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难问题如何解决？

Answer 1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来到城镇打工，成为“农民工”，他们对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成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加上文化程度低，又缺乏自我保护的基本法律知识，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讨薪难事件时有发生，而农民工实行月薪制实现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1，就当前社会实情而言，很多农民工出外工作，都是经由熟人介绍，靠的是熟人之间的信任，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并不会签任何的书面合同。
2、农民工工作的时候并不会打卡，也没有工作服，发工资时，大多是以现金发放。
3、农民工工作的地方，一般是私人包工头承包的项目，而私人包工头自身资金少，承担风险的能力低。
4、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且对律师存在偏见(这一点有律师行业的原因，这不做辩驳)，造成出现欠薪问题，但还是不愿意寻求法律的帮助。
5、想要找相关部门处理，但是投诉无门。
农民工实行“月薪制”到底难在哪里？
其一，工程建设领域工程款拖欠、款项用途混杂是导致农民工无法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重要原因。很多企业在回应农民工讨薪时经常说：“我的工程款还没拿到，怎么付钱给你？”这实际上也是工程建筑行业由来已久的痼疾，即层层分包，利益链越扯越长。而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发生一连串的拖欠。而作为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无疑是最弱势的一方。
其二，长期以来形成的年底结薪习惯，以及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也导致他们寻求月薪的意愿并不强烈。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更关注年底能不能一次性拿到报酬。
此外，各级监管部门监督管理的力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监察的重点也有待调整。当下，很多地方的监管部门往往采取不诉不查的态度，或者到年底集中执法。其实，劳动违法的纠正，更应该在日常，环节应该前移，而不是都等到年底欠薪了才去查。劳动权益的被侵害，体现在方方面面，日常查得严格一些，整体的情况就会好一些。
当然，这些年来，人社等部门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制度，比如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从源头上区分人工费用和工程款中的材料费等资金，确保人工费用按时足额拨付；采取实名制管理，旨在如实记录实际进场人员、考勤情况，确保钱与人对应；还有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制度，将农民工工资从链条最末端提到前端，确保农民工本人按时足额获得工资报酬等等。客观而言，这些制度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在现实运行中，也很难落实，甚至被钻了空子。比如有企业也搞农民工工资“月结”，但只给发1000元生活费，其他的还是年结；又有企业以少报人员对付实名制等等。
凡此种种，均有待持续强化检查惩治力度，不断规范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同时，不妨将其列入地方考核项目，以真正引起地方重视。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中国农民工总量接近3亿，达到29562万人。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维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应该体现为扎扎实实的制度关怀。农民工领资的确特别的难。主要的难点有其一，工程建设领域工程款拖欠、款项用途混杂是导致农民工无法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重要原因。很多企业在回应农民工讨薪时经常说：“我的工程款还没拿到，怎么付钱给你？”这实际上也是工程建筑行业由来已久的痼疾，即层层分包，利益链越扯越长。而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发生一连串的拖欠。而作为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无疑是最弱势的一方。推行农民工“月薪制”，还是要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从“纸上的权益”落实为“现实的美好”。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农民工工资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据新京报报道，从事建筑行业27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谭双剑建议，建筑业农民工应该像上班族一样每个月发工资，成立相关政府部门，对企业用工发放薪资予以制度上的管理与监督，让农民工逐步实现月薪制。　　其实，农民工“月薪制”也是一个老话题了。早在2004年，全国政协委员欧成中就建议，农民工的工资应实行“月薪制”，工资应按月发放，年终结算。一个横跨19年的提议，至今仍能激起舆论热议，足见社会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深深关切，但从中也可窥见维权之难。　　难在哪儿？一是签订劳务合同仍未尽完备、欠薪时有发生。再就是建筑业农民工特殊的资金周转方式，也不利于农民工采取“月薪制”。