科赋》、《明君可与为忠言赋》、《通其变便民不倦赋》、《三法求民情赋》、《六事廉为本赋》六篇文章。
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继立，高太后执政，苏轼从一个被半监管的贬官一下变为太后近臣，太子老师。此期苏轼留传下来的六篇赋作均为律赋，均是写给年幼的皇帝看的。这些赋更象是论，大概是苏轼采取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式，以多种文体形式向皇帝进谏，同时也说明此时的苏轼对自己在朝廷中所能做的事情已经全部寄托在皇帝身上了，他意识到了自身能力的渺小，只有皇帝才是决定天下苍生命运的最终力量，这与他青年时期以天下为己任的想法是有鲜明差别的，这也是在多年的宦海沉浮中历练的结果吧。
四、远谪岭海期。包括此前知颖州时期的《秋阳赋》《洞庭春色赋》、《酒隐赋》和后来远谪惠州、儋州等地所作的《中山松醪赋》、《沉香山子赋》、《酒子赋》、《天庆观乳泉赋》、《老饕赋》和《菜羹赋》。
《秋阳赋》上承黄州时期创作的思辨色彩。但心境更显淡泊，此后的赋作，酒与饮食成了赋作的主要内容（《沉香山子赋》除外，是写物品之赋）闲适之乐与养生求道是此期赋作的主题。苏轼的精神是不屈的，乐观的心态是摧不毁的，即使在贬居海南的艰苦岁月里，他仍然能从生活中——哪怕是一餐一饮中发现生活的真趣，愉悦自己的残生。
欧阳修
没有找到 ，待我找到了再告诉你！
黄庭坚
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存诗近1800首,17岁开始诗歌创作,至61岁绝笔,其创作活动历时45年.纵观他的全部诗作,可见到其创作的发展是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的:创作探索时期,从北宋嘉祜六年(1061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作诗313首;风格形成时期,从元丰元年(1078年)至元丰八年,作诗650首;范式建立时期,从元祜元年(1086年)至元佑八年,作诗413首;艺术变化时期,绍圣元年(1094年)至崇宁四年(1105年),作诗422首.这种阶段性是诗人艺术本质和风格形成、变化的过程在创作中的体现,而其发展变化又必然受到时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Answer 2

李白
一、出蜀以前(701-725年)
李白出身豪商，自幼生长在今四川江油县附近，旧彰明县青莲乡。出峡前游过成都和峨眉。下面所选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表明他思想上很早已有道家的烙印。
二、循江东游到离开安陆(725-735年)
李白二十五岁出蜀，目的就是访道、求友和游览山水。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夫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方之志，乃仗去国，辞亲远游」，是很有抱负的。他离开长江三峡东下，经荆门、江夏、到浔阳登庐山；访金陵，游扬州，浪迹吴、会之间；再回舟上，由江夏溯汉水，过襄樊，走临汝，其间曾与孟浩然相遇；又从临汝到安陆(公元727年)，娶故相许圉师孙女，开始“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秋，曾应友人元之演之邀，同游太原祠。次年春天返安陆不久，就移家东鲁。下面所选《江夏行》，抒写他对平民如商人妇的同情；而《淮南卧病书怀寄南中赵蕤》可以找出他的纵横家思想根源。
三、移家东鲁到离南陵入长安(736-742年)
李白从安陆移居山东，在任城安家。又隐居徂徕山，与孔巢父等五人时时酣饮，号称竹溪六逸。其间曾回汉、襄一次，并且北游东都、南阳，返东鲁不久，又南下吴越，遇到道士吴筠。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在南陵奉召入长安。下面所选《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可见他有信心从正道入仕；《南陵别儿童入京》更活现了奉召入京时的高与若狂，也反映了他对功名富贵的热衷
四、在长安(742-744年)
