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任、水利等技艺也有所黄献。苏轼典服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
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主要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土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
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着,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
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末、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席,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伸、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的影响。
扩展资料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四十五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五十九岁时被贬往惠州,六二岁时进而贬至儋州,到六十五岁才遇放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对文学家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
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优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至海南开不是苏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文学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