一般而言，建筑业多采取项目制，层层分包的情形十分普遍，农民工处于整个链条的最末端，这也使得很多时候，农民工很难主张自己的权益，缺乏博弈的筹码。　　还有，从农民工个体而言，不少人主张“月薪制”的意愿似乎并不强烈，这与长期以来的支薪习惯有关，也与其在城市中往往处于漂泊状态有关。　　这些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在推进农民工工资支付难题。2020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开始施行，这也是首次将农民工工资问题写进法律。其中明确要求，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订立书面工程施工合同，应当约定工程款计量周期、工程款进度结算办法以及人工费用拨付周期，并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的要求约定人工费用。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得超过1个月。　　然而，在现实中，“月薪制”落实情况并不乐观。诚如有农民工所言，多地合同也签了，月薪也发了，但又玩出了新花样，即只发一部分生活费，其他仍是到年底结清。至于开通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采取实名制管理等制度，也在推行中被打了折扣。　　说到底，若想真正推行农民工“月薪制”，还是要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真正把各项法律法规确定了的条款，从“纸上的权益”落实为“现实的美好”。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存在这样的权利差等，而是应该主动作为，办法总比困难多。　　以全国劳动监察部门每年都要解决大量欠薪问题而言，不妨尝试逐渐把关口前移，从查处各企业尤其是建筑企业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入手，不断夯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制度基础，从而逐步形成“月薪制”等所有积极的制度在农民工群体的良性发展。其二，长期以来形成的年底结薪习惯，以及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也导致他们寻求月薪的意愿并不强烈。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更关注年底能不能一次性拿到报酬。其实，农民工“月薪制”也是一个老话题了。早在2004年，就建议，农民工的工资应实行“月薪制”，工资应按月发放，年终结算。其后，又有多名政协委员提出推行农民工工资“按月支付”制度。一个横跨19年的提议，至今仍能激起舆论热议，足见社会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深深关切，但从中也可窥见维权之难。难在哪儿？一是签订劳务合同仍未尽完备、欠薪时有发生。当下，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各地也在积极推进，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与企业签订了劳务合同，但这些合同约定的条款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仍有一些企业借故逃避合同，钻法律的空子。这也使得很多农民工处于事实上的保护缺失状态。整体性的权益缺失，会传导到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方方面面。再就是建筑业农民工特殊的资金周转方式，也不利于农民工采取“月薪制”。一般而言，建筑业多采取项目制，层层分包的情形十分普遍，农民工处于整个链条的最末端，这也使得很多时候，农民工很难主张自己的权益，缺乏博弈的筹码。农民工的工资也往往被纳入整个资金的大盘子使用，并未专门区分出来。还有，从农民工个体而言，不少人主张“月薪制”的意愿似乎并不强烈，这与长期以来的支薪习惯有关，也与其在城市中往往处于漂泊状态有关。他们在城市中的消费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乃至生存需求，他们挣来的钱，还是要拿回家去。当然了，近年来，随着移动存储、支付的普及，农民工不存在保管钱款的难题，“月薪制”也逐渐为人接受。这些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在推进农民工工资支付难题。2020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开始施行，这也是首次将农民工工资问题写进法律。其中明确要求，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订立书面工程施工合同，应当约定工程款计量周期、工程款进度结算办法以及人工费用拨付周期，并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的要求约定人工费用。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得超过1个月。然而，在现实中，“月薪制”落实情况并不乐观。诚如有农民工所言，多地合同也签了，月薪也发了，但又玩出了新花样，即只发一部分生活费，其他仍是到年底结清。至于开通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采取实名制管理等制度，也在推行中被打了折扣。说到底，若想真正推行农民工“月薪制”，还是要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真正把各项法律法规确定了的条款，从“纸上的权益”落实为“现实的美好”。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存在这样的权利差等，而是应该主动作为，办法总比困难多。以全国劳动监察部门每年都要解决大量欠薪问题而言，不妨尝试逐渐把关口前移，从查处各企业尤其是建筑企业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入手，不断夯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制度基础，从而逐步形成“月薪制”等所有积极的制度在农民工群体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