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古代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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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
上党---神话的故乡:神农尝草、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这一篇篇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的神话传说，已带着诞生它们的一座座大山，高高矗立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折射出长治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印证着上党历史文化的博大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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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上党是出武将的地方，却也不乏文臣贤相。他们虽然也青史有名，却远不像冯奉世、连楹和暴昭那样勇武刚烈之士名传万口。在上党，宰相和近乎宰相级的大臣还真是出了不少，最有名的要数唐代的苗晋卿、明代的刘龙和清代的吴王典了。
　　苗晋卿在唐肃宗在位的时候，做宰相做了七年，内政安宁，应当说还是很有政绩的。但因为唐代的名相太多了，诸如魏征、裴耀卿、姚崇、宋璟、裴度等等，相形之下，同是宰相的苗晋卿就不太为人们所熟悉。但从他的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上党人性格的影子：即既有上党人刚毅强悍的一面，如汉武帝时有名的“壶关三老”令狐茂等，冒死上书，给太子刘据鸣冤；但也有善良、聪明和山里人狡黠的一面。
　　苗晋卿，字元辅，潞州壶关人。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他进士及第后，先为修武（今河南修武）尉，后到朝中任吏部郎中、中书舍人等职。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正月，李隆基浩浩荡荡地来归潞州时，侍驾而行的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一批名臣中就有苗晋卿。踌躇满志的唐玄宗一路写诗，他们也都跟着一路“奉和”。可见玄宗对苗晋卿还是十分看重的。
　　但唐朝的兴盛在玄宗，开始衰落也在玄宗。特别是后来李林甫为尚书，专擅国政，弄得朝中一片混乱，乌烟瘴气。
　　天宝二年(743年)的春天，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奭，为了弄个进士及第，以图升官发财，也装模作样地参加了全国进士的考试。主考官是苗晋卿和宋遥，他俩认为张倚深受玄宗的信任，不敢得罪，而只能讨好。考试结果，共录取64人，分为甲乙丙三科，他俩就给了张奭一个甲科之首。而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张奭胸无点墨，根本不读书，何来的榜首？一时议论纷纷。
　　安禄山当时是特别受玄宗和杨贵妃信任的，当他得知了这件事，为了打击张倚的势力，把此事奏报了玄宗。玄宗也特别重视，就把新录取的进士集中到花萼楼亲自进行殿试，结果被录取的只有十来个人，其余的都名落孙山，张奭当然也是落选的一个。他在殿试时，真是狼狈不堪，竟手持试卷，一天写不出一个字来。当时人们谓之“曳卷”(即交白卷)。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卷先生”。
　　此事传出，朝野哗然。唐玄宗大怒，随即下旨把苗晋卿贬为安康郡太守，宋遥贬为武当郡太守，张奭的父亲张倚也被贬为淮阳太守。
　　唐代科场舞弊已很严重，腐败的事又岂止科考？苗晋卿知道自己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本事，又胆小怕事，处事周到、圆滑，只想做好人，结果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跌了跤。
　　苗晋卿去了安康，第二年又被任命为河北采访使，干了三年，大有政绩。后来又一步步地到了朝中，做到工部尚书、左丞，到达副宰相一类的高位。安禄山造反，“安史之乱”时，玄宗仓惶辞庙，入蜀西逃，帝位让于肃宗李亨。苗晋卿时任陕郡太守，在扶风曾拜谒肃宗，进计献策，被授左相，封韩国公。苗晋卿在平息安史之乱中是有功劳的。后来肃宗死，代宗即位，对他仍很敬重。苗晋卿年八十岁时，以太保终，赠太师。
　　苗晋卿一生的追求，那就是：做一个好人。在那时极其险恶的官场中，苗晋卿很世故，他不能不世故。但在做官期间，他尽量做好事。治理百姓不用残暴的办法，而是出于好心，耐心地教化百姓，施与恩惠，人民都感激他。
　　不知道为什么，在潞州的文化史上，苗晋卿的建树似乎不多。也许因年代久远而被湮没了吧。但苗晋卿的十个儿子中，却有一个苗发，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唐代大历年间，有著名的“大历十才子”，即十位最具文学才气的人，其中就有苗发。
　　《唐书·文艺·卢纶传》载：“纶与吉中孚、韩 、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氵韦、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不过，后人知道苗发的并不多，或许因为经过岁月的淘漉，他留下的作品少，显得文学成就不够大的缘故吧。可见，无论是作家还是诗人，都是以自己的文章安身立命的。
