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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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找到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看问题的方法，在全国为中国文化“树碑”的概括性话语中，老子《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被雕刻最多。这富有哲理的话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精髓。这句话用白话讲出来就是：“道”你讲出来了，就不是恒常说的“道”；“名”也一样。这句话所强调的是这样两点：一是社会和自然现象是受“道”控制的，是有规律的，人必须要受“道”的制约，要敬畏“道”的存在。二是语言不可能表述出“道”，非但“道”不可表述，任何具体的现实，无论自然界或是人类社会，都不可能和语言准确“对接”。这些观点在两千年前提出来，并广泛传播，是具有超前意识的，这种意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调。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当我们确定一个“概念”之后，是不可能确定它所对应的“实在”。也就是我们确定一个“集合”（概念）后，里面一定有些“元素”（实际）符合也不符合“集合”（概念）定义的要求；反过来也一样，我们对众多、繁杂的现实是不可能找到语言给予准确叙述的。也可以说“群文化”是“积分的结果”，而这个“结果”肯定是计算不出来的，你说出来的，则一定是错的，这个思维也就是俗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会”只能是个人的事情，也说明了“文化”只能是个人的，只有“微分”。历史和现实的存在与语言对它们的叙述是两回事。任何现实的“存在”瞬间就消失了，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而用语言符号记录的“历史”是长存的，我们围绕现实的所有“文化”不过是现实的表象，“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实在是高级超前的哲学认知。
传统文化的这一基调引出种种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产生的后果。“天之大道”是人类一定要探求的事情，现实（历史）也需要我们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时空”中传播，而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否定了语言文字可以表现出“道”来，现实也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述。于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特点：一是不信任“语言”；二是对“道”的崇拜和恐惧又常转化成对“话语”的迷信。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矛盾现象造成对所有问题（包括任何理论、认识、观点、判断）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对，也不对”；“是，也不是”。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特色”，是对所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中“特色”的解释。
中国有句俗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文化的这一超前认知导致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减缓，成了“龟兔赛跑”中的失败者。语言不能准确表述现实，但我们可以通过规范语言的使用来尽可能做到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被誉为科学的真正“始祖”，就是因为他创造的形式逻辑为解决“现实”和“语言”的对接奠定了基础。有了语言记录现实的“共识”，或者说制定了“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规则”。有了使用“话语”的规则，才能使语言在人类社会中发挥全部应有的作用。人类文明社会说到底是“契约”社会，而要尊重、遵守“契约”，必须要建立在尊重、遵守“语言对现实的记述”的“规则”的基础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超前认识，使我们知道任何“契约”、“法律条文”都有“空子可钻”，都有狡辩的余地，这一传统文化的特点造成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重视过任何“契约”类的文字记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从古代到今天几乎从来都没有赞扬过与争执对方签订的和约，尤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没有一个不受到指责，都是不平等的，就是开一个通商口岸也倍受谴责。同时所有去签订“和约”的大臣没有不指责为“卖国贼”的。现代是签订了不少条约，但很少主动受其约束，定了友好条约，依然是该“骂”照“骂”。不仅如此，就是法律条文（包括宪法）也很少认真用语言罗列出来，甚至皇帝的传位方式也没有认真用语言记录下来。中国很早就有“指鹿为马”的典故，这个历史事件的真伪无需考证，能流传这样的“故事”足以说明中国人的“聪明”。“语言文字”不过是些“符号”，它的意义是不存在证实的，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科学思想交集的部分是很有限的，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也一定可以在西方哲学中找到“同伴”。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西方哲学流派中并不是太受重视的，但通过马克思的著作传到中国被迅速吸收，“矛盾论”、“一分为二”、“辩证法”等思维方式被人们广泛认同，甚至被列为唯一正确的哲学观点，认为是传入中国的优秀西方文化，其实这只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拍即合”。“是，也不是”的思维方法，一切事物都要辩证去看，作为一种哲学观点是有合理的一面，它是基于“语言”和“实在”不能完全对接，在认识“群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认识只是停留在此，就不会有科学的产生。科学是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一种思维方式，不承认“是”和“不是”共存的，显示了人的思维智慧，并不是被动去“记录”现实。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大大加强了驾驭自然的能力，可以准确预测天体的运行，但无法预测每天社会发生的突发事件。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是由于“人”的复杂，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又“沉湎”在这“是也不是”的哲学中，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方面是很薄弱的。
“语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对语言文字表现出“不信任”，“不认真对待”之外，又表现出对“语言文字”的一种“崇拜”和“迷信”。中国语言中“辱骂”和“赞扬”的内容非常多，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被“辱骂”而丧命的故事，足见“语言文字”对人的“杀伤力”。古代一个文化人或者拥有财富和权势的人，除去姓名之外，有“字”，有“号”，有“封号”等等，足以让人眼花缭乱。而一个普通人，一个“下等人”，名字是极简单的，这些都说明人们十分重视所谓的“说法”。以至于有学者称中国人也有宗教信仰，这个“宗教”就是“语言教”，也就是所谓的“名教”。中国百年来重视“意识形态”，也受“意识形态”控制，至今也如此，而这些现象的实质就是“名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字的迷信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是对文学的重视，中国古代诗词赋是很发达的，出了不少诗人。也善于用散文的形式来说理，涌现不少散文大师。这些只能归于语言“艺术”的发达，而不是人类发明语言的真正目的，是语言的畸形发展。唐朝杜牧有篇《阿房宫赋》，被认为对秦王朝灭亡原因有深刻的揭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几乎是千古绝唱，但他引用的证据是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传说”，一件表面事件，但杜牧的话所以成为人们重要的“认知”，仅仅是因为作者的“文笔”，是“说得好听”。这个现象是中国认识问题中普遍存在的，即一个观点的得出，不是对依赖历史事件严肃的考证和思考，而是来自文学家们谁“说得好”。甚至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成为“伟人”，其理由来自文艺对他的赞赏的“话语”。这种“认知”实际功效（文化对现实的控制作用）是极差的，甚至可能得到错误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思想家，而多有文学家，甚至今天在政治协商的“精英”人群中，文艺工作者也占很大比重，这都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色”。 “是，也不是”这种态度适用于从整体上去看问题，现实的复杂性使得语言无法准确去描述，所以用“是，也不是”回答整体上的问题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