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一作文

Question

（一)、以《温暖的记忆》为题，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记叙文。
（二）、题目：----------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要求：把题目补充完整，可写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一个人、一本书或一部电影等等，要写出真情实感。
要真实一点的，我才14岁
很急的！！！！

Answer 1

温暖的记忆
初进厂，鸡蛋里吃出骨头

来深圳之前，我在广州搞建筑。那一年我21岁，高中毕业后在福建石狮搬了两年花岗石，又苦又累也不挣钱，做梦都想去深圳进厂，当工人。我们村里有很多人都在深圳当工人，但大都是20来岁的女孩子，更多的人，特别是男人，在广州火车站下了车，就像砖头一样，稀里糊涂地就不知去了哪个工地。

那时我觉得我还不如一块砖头。砖头糊上砂浆就稳稳当当的立在了城市里，我却不得不为吃饭睡觉在那个城市里奔命。打浆，拉砖，扛水泥，全是力气活。我天生就体单力薄，老乡们嫌我拖了他们的后腿，都说，一个高中生，读了十几年书，别在工地上浪费人才，去深圳嘛，进了厂，就有机会拿笔杆子坐办公室了。我知道他们话中带话，可怜我一个月还干不上十天活，到了年底结帐，还得倒补工头20元生活费。

那是我在广东过的第一个年，没有酒，没有烟，睡在工棚里，被子单薄破旧，窝在里面往外看，白花花一片。

南方的冬天，一下雨，格外阴泠。我穿上所有的衣服，脊梁还是冷冰冰的，我们的床是木架子，铺的却是废铁皮。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大年初二的中午，天晴了起来，我洗了一把冷水脸，想去街上晒晒太阳。我坐在越秀公园门前的树下。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树，枝繁叶茂，根须老长，垂到了地面，金灿灿的阳光从叶片映进我肿胀的双眼，暖洋洋的。我却突然打了两个寒战。我看见一个戴着红袖箍的治安仔不停地朝我招手，嘴里还吆喝着什么。倘在之前，在我未经历这个冬天之前，在我还对这个城市抱着希望之前，我肯定会撒腿就跑。但那一刻，我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在想，空着肚子，他随便吼一声，迟早也会被他的同伙逮住。再说，没偷没抢没杀人放火，顶多把我送回老家，更好。

那人见我还呆着，走了过来。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呆着。

他说，兄弟，帮我个忙，车卡住了，推一下，10块钱。

对着暖和的冬阳，在广州，我第一次傻傻地笑了。

我用这钱买回一条内裤和一块香皂，好好地洗了个澡，然后去小食店吃了一碗辣子面，余下的几毛钱买了信封和邮票。我不能再在广州的工地上呆下去了，我咬破手指给初中同学唐正江写了封血书，我说你表哥有办法把你弄进厂，肯定也能把我弄进厂，你付出多少代价我日后双倍报答你，要是半个月后你娃娃不来广州接我，我想这封信就变成了我今生的绝笔。

十天后，唐正江把我接到深圳，在龙岗南约山里的一间土房子里安顿了下来。那时候，一个男人要在深圳进厂，比我想像的难多了。屋子也就十来平方，挤了四张双层床，上下住了十个人。我和他弟弟都没进到厂，另外七个全是他们村里的女孩子，有工作的厂里都办了暂住证，我和他弟弟没有暂住证，白天不敢出门找厂，只能睡觉，到了晚上，就把铺位让给别人，去山上的坟墓前找供果，有时也掏几条红苕回来。

元宵节那天晚上，从家里出来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只能在土房子前睡觉，都以为这里僻远，不会查暂住证。谁知半夜时分，呼声喊声一片，我们从山顶往下望，人们潮水般四处奔涌。从此，为了躲暂住证，我们再也不敢回土房子了，一日三餐只能靠他们下了班送到山上来。

好不容易挨到月底，唐正江出了粮，请他表哥厂里的人事主管吃了一顿，另外又给他老乡借了500块钱走后门，我们才进了龙东一家皮表带厂。

我想象里，在深圳，进工厂，准时上下班，穿着整洁的工衣，吃着可口的饭菜，每月到时领工资，然后去邮局，把喜悦和希望寄给父亲。但这个厂的情况比我想象的糟多了。我被分在胶水部，从我进厂的第一天起，头就没有清醒过，整天吸进去的是胶水味，呼出来的还是胶水味，而且加起班没完没了，上班不能迟到，下班不能早退，事假病假都得扣钱，上厕所打开水都得登记，而且一个班不能超过三次。

有一次，我在鸡蛋里还吃到了骨头。

那是中秋节的晚上，加餐，鸡蛋和着油渣炒，油渣里不但有猪毛，也有骨头。这后来成了一个真实的笑话。当然，这些都不是忍无可忍的。令人无法容忍的是，那吃我的喝我的收我钱的主管，经常打骂工友，对我也一直横眉冷眼。我把这些都写了出来，到了半夜，就偷偷贴在宿舍走廊里，搞得满厂风雨。老板亲自从香港赶回来，从几百号人的报名表上一一对笔记，总算把我找出来了。好在，他只是分文不给地把我赶出了厂，而没 有像他叫嚣的那样把我送进派出所。

