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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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期间，钱玄同率先明确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与刘半农合作“双簧信”，给旧文学阵营以沉重的打击。钱玄同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 但这种“偏谬精神”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坚兵难摧敌垒。
立场坚定的爱国者
钱玄同晚年因国事蜩螗，外寇侵凌，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自热河沦陷后，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但同时也使钱先生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当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5月，钱玄同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钱玄同和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藏。日寇占领北平，北师大西迁，钱玄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不能随迁 而成为留守者。坚守故园的钱玄同在给远在西北的好友黎锦熙的通信中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原来，在北平(即 北京)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求职和授课的都叫“污伪命”。次年，他又对北师大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 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同时他复名为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 钱玄同逝世后，当时的进步刊物《文献》发表《悼钱玄同先生》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
杨树达：治许舍义，训以逃难。
黎锦熙：钱先生在思想上勇于冲破旧礼教的揭绊，而行为上则严于律己，看似矛盾，实则是言行高尚的统一。可真算得一个“完人”。“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
周恩来：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