李白随同道士吴筠到长安，又因玉真公主、贺知章等人的推荐，经唐玄宗亲自召见，任为翰林供奉，以“布衣侍丹墀”，而没有正式的官职。他以经世王佐之才自命，玄宗则以文学侍从看待，常常被召唤去做一些所谓“应制”之作。对这样的遭遇，看来他并不满意，再加纵酒狂放，目中无人，就难免开罪於一些小人，如高力士等，终於蒙谗出京。春风得意，不啻昙花一现。可惜长安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他在这里开了眼界，增长了见闻，对当时日趋朽没落的朝政有了感性认识，他搜罗了大量的诗歌素材，丰富和充实了作品的内容。下面所选《古风第二十四首》—《大车扬飞尘》明目张胆地讥刺时政；《天马歌》是以马自喻，悲叹未遇知人的明主。而《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表明长安的十丈红尘，没能使他放弃对神仙的向往
五、离开长安到长流夜郎(745-757年)
李白离开长安以后，漫游南北，他从梁宋、齐鲁而幽燕，又多次来往会稽、金陵、宜城之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此初期，他和杜甫结下了不朽的友谊，两人又一起和高适，李邑等诗人和大书法家登山临水，诗酒往还。安禄山乱起，他正在宣城，此后辗转溧阳、剡中，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避居庐山屏风，碰上永王璘过浔阳，相邀参加幕府。次年，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永王违抗肃宗的诏命东巡，兵败丹阳，他受到牵累，下浔阳狱，定罪长流夜郎以五十七岁的垂暮之年，抛别妻子，独冒洞庭三峡的险恶风涛，登上生死莫卜的漫长道路。这一阶段，李白的生活经验最丰富，传世诗歌也最多。下面所选的《将进酒》及《宣城见杜鹃花》反映了他对国事的关心，朝政的不满，两次进取功名失败的懊恼，以及对家人、好友、山水、神仙的瞥恋
六、巫山遇赦到病逝当涂(758-762年)
李白长流夜郎，行至巫山，遇赦东还，在江夏、巴陵、衡阳、零陵一带稍事盘桓，就回到浔阳。以后又重游金陵，来往宣城，历阳等地。临卒前一年，李光弼东镇临准，抗拒史朝义，他闻讯请缨，还想为国效力，不幸中途因病折回，於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在当涂令李阳冰任所逝世，享年六十二岁。这一阶段李白渐入凄凉老病的晚境，然而他的诗情酒兴，还是不减当年。下面所选的《江夏别宋之悌》反映了暮年李白对国家无奈之情。 (右图为李白手迹) 纵观李白一生和传世之作，可知他的思想主流是道家兼纵横家，也掺杂了儒家的影响。他景慕傅说、吕尚、范蠡、鲁连、张良、谢安等所谓“安邦定国”的大人物，也企羡专诸、侯嬴、荆轲等刺客、游侠者流。他颇有一济苍生的宏愿而未能牛刀小试，固然是客观的社会条件限制了他，也是他自己主观的性格感情限制了他。他热爱袓国人民，痛恨邪恶奸伪的性格是不用怀疑的。
杜甫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35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又遇于东鲁，后再次分别。

二、困居长安时期（35至44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45至48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48至58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770年为避战火，杜甫往郴州投靠就舅父崔伟。后因重疾复发，费资用尽，只得溯汨罗江往昌江县（今平江）投友求医。不幸病逝于县治寓所，葬于小田天井湖。元稹为杜君作墓志铭，给杜甫极高评价：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苏轼
一、将入仕途期。包括《滟澦堆赋》、《屈原庙赋》、《昆阳城赋》。苏轼此时正值二十四、五岁，三篇赋作均写于赴京途中。这是苏轼第二次入京，先前他曾进京应试获得盛誉，后因母丧而归蜀。此次进京是他步入仕途的开端，一般认为此时的苏轼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实际上细品此三赋，发现这种看法确是简单臆断。
在《滟澦堆赋》中，苏轼为“滟澦堆”正名：“世以瞿峡口滟澦 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滟 堆”作为一个有功于人而不被理解的象征物，也包含了苏轼对未来道路的不安，他虽然仍要“用危以求安”，但对前途的风波是早有预见的。他此时经常把自己放在那些特定的人生矛盾中去思考，这种倾向在《屈原庙赋》中体现得更为鲜明：“悲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惊湍。”对屈原自沉前的心理活动作了生动的揣摩，这种心态在将入仕途的古代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过昆阳城赋》抒发了沧海桑田的空漠的人事之感，对精通兵法而言不被听，计不受从的严尤寄予了同情：“独悲伤于严生，怀长才而自浼，岂不知其必丧，独徘徊其安待？”