游民，厂工，写作者

我再次沦为无业游民，又回到了南约的山里，住在了那座曾经偷过供果吃的坟墓旁边。那些日子，我心灰到了极点，巴不得让治安把我抓到樟木头去。我再也不怕查暂住证了，天一亮，就这个工业区跑那个工业区找厂。一个月过去了，我已经欠唐正江800元钱了，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暮秋的深圳，在山里，一些阔叶林，片片黄叶已经飘落，夜里，阵阵寒意袭来，偶尔从山涧传来不知名的野兽叫声，飘向远远的工业区。那里闪闪烁烁的灯火，让我总是回味着在广州的那个暖洋洋的正月初二的中午，那天的阳光怎么就那么的灿烂，那个治安仔的手势怎么就那样的优雅，我的运气怎么就那样的好，憋一口气，几秒钟就挣了10元钱。这样的机会，在深圳，还有吗？在深圳的第一个冬天，难道比在广州更惨？

立冬那天晚上，唐正江特地买了瓶啤酒和一只烤鸡腿来到坟墓边，同时，还带了本旧杂志，《大鹏湾》。他说，他写诗好多年了，明天，就给这本杂志投稿，叫我也试试。

我趴在石头上，写了两天两夜，万把字，感觉流水账似的，题目他想的，《深圳落叶》，很诗意，他说。

我把稿子寄给了《大鹏湾》的编辑郭海鸿。隔三岔五的，我就打电话问情况。老郭说，好，很好，真实，感人，初审过了，开了年，就发表。

年底，又在唐正江的帮助下，我进了观澜第二工业区的一个小厂，也是做皮革表带的。也许是因了《深圳落叶》，也许因了老郭的肯定，我觉得1995年的冬天格外温暖，干起活来也特别卖命，对什么事都充满信心，并给老板写了封信，对厂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并跟龙东那家厂做了个对比，提出了该厂许多优越之处。老板见我肚子里还有点墨水，有几下子，便把我调进了办公室管仓库，拿月薪，吃管理伙食，有点人模人样的了。

过了年，一有空我就去书摊找《大鹏湾》。日子一天天过去，新杂志总算出来了，可就是没有《深圳落叶》的影子。

那是一个晴好的春日，我特地请了一天假，名义上是拜访老郭，其实是想当面问问稿子的事，大有不到黄河心不甘的架式。那时杂志社还在老文化馆办公，两层还是三层我没记清楚，却很破旧，编辑们的桌子上满是稿子，不像现在全是电脑。当时老郭不在，美编老罗说是有那么个稿子，他把插图都画好了，可能得排后一期吧。不久，老郭回来了，长发，没现在胖，见面，握手，看看表，说，下班了，去家里弄饭吃，喝点小酒。

白萝卜煲猪杂，正宗的客家手艺，我喝得少，吃得多，在厂里，我吃萝卜吃怕了，他可能看出来了，一个劲往我碗里夹肉。

那个稿子到现在也没发表，大概是没过终审。也许是因为那几碗猪杂汤，也许是因为老郭总是在信里鼓励我坚持下去，所以直到2000年年初他离开那个工作单位，我一个稿子也没发过，但那份信念还在，那个劲头还在，而且真的就坚持着，不停地给他稿子，尽管我们的工厂从观澜搬到了龙华。

一天上午，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一个黑黑壮壮的平头找到我，说，你给《大鹏湾》寄了很多稿子吧，我姓郭，住在龙华，我老婆就在前面的工业区，顺路来看看你。

我说四年不见你咋就黑了壮了？头发也短了？你不是老郭。

他说老郭去了别的地方，他刚去，我的稿子他全看过了，有点基础，就是学生腔重了点，有空咱们谈谈。

我说好呀，那就去宿舍吧。

我们谈了一中午，有三句话我还一字不漏地记得：你的文字，要更平实、浅显；你性格内向，不一定是坏事，智者讷于言而敏于行嘛；你们天天吃这个，实在太差了，不过，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他说这些的时候，从我打给他的厂饭里接连挑了三颗沙子。

他给我送上去的第一个稿子叫《厂长开会》，被打了回来，改了一下再送，总算过了。我来自四川农村，故乡的困苦一直纠缠着我，我写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家乡的人和事，这很适合杂志当时的一个主打栏目：故乡的云。

写作，放下，拿起，再放下

然而这年9月，家父因故突然去世，厂里的效益却极度恶化，我大半年都没拿到工资了。工友们东拼西凑为我捐赠了三千块钱，我才回到家里把父亲的后事办理了。那一年我直奔三十，亲友为我介绍了女友，女孩跟我一起来到深圳，为了两家人的生活，我们在龙华那个厂难以为继，只好辗转龙岗进了另一间工厂。隔年添了女儿，生活的担子，更沉重了，写作，就如初恋的情人，只能在梦里，偶尔给我一些惊喜。

