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些关于没有骨气的人物和例子！！！

Answer 1

　　你这个问题，正好是遇到我了，否则，一般人可能没法来回答你。我正是研究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专制下的集体沦丧和个体命运

　　"诗人臧克家曾如此回忆说,1949年7月,他主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毛泽东亲临会场。在欢声雷动中，另一位诗人郭沫若做了一件令在场的人大都感到意外的非常举动，他竟然以90度鞠躬向毛泽东致敬。诗人臧克家感慨道,这一鞠躬，给我印象深刻极大。使我想到二十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卑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

　　这是三位诗人: 臧克家,郭沫若,毛泽东在特定社会场景中特定反应.由于彼此的社会角色的不同他们在历史中展现了各自不同的彼此.这一场景让作为后代的我良思许久.

　　其中,对于毛泽东来说历史是由他用狂草来书写的,对于臧克家则是政治洪流中的一份子不足影响政治, 郭沫若却复杂的多,他享有政治家的待遇却其实是个社会活动家.每一个人的历史评价是由这个人做个什么来确定的,于是他们有了各自的得失各自的荣辱各自的毁誉,这就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印记,谁也无法改变历史.于是, 臧克家是诗人, 郭沫若是诗人,学者,是半个政治家,毛泽东则是诗人,军事家,政治家,一国的缔造者.

　　每一个人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角色不同,各自就发挥了自己的社会功能.于是,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臧克家就讴歌了新中国,也遭遇了毛泽东的文字狱, 郭沫若则既参与了建立新中国,也参与文化大灭杀.

　　人在社会中常常是身不由己的,但每一个人的行为却只能由自己来负责,甚至面对后人的法庭听取宣判或者领取鉴定.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历史地位是无二的,虽然他发动了彻底需要被否定的文化大革命. 臧克家的诗人角色是无庸质疑的,虽然他作为社会中坚的功用究竟发挥了多少是难说的. 郭沫若的诗人和学者地位是无法改变的,但他在政治上的盲从和不确切导致了今天的后人对他评价的种种难题.

　　比如臧克家就那样回忆郭沫若的表现活脱脱一没骨气的谄臣.比如今天的我们对于他的形象也是如此模糊.但郭沫若是本来面目的. 郭沫若的争议主要来自文革的作为和表现.但那时的真情景是怎么样的呢?

　　北大学者周国平先生在最近的新书《岁月与性情?我的心自传》写道---

　　“文革”开始以后，郭沫若连殇两子，其中的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世英先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1963年打成“反动学生”后下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后返京上了北农大；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

　　并且,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又言说-------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周国平则震惊地回忆说-----------------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的人”。

　　郭沫若为自己的言行不一付出了代价-------老年丧子,二子并丧,人生至痛,夫复何哉?

　　这就是郭沫若的文革遭遇.

　　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于是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一夜间就被推入死巷,而且更可悲的是他们也自觉地放弃了反抗,他们以为自己在真正地改造自己成为新社会的崭新的人,这才是最可怕的:中国的文人在文革时是集体自动地沦丧.郭沫若只不过是在台面上而已.其实,那时的文人已经是些意识形态的中蛊者社会良知的聋哑人.他们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罢了.在一个集体沦丧的大背景下,个体的命运无论怎么挣扎怎样明哲到头来也要遭受巨创的.因为他所处的那个集体是他的根和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这是历史的真相.

　　但可悲的是我们抨击文革错误的时候,我们只看见郭沫若这个可怜虫,却不知他已经丧掉了两个他自己的孩子呀,那是他的命吧.

　　其实, 郭沫若的脖领后有一只手,那是毛泽东的五指山.
　　毛泽东的的脖领后也有一只手,那是专制.
　　专制是中国如此大悲剧----------文化大革命的根.
　　所以,我们在抨击郭沫若的错误的时候,也一定抨击那只毛手手!
　　你敢吗?
　　不然, 专制之下,集体沦丧的事件依然会变着花样的发生,个体命运依然无论怎样使尽手法也难以避免厄运和悲剧.如那么聪明和伟大的郭沫若就是.
　　这就是专制下必然的集体处遇和个体命运.
　　这是历史的宿命.
　　我答完了,我交卷,你敢拍那只毛手手吗?

　　再补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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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所表现。他的学术观点和他对孔子的评价也随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作了许多自残、自践、自辱式的所谓"检讨"和"自我批评"。

　　海内外学者对冯友兰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大多感到错愕、惋惜和不齿。国内学者对冯友兰的批评则集中在"批林批孔"时期，冯氏迎合江青，为四人帮做顾问的那段岁月。这样的批评，可以王永江、陈启伟197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评梁效某顾问》为代表。在文中，除指出冯友兰对江青谗媚逢迎的丑态之外，并说明过去冯曾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

　　“文革”后期，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名教授进江青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舒芜作《四皓新咏》：“一、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道。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二、诗人盲目尔盲心，白首终惭鲁迅箴，一卷离骚进天后，翻成一曲雨铃霖。三、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筦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四、进讲唐诗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义山未脱挦扯厄，拉入申韩更奈何！”
　　——《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故讽四人，传诵一时，且颇多唱和者。

　　郭沫若同样也是存在相似的问题,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建树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这些骨气气节方面的问题成了后人诟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