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胡适的原话是什么？

Answer 1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从鲁迅的日记看，是始于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年和1924年。1924年以前，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又因了胡适的“高升”，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是对《新青年》“双簧信”的不同看法。当时，《新青年》同人“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刘半农语），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一出“双簧戏”，激怒了封建卫道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冲突，属于各说各的。

鲁迅和胡适之间，还有一个关于“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更系统地宣传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劝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到了1925年，胡适走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

1922年5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溥仪召见胡适这件事的当时，鲁迅并没有什么评论。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等见诸报端时，鲁迅才旧事重提，予以挖苦。

鲁迅“骂”胡适，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对日本入侵的态度问题，而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一直成为胡适“卖身投靠”的一条罪状。

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为根据，臭骂了胡适，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比如，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此外，在《花边文学》的《算帐》一文，《且介亭杂文》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问题，鲁迅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抨击。

1933年3月15日，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伪自由书）的《“光明所到……”》一文，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

鲁迅逝世后，胡适多次谈到了鲁迅。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政治偏见，即便这样，也还有一些客观的内容。

Answer 2

鲁迅的《第三种人》 1924年以前，鲁迅和胡适在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等方面，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如： 胡适在1918年7月发表《贞操问题》，鲁迅在1918年8月写作《我之节烈观》；胡适1918年8月写作《再论“我的儿子”》，鲁迅1919年11月写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胡适1917年写作《人力车夫》，同情一个少年车夫，鲁迅1920年7月写作《一件小事》，颂扬一个成人车夫；1919年冬， 胡适曾经为一个不满封建旧家庭的生活，发愤出门求学的女学生写了一篇传，借此控诉“宗法社会制度”、“家长族长的专制”；鲁迅后来也写作了小说《伤逝》……胡适和鲁迅的私交也不错。胡适出版诗文，请鲁迅选录；每出新书，就送给鲁迅。胡适对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表示极大的赞赏。他还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鲁迅和二弟周作人1909年合作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由于是用文言翻译，十年间只公开售出20册。后来，鲁迅用白话文写出《狂人日记》等作品后，却一版再版。虽然思想内容起了作用，但是语言大众化的重要却不可否认。故此，鲁迅能够站在胡适一道，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鲁迅还能够为胡适说话，如他于1922年发表《估学衡》等文，回击“甲寅派”和“学衡派”对胡适的围攻。
1924年以后，有人说是因为鲁迅和胡适在文艺思想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说是鲁迅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有人说是鲁迅妒忌胡适，个中缘由复杂，难觅“权威”说法。而鲁迅对胡适慢慢地疏远、甚至反目，却是事实。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邀来华访问时，鲁迅是“驱泰大军”之一，他的杂文《骂杀与捧杀》直刺林长民、徐志摩，对胡适也不乏讥诮，在徐志摩生气罢译（不为泰戈尔翻译）时，胡适打圆场上阵顶替徐志摩，却没说鲁迅一个“不”字。
1926 年前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发生激烈论战，字里行间“斜刺”胡适。陈西滢和胡适同属“现代评论派”，然而，胡适既不参与论战，也不回击鲁迅。他反而在5月分别写信致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
鲁迅讥讽和影射胡适的文章，在1925写作的《华盖集》和之后的杂文中，可以看到许多。
1922 年5月，逊帝溥仪“召见”胡适，当时鲁迅并没有说什么。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后，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在鲁迅笔下，胡适整一个“叭儿狗”形象！1933年3月22日，据《申报·北平通讯》报道，胡适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在不知报道的真假和不查这话在什么场合所说的情况下，鲁迅立即在《算账》、《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等文章中臭骂胡适。他在用“何家干”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中，用上了这样的语言：“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对于鲁迅杀向胡适的言论和文章，胡适一贯都是采取不理，不驳。
不仅如此，胡适在鲁迅逝世后，反而为他辩护，阻止别人骂鲁迅。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上海《大公报》在10月20日发表一篇短评。短评说：“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接下去的语言却没能完全歌颂“民族魂”，“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
短评不短。有人向报社抗议，有人却说短评好。11月12日，女作家苏雪林发表一篇《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文中对鲁迅的性格进行了攻击，著作予以了否定。 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专门在文坛“兴风作浪”，还抄袭过日本人的文章，其杂文“一无足取”，等等。
苏雪林还专门给胡适去了一封信，除了？复对鲁迅的攻击、提出要取缔“鲁迅宗教”外，她还劝（请）胡适出面领导这份“大业”……苏雪林人称“才女”，据说是苏辙第38代孙。她的文章不亚于《大公报》那篇短评的“火力”！胡适接信后，不仅批评了苏雪林，还卫护鲁迅：一是说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信要不得，“还是旧文人的酸腐腔调”；二是人死不记仇，“他（鲁迅）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三是鲁迅的作品不容抹煞，“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四是说鲁迅抄袭日本人的文章子虚乌有，“数年前通伯（陈源）先生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抄袭日人盐谷温氏之作，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在鲁迅尸骨未寒却遭遇非议的时候，胡适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鲁迅的威信。
鲁迅逝世后，出版《鲁迅全集》遇到困难，鲁迅夫人许广平于1937年5月23日给胡适写信求援。胡适连忙参与，马上联系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出版。可惜因商务印书馆被日寇的炮火炸毁，致使当时出版未能如愿。
——就是过了二十多年，胡适还是念念不忘鲁迅。1958年5月，他在台北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演讲时，仍然说，在“新青年”时代，鲁迅“是个健将，是个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