　　明代时襄垣县的刘龙，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古代贤臣。
　　今天我们去仙堂山景区旅游，在仙堂寺后面的刘龙碑亭，导游员就会津津有味地给你讲起吏部尚书刘龙，少年时代在仙堂山读书的故事。
　　故事说，刘龙小时候，拜仙堂寺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僧为师。但仙堂山沟壑纵横，行雨季节，山里常发洪水，这样势必要影响到刘龙上山学习。
　　一天，大雨下过，山洪咆哮如雷，刘龙因过不去河，不能上学而痛哭不止。正在这时，突然从林间窜出一只斑斓老虎，乖乖伏卧在刘龙面前。刘龙先是一惊，后见老虎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就说：虎啊虎，你若有心背我过去，就请摇摇尾巴点点头。说来也怪，老虎真的摇了摇尾巴点了点头。刘龙便背起书包，飞身跨上虎背，老虎后腿一蹬，腾空而起，瞬息即到达了彼岸。以后，凡遇雨天，刘龙就借助老虎的神力跨涧过河，从未因山洪阻隔误过上学。他勤学苦读，后来终成大器……
　　这当然是来自民间的传说故事。但刘龙确为仙堂山麓的襄垣县肖家垛村人。他字舜卿，别号紫岩，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10岁即能咏诗撰文，明弘治八年（1495年）他20岁时获乡试第二名，中举人，弘治十二年己未年参加殿试，获第一甲第三人，即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充任经筵讲官，向皇帝和太子进讲经史，并多次出任朝廷考官。
　　当时，正是宦官刘瑾弄朝，极力搜刮民财。一为取悦皇上，更为中饱私囊。
　　相传，刘瑾要文武百官回各自的乡土属地敛宝进贡，刘龙将计就计，回到襄垣选了一个特大的萝卜，用三套马车运回了京都。刘瑾看到了这个萝卜贡，正要奏刘龙一个欺君之罪，想不到皇帝却脱口赞道，我国能长出如此大的萝卜，是民丰物阜的象征，是国泰民安的祥兆，刘爱卿敛宝有功，理当重赏。刘龙乘势奏道，要说功劳，不属微臣，当属滋养万物的土地和辛勤劳动的农夫，万岁若能体恤农民种田之辛苦，减少赋税，不再向民间敛宝就更好了。皇帝听了，连连点头，深以为是，刘瑾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但后来刘龙还是受到了刘瑾的诬陷，改任兵部职方主事，转吏部员外郎。直到刘瑾被诛后，刘龙才升为左春坊、领“司经局事”，即主管太子宫中的图书馆。同时，为皇帝修撰玉牒，后来升为侍读学士，再后来主持翰林院。
　　公元1522年，武宗正德皇帝死，明世宗嘉靖皇帝即位，对刘龙益加宠信。嘉靖六年（1527年），刘龙升南京礼部尚书，后又为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嘉靖十四年（1535）刘龙60岁时，皇帝曾召他从南京返还京师，他竭力求退，态度诚恳，得到皇帝特允，从此隐退还乡回了山西襄垣。
　　刘龙回乡之后，一不会亲访友，二不吃请赴宴，终日闭门谢客，伏案著书。有《紫岩集》48卷、《尚书讲章》8卷、《奏议》4卷传世。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刘龙逝世，享年78岁。至今肖家垛村有尚书坟，还有为他树立的神道碑。
　　刘龙的一生少有大起大落，居官清正，且善体察民情。理政之余，他经常布衣加身，到民间私访。他更不忘“生吾养吾的家乡故土”，对仙堂山启蒙故地，飘泊宦海多年后归来重游，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曾有写仙堂山的诗云：

　　高士当年不可求，白云无恙水长流。
　　桃园路杳应难问，蓬岛春深是胜游。
　　已分烟霞成痼疾，肯将霖雨慰殷忧，
　　苍松翠柏遮天日，独傲人间万户侯。

　　这决不是一个贪官伪装出来的虚饰之词，而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封建官吏的内心独白。如此淡薄名利、权位，对于一个退了休的高官来说，达到这样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刘龙却达到了。

　　《中国宰相全传》中的吴王典传记

　　在长治人的心目中，吴王典是倍受尊崇的。
　　吴王典（1637—1705年）字伯美，号铜川，清代山西沁州（今沁县）徐村人。他为官一生，勤政廉明，竭尽所能为“康乾盛世”的到来，贡献了毕生精力。
　　吴王典出生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之家。家道小康，兄弟三人，吴王典为长。大弟吴琪为康熙壬午科举人，但并未外出做官，只在家乡管理家务，二弟一直在家侍奉父母。而吴王典则入仕，且一路平坦，官至保和殿大学士。
　　吴王典幼年，在祖父与父亲的亲自教育下读书识字，加之天性聪颖，16岁时便考中秀才，两年后，又在太原乡试中得中举人。顺治十六年（1659）及进士，授河南汝宁府确山县知县。当时距明末战乱不远，确山城乡一片残破。他招抚流亡，开垦荒田，使当地民生安定。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王典以政绩卓异调至中央，升为吏部主事。以后又升为员外郎、郎中。他任中央中层官员三年，仕途已是一片光明。