纵观三篇赋所咏之滟澦堆、屈原、严尤、无一是功成名就之结局，这反映了苏轼入仕之前既一无反顾，希望有所成就，又感到对未来境遇无从把握的矛盾心态。
二、被贬黄州期。包括此前的《后杞菊赋》、《快哉此风赋》及“乌台诗案”发生后所作的前后《协壁赋》、《服胡麻赋》、《浊醪有妙理赋》和《黠鼠赋》。
此间，苏轼已有近十五年未有赋作流传下来，与前面青年时期的赋作相比，此后的赋作风格大变。功业的追求完全淡漠，个人的精神自救与养生闲适之作占据了绝对的位置。
苏轼此期的赋作多表现出积极思考以求摆脱束缚的精神自救的超脱意识。《后杞菊赋》写对饥饿的解救与超越，庄子齐物思想开始成为赋作思想的主导。《前赤壁赋》表达对有限人生的悲哀之消解，《后赤壁赋》主旨幽远，我认为也包含对现实悲喜的超脱，道家的“鹤”成为精神自由的象征物。《黠鼠赋》意在摆脱外物的困扰，《服胡麻赋》表现出一种养生向道的倾向，这个倾向在后来再次迁谪外放时发展为极致。
这个时期的赋作，往往表现出一种困扰——解脱的共同模式，这是苏轼此时力求超越内心痛苦的体现。
三、在朝辅政期。包括《延和殿奏新乐赋》、《复改科赋》、《明君可与为忠言赋》、《通其变便民不倦赋》、《三法求民情赋》、《六事廉为本赋》六篇文章。
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继立，高太后执政，苏轼从一个被半监管的贬官一下变为太后近臣，太子老师。此期苏轼留传下来的六篇赋作均为律赋，均是写给年幼的皇帝看的。这些赋更象是论，大概是苏轼采取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式，以多种文体形式向皇帝进谏，同时也说明此时的苏轼对自己在朝廷中所能做的事情已经全部寄托在皇帝身上了，他意识到了自身能力的渺小，只有皇帝才是决定天下苍生命运的最终力量，这与他青年时期以天下为己任的想法是有鲜明差别的，这也是在多年的宦海沉浮中历练的结果吧。
四、远谪岭海期。包括此前知颖州时期的《秋阳赋》《洞庭春色赋》、《酒隐赋》和后来远谪惠州、儋州等地所作的《中山松醪赋》、《沉香山子赋》、《酒子赋》、《天庆观乳泉赋》、《老饕赋》和《菜羹赋》。
《秋阳赋》上承黄州时期创作的思辨色彩。但心境更显淡泊，此后的赋作，酒与饮食成了赋作的主要内容（《沉香山子赋》除外，是写物品之赋）闲适之乐与养生求道是此期赋作的主题。苏轼的精神是不屈的，乐观的心态是摧不毁的，即使在贬居海南的艰苦岁月里，他仍然能从生活中——哪怕是一餐一饮中发现生活的真趣，愉悦自己的残生。

欧阳修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 《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更多的是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朝中措》）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而他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感情亦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黄庭坚
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存诗近1800首,17岁开始诗歌创作,至61岁绝笔,其创作活动历时45年.纵观他的全部诗作,可见到其创作的发展是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的:创作探索时期,从北宋嘉祜六年(1061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作诗313首;风格形成时期,从元丰元年(1078年)至元丰八年,作诗650首;范式建立时期,从元祜元年(1086年)至元佑八年,作诗413首;艺术变化时期,绍圣元年(1094年)至崇宁四年(1105年),作诗422首.这种阶段性是诗人艺术本质和风格形成、变化的过程在创作中的体现,而其发展变化又必然受到时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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