为了多拿一点工资，我放弃了拿笔杆子坐办公室的梦想，干起了计件的针车工。2003年非典时期，厂里没什么订单，我的心又开始空落起来。这时我才想起，我还会写点东西的，为什么不写写挣点稿费补贴一下家用？当时两位老郭都去了市内一家杂志社，得知我已成家，都挺高兴，多多少少寄点稿费来。非典之后，订单多了起来，老板见我能写文章，怕我搞出什么响动，恨在心里，却又不想炒掉我，便把我提为小组长，还给了我一间小小的房子。不久，南方都市报的谢湘南做一个关于打工仔写作的采访，找到我，在我宿舍前面的天台上还照了相，让我硬是美了好一阵子。没几天报纸出来了，关于我的小标题是：穿着大裤衩的小组长。那是个大热天，我穿着短裤踏着拖鞋，胸口还挂着厂牌，十足的写实。

到了下半年，老郭说他们杂志社差人，问我要不要去试一下。这事我做梦都没想过，哪能放过？去了，还夹了些作品剪辑，其中就有那份报纸。

杂志社不包吃住，市里房租高，我便在龙华大浪路口租了个单间，把老婆也接了过来。那些日子，大概是我在深圳精神最饱满的日子，六点多钟起床，背个黑包包，夹着饭盒，没有西装，也没有一双原样的皮鞋，走起路来却风响。在梅林关转车特别挤，很多人叫苦不迭，我却乐此不疲，傻乎乎地想，十年了，总算正儿八经地坐上办公室了，这可跟观澜的仓管是两码事呀！

年后不久，杂志社就有了人事变动，我最终还是离开了那里，和妻子回了老家。我们打算在县城租个铺子，边经营边写点东西。本钱不多，又没别的能耐，生意哪能说做就做？没成。后来又试着种菜，养鸡，但收入甚微，远不如外出打工，只好再次回到深圳，在宝安西乡进了厂，干的还是老本行，踩针车。由于货源过多，每天工作长达十三四个小时，写作，已渐行渐远，只是逢年过节，去他们那里走动一下，表示我还活在深圳，没有从这个城市消失。

深圳有温暖，因了文字

但那一年，我的工作更加繁重，忙得整整一年没给老友们打过电话，我甚至忘记了，曾经，我发表过文章，曾经，我在龙华那些诗情画意的日子。我跟我的千千万万个工友一样，除了上班，就是吃饭，睡觉，几乎一个月都不曾踏出工业区门口，几乎一年都没出过固戍大门。要不是那场大雪，堵住了我回家的路，我几乎忘了，我所生活的城市，叫深圳。

腊月二十七的上午，我和几个一样回不了家的工友正在斗地主，接了一个电话，一个朋友说，宝安区作协正在搞一个活动，你跟作协那边的某某联系一下。

跟作协一了解，才知道是有个征文活动，是关于雪灾的，写一下留深过年的感受。我扔下扑克，去到网吧，却一个字也打不出来。两年多来，没摸过电脑，手指僵硬，连字根都忘了，不觉心里一阵发麻。放弃吧，可人家专门打电话来，况且也答应了。再说，这也是个机会，哪怕得个尾等奖，也比在广州推二十次车强呀。真的，当时我想起了那次推车，那个一咬牙就挣了10元钱的大年初二。是的，这是个机会，我不能放弃。

我回到宿舍，一口气就把那些个征文写成了，然后抄了一遍，跑去朋友家发邮件。哪知我坐在电脑前，连自己的名字都打不出来了。整整呆了一个下午，总算才把稿子发出去，一分钟也能打出十个八个字儿了。

夜里，我喝了很多汤，也喝了不少酒，还把朋友的话记在了心底：开了年，买个电脑，有些东西，是不能丢的。

开工那天，我接到了作协的电话，说我得了一等奖，奖金很不错。拿到奖金，我赶紧买了台全新的电脑。有了电脑，集体宿舍没法摆放，妻子一高兴，租了个单间。“业务”上、生活上都因征文腾跃了一下。

随着用工环境的改善，我们加班再也没那么晚了，每个周日晚上休息，每月还有一天假期，这跟大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但对我来说，已经很难得了。这一年写下来，虽无大的收获，时有时无的稿费，还基本能抵消日常开支。而今年宝安日报《打工文学》的创刊，更让我们这些身在打工前沿的文学爱好者，有了更广阔的展示和期待。

当我们在期待中走完2008年，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当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当我们迈向新的里程，无论你是已经踏上归家的旅途，还是继续留在这里，我想，你跟我一样，在这岁末年初，只要稍加梳理，这些年，在这个城市里，总有一些令人感动、温暖的人和事，而且，还将感动、温暖下去。

你可以根据这篇文章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