　　康熙十七年（1678年），42岁的吴王典调任鸿胪寺少卿，次年，又任光禄寺少卿，又过一年，成为通政使司右参议。1682年，他升补为太仆寺卿，不久又升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此时他已经成为清廷的中央要员。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吴王典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授湖北巡抚。当时，因湖广总督标营被裁，一些兵丁闹事，“鼓噪抢劫，聚众作乱”，兵变刚平息，地痞恶棍纷纷诬良民为“贼党”，冤狱一兴，株连不断，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吴王典到任，对于受冤屈者，一律免于追究，并惩办诬告者。他还设法赈济灾民，安抚百姓，人心大为安定。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吴王典升任湖广总督。这期间湖北武岗发生了农民起义。作为封建政权的一员，他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出兵镇压了农民起义，并捕杀起义的首领。同时，他还弹劾罢免了激起这次起义的州牧。
　　康熙三十五年，吴重新调回京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成为康熙帝的得力助手，内阁辅臣。康熙三十六年吴升刑部尚书，三十七年再加官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他几次要求病退回乡，康熙始终不准，对人说：“吴王典为人诚实，怎么能让他回乡呢？”康熙还曾把他亲临的米芾《千字文》赐给吴王典 ，并在背面题词：“吴王典为人宽厚和平，持已清廉。先任封疆，军民实受其惠。朝中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书于后以纪其能得人臣之体。”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吴王典感激涕零，因而鞠躬尽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吴王典在内阁值班时发病，终于任上。康熙帝派重臣致祭，赐于“文端”谥号。
　　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命礼部侍郎孙岳前往沁州，带去御制墓碑文，刻石勒铭，以纪念这位故去的老臣。在碑文中，康熙帝赞扬吴王典“操履端方，性资凝重”“休休大度，尽消偏党之私，寄以腹心”。由此可知，康熙对吴王典的评价之高。
　　吴王典作为一位太平时代的重臣良相，重视民生，关心民间疾苦；清正廉洁，不谋取私利；兢兢业业，悉心操理政务。虽然他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未留下千古传扬的诗文佳作，但他的这种平凡中孕育伟大、忠于职守的精神，更值得后人称道。
　　“沁州三件宝，鸡蛋、瓜子、吴阁老。”这一首追念贤相吴王典的歌谣，300多年过去了，一直在长治地区广为流传，人人皆知。吴王典没有被人们遗忘，都知道他是一位清官、好官！这是一种人民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选择吧！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太行上党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北方经济较为繁荣、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一般人的眼中看来，上党历来多战事，是出武将的地方，经史文艺方面必定无足可取，其实大谬不然。这里人才辈出，群星闪耀，不仅涌现出了一批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也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
　　我们知道，上党是多民族的融合地。多民族之所以可以在这里融合，首先是文化上的认同和融合。 只有具备强有力的文化强势，才能承受住不断而来的异族冲击，才能使原有的汉文化得以保存。同时，由于这里是一个历史的要冲，不仅有外来的武力的冲击，也有外来文化的补充，从而使这里的文化变得特别起来，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情结。
　　从典籍的记载来看，故然有许多诸如“上党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汉书》）“潞州山川高险，而人俗劲悍”（《五代史》）的记述，但也不乏说上党“民多勤俭而力农，士尚气节而尚礼”（《一统志》）、“其民纯俭，务农织，不事商贾，颇好学”、“其民纯俭，务本好儒”（屯留、襄垣县志）的记述。历史上的上党尊师重教，府、州、县的庙学，即官办的学校，至少在唐代时已普遍建立，各代官办和私立的书院散布境内。有名的书院如雄山书院、东山书院、心水书院、藕泽书院、沧溪书院、泰晋书院……另外，还有更多的为民间子弟设立的社学。
　　上有教化，下有风俗。文化风俗与区域环境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大抵北方王朝兴衰频繁，上党文人的所见就远，志向就高；上党地域旱地贫薄，天气苦寒，这里的诗文也越带有寒峻之气。上党人的风尚越是勇武任侠，不畏生死，对人生和生命的探索、思考也就越多。可以说，没有上党生活环境的艰辛苦寒，也就没有上党人的勇武任侠；没有上党人的勇武任侠，也就没有上党文化的慷慨悲歌。
　　上党人在经史文艺方面的成就，确乎是出类拔萃的，这又同样体现在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