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承认：杀杨宇霆前我从不迷信，但杀他后不得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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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作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张作霖之子，他手里的权力、财宝可谓是应有尽有。

然而，他却一直将一枚小小的银元收藏在铁柜里头。

当别人询问他为什么要把这随处可见的银元保存起来的时候，他还会顺口解释说：

这是留下来作纪念的。

他为什么要把这枚银元留下来当作纪念？

这枚银元到底有什么稀奇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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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10日下午， 杨宇霆 和 常荫槐 来到奉天张氏帅府的老虎厅，与最高长官张学良会面。

寒暄过后，他俩就直奔主题，表示这个中苏合办的 中东铁路 一直被苏联把持着，完全不听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要求张学良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重新将中东铁路纳入到东北军的管辖范围之内。

并且对于铁路督办这个重要职位，杨宇霆极力推荐由常荫槐来担任。

常荫槐这个人一直对杨宇霆唯命是从，是杨宇霆的得力干将。

在杨宇霆的扶持下，常荫槐不仅成为了奉系的交通委员会的最高会长，还是黑龙江的省长，他的权力已经非常大了。

若是再让常荫槐来当这个铁路督办，那么他就相当于把东北军的多个重要职位都囊括在他手中，整个东三省都归他管理了。

张学良这个最高长官将会变成空架子，毫无实权。

这是明晃晃地要被人夺权啊，没有哪个掌权者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

于是，张学良表示，一方面成立铁路公署这件事涉及到与苏方的外交问题，应该谨慎考虑，不可贸然行事。

另一方面，经过东北易帜后，东北军服从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管理，这样的大事需要上报给南京政府，得到首肯才可以执行。

谁承想，杨宇霆和常荫槐常年身居高位，备受上任最高长官的重用，行事作风极其霸道、强硬，一直以长者的姿态自居，根本没把张学良这个最高长官放在眼里。

杨宇霆步步紧逼，坚持要张学良快速通过这项提案，并拿出早已拟好的文件让他立即签字。

杨常两人如此嚣张地做法，让张学良感到十分愤怒，杀心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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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和紧绷的局面，张学良强忍着怒火，请杨宇霆和常荫槐在晚饭后再次来到老虎厅，继续协商这项提议。

杨宇霆和常荫槐同意了，两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离开了帅府。

其实在是否要杀掉杨宇霆这件事上，张学良也是极度纠结的。

从奉系发家起，杨宇霆就一直在出谋划策，立下赫赫之功，在军系中颇有威望。而张学良刚从已故的父亲手中接过东北军的管辖权，根基未稳。

为了东北局面的平稳过渡，他没有端着最高长官的架子，而是对杨宇霆表现出尊重、谦让的态度。

但是杨宇霆个性狂妄自傲，常常以下犯上，导致他与张学良之间积聚了越来越多的冲突。

如果猛然杀掉杨宇霆，张学良担心会引起东北军的内部乱斗，反而给一直对东北虎视眈眈的日本人一个趁虚而入的机会。

百般思量后，张学良随手拿出一枚银元，要用掷银元的方法来看“天意”，将杨宇霆的生死交由上天决定。

张学良是个从不迷信的人，但对于要杀杨宇霆这事，他还是选择用迷信的法子去做决定。

在掷银元前，张学良定好规则：要是正面朝上，就斩了杨常二人。

弹起银元，落回掌心，整整三回都是正面向上。

老话说得好，事不过三，一回是巧合，连着三回就不是巧合了。

张学良都要怀疑这枚银元是不是被做过手脚，但这只是一枚普通的、从口袋里拿出来的银元而已。

于是，张学良又改了规则：要是反面朝上，就立即毙了杨常二人。

再次弹了三回，前两回都是反面朝上，到了第三回，张学良都不想自己去看了，就让太太于凤至去看，结果还是反面。

太太于凤至看了结果后就哭了，张学良问她为什么哭了呢，于凤至哭着说：“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大开杀戒了。”

张学良不得不承认，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个对杨宇霆痛下杀手的事，像是顺应天意一样，就该做，就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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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常两人对张学良的逼迫，太太于凤至也是懂的。

当时的张学良甚至考虑过只把常荫槐给枪杀了，不杀杨宇霆，把杨宇霆给关起来就行。

然而太太于凤至却问了张学良一句话，她说：

“你把杨宇霆关起来了，你以后要怎么办？如果东北的这些元老前来保他，你是选择保他，还是放了他呢。到底，你肯不肯放人呢？”

听完这句话，张学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今到了必须要除掉杨宇霆的地步。

当机立断，张学良马上召见警务处长高纪毅，让他率领精干的卫队执行命令，将杨宇霆、常荫槐处死。

一切准备就绪后，只等瓮中捉鳖。

没多久，不知亡刀悬头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如约来到老虎厅里，再次拿出那份成立铁路公署的文件，要张学良签字。

这时，候在门外的高纪毅率领了几名装备齐全的卫兵冲进老虎厅，干脆利落地把杨宇霆和常荫槐给控制住。

随着枪声的响起，杨常二人被击毙在地，老虎厅的地板上布满鲜血。

卫兵们分成两批，一批人负责收拾老虎厅的残局，另一批人用地毯把两人的尸体给裹上。

然后送到杨公祠那里，并通知杨常二人的家属去把他们的尸体接回去，让家属自行处理两人的身后事。

杀死杨宇霆、常荫槐之后，张学良急促地呼吸着，脑子发懵，缓了好一阵子才缓和过来。

黎明将至，张学良召集了东三省的高官、将领们进帅府，向他们宣告杨宇霆、常荫槐的死讯，并将杨常伏法判决书等相关文件公之于众。

事后，张学良还给杨宇霆的太太写了一封亲笔信，安抚她的情绪，并且，张学良还给杨家和常家各发了一万现洋的治丧费。

特别是杨家，张学良担心有些人会对杨宇霆的家财打坏主意，还指定了几个卫兵去协助看守杨家的家产，不准别人乱动。

后来张学良把这枚决定了杨宇霆生死的银元锁在自己的铁柜里，一直保存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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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的死亡已成往事，一枚平平无奇的银元其实不足以动摇张学良的杀心，究竟是为何，张学良一定要杀掉杨宇霆呢？

这得从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积怨已久的多方面冲突说起。

首先，杨宇霆就像一匹孤狼，独自打拼，依靠自己的才干谋略攀登到奉系的高层，地位仅次于大帅张作霖，并深受张作霖的赏识和器重。

在他看来，张学良就是个稚嫩孩童，需要依靠张作霖的庇护，才能成长起来，毫无自主竞争力。

再加上，曾是花花公子做派的张学良有吸食毒片的烟瘾，耽误了军机要务，引得把军务放在第一位的杨宇霆非常不满。

于是，杨宇霆也经常以此为由，当众批评张学良的恶习和劣迹，让张学良在众人当前颜面尽失。

独立老练、行事稳健的杨宇霆完全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而张学良也是个有脾气、不服输的年轻人，两看两相厌的二人在日常的相处中就产生了不少的摩擦。

其次，两人的行事观念存在巨大的差异。

张学良接受的是东三省讲武学堂的军事教育，秉持着国土完整的 民族大义思想 。而杨宇霆接受的则是日本士官学院的教育，践行着 权力至上、利己主义 的做派。

由于两者的理念截然不同，加上杨宇霆霸道的个性和专横的行事作风，处处给张学良下马威，让作为晚辈的张学良难以在军中树立威信。

两人在本就性格不合的矛盾下，叠加了不可调和的思想理念差异，因此便再次加深了二人之间互相嫌恶的情绪。

到了1919年，张学良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内结识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惺惺相惜，成为了忘年之交。

张学良非常认可郭松龄的教育思想和保家卫国的精神，对于老师郭松龄一直保持敬重的态度。

当郭松龄突然举兵反奉时，前任首领张作霖派遣杨宇霆将叛乱者捕获归来，再做处置。

谁知，杨宇霆丝毫不顾忌任何人的情面，反而先斩后奏地将被捕的郭松龄直接处死。

恩师的死，让张学良感受到失去至交的悲凉和愤怒，他与杨宇霆之间的结怨越来越重了，杀意也一直浮现在张学良的脑海里。

父亲张作霖还在世时，张学良和杨宇霆暂能勉强相处，但是张作霖的离世让二人彻底撕破脸面。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着列车返奉，在途径皇姑屯的时候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藏的火药给炸死。

事发突然，奉系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为了稳定局面，奉系的高官将领们立即召开会议，尽快推选出新一任的东三省军政长官，而作为名正言顺继任人的张学良却遭到了杨宇霆的打压。

在东三省军政长官的人选上，奉系军师杨宇霆极力推荐保守派的张作相上位。

经过多方商议，最终，在东三省议会联合的拥护下，张学良才获得了东三省最高长官的职位。

这次上任风波直接把杨宇霆与张学良之间的剑拔弩张搬到明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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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作霖离世七天之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最高长官，开始统治东北军阀集团，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使国度从形式上回到完整的一体。

在东北易帜的问题上，张、杨二人依然矛盾不断。

当时，张学良一力主张要服从南京的领导，而杨宇霆则极力反对。

更令人大铁眼镜的是，在宣布易帜的庄重典礼上，杨宇霆与常荫槐公开拒绝参加张学良等东北军政长官与南京政府代表的合影，两人毫不留情地直接离席，让张学良陷入尴尬的境地。

最重要的是，在日留学的杨宇霆是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

第二次直奉大战前，杨宇霆曾谋划着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军队的各个领域，妄图逐渐掌握东北军权。

而父亲张作霖又是死于日本人之手，导致张学良对于杨宇霆的亲日行为极度憎恶，更对他觊觎东北的政权感到万分暴怒。

杀意难以抑制，张学良早已想要将杨宇霆杀之而后快。

但是不可否认，杨宇霆在奉系中处于特殊地位，他的军事能力和才智谋略对东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好比东北军的定海神针一般。

动他，就会动摇军心。

这种种原因，让张学良一直在是否杀掉杨宇霆的问题上徘徊不定，想杀又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去杀了他。

最终，杨宇霆的夺权行径让张学良彻底地狠下杀手，结束了两人多年的恩怨情仇。

这枚六杀杨宇霆的银元，让张学良自称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迷信的人。

但是，怪力乱神之说，只是人们心绪拉扯的幻想。

归根结底，人的选择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杨宇霆的死亡，是他必定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