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主要人物和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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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前期主要文人：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别署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曾先后任宗人府及礼部主事等职，终其一生不出地位卑微的小京官。道光十九年(1839)，因忤其长官辞官南归，两年后，暴卒于丹阳。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在近代历史开端之际得风气之先的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的思想明显受到明中叶以来伸张个性思潮的影响，重情、重童心，强调“人”、“我”与“心之力”的作用(《壬癸之际胎观第一》、《第四》)，反对压制与束缚，倡言“好削成，大命以倾”(《削成箴》)，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倾向。在乾嘉汉学极盛的学术风气和家学传统的影响下，他在汉学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但并不为其所囿。他崇尚经今文学，密切关注现实，讥切时政，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崇史尊史，从历史中汲取理性，有很高的理性自觉：“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文体箴》)所有这些都表现出突出个性、自我与理性而与封建专制主义处于某种矛盾状态，富有叛逆色彩，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面对衰世，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以当代的史官自居，激浊扬清，始终把文学作为批评现实的武器。他思想早熟，25岁以前已经写出《明良论》、《尊隐》、《乙丙之际箸议》等文，揭露危机，鼓吹变革，呼唤风雷，憧憬未来，思想深刻，锋芒逼人。29岁后步入官场，不能不稍敛锋芒，常常引起内疚，慨叹“文格渐卑”(《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其二)、“诗渐凡庸”(《己亥杂诗》六五)。实际上他写下的一系列大胆建白文章，诸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上大学士书》等，无不关系国家安危及内政改革的大事，贯穿着批评与变革精神。在相对自由的诗歌领域更是“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其十四)，落笔便不能不尖锐。当他结束20年仕宦生涯，辞官南归，还表示要“狂言重起廿年瘖”(《己亥杂诗》十四)，再度发挥20年前在野的自由批评的锋芒。龚自珍的诗文是他社会批判的产物，紧密围绕社会政治这个轴心，彻底打破了嘉庆以来文坛的平庸风气，体现出时代精神，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

　　魏源(1794～1857)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不过他的思想更为开放，对内主张发挥商人作用，对外既坚决反对西方的侵略，又主张学习其长处、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的方针，表现了近代优秀分子思想开明、不甘落后的品质与气魄。他参加过实际政事改革，他的诗比较集中于揭露批判具体政事弊端和阻挠弊政改革的保守人物，为时人诗中所少见，《都中吟》、《江南吟》、《古乐府·行路难》等组诗可为代表。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两三年内，他集中地写下了《寰海》、《寰海后》、《秋兴》、《秋兴后》四组诗四十馀首，全为七律，一诗一事，广泛地反映了鸦片战事的具体内容和国家倾危形势，堪称“诗史”。
　　奕山在广州战败，以巨额赎城费向英军乞降。汉代周亚夫出奇兵平吴楚七国之乱，人“以为将军从天而下”，诗中用这个典故反讥奕山哪里是奇兵制胜，不过是凭金银买降，对照鲜明，讥讽有力。他的《秦淮灯船引》等长篇歌行，把政治内容与山水名胜结合起来，情景相生，也颇为动人。魏源诗带有时务家论事的色彩，赋笔多，议论多，虽自成一格，有时未免缺乏诗的韵味与意象。他自言“十诗九山水”(《戏自题诗集》)，他热爱祖国的山河，游踪几遍全国，写下大量的山水诗，以写实的笔墨显现了祖国各地河山的独特风貌和奇异景观。如《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从雨中、月下、冰时几种情境中刻画出石梁瀑布的独特风神，引人入胜。他的山水诗大都写名山大川，以奇伟壮丽的景色为主，但也有一些幽美的山水画面，富有意境神韵，如《三湘棹歌》

　　林则徐(1785～1850)是开明的政治家、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睁眼看世界的带头人。他的诗中渗透着忧时悯民的情怀，鸦片战争时期诗作突出地表现了爱国激情。如写于战争爆发前夕的《中秋嶰筠尚书招余……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在弥天月色、辽阔海面、严整军阵的雄浑背景上，抒写诗人扫清敌氛。清净边圉的豪情壮志：“涵空一白十万顷，净洗素练悬。……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读之令人吐气。他遭投降派打击而被遣戍伊犁后所写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最集中体现了他的高度爱国胸怀。他描写山川风物的诗如《出嘉峪关感赋》等，也气象雄伟。林则徐志怀高远，又长于骈俪，他的诗“气体高壮，风格清华”(《射鹰楼诗话》卷四)

　　郑珍(1806～1864)，一生大体僻处于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一隅，他的诗突出的方面是表现贫士生活。作者不厌细琐，不避俚俗，将贫士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具体的心理感受，从房子漏雨到读书牛栏，从为小儿做周岁到慈母教诲顽童，乃至造一物，举一事，真切地刻画成生动的艺术形象，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溪上水碓成》、《阿卯晬日作》、《武陵烧书叹》、《渡岁澧州寄山中四首》、《湿薪行》等。其《屋漏诗》将屋漏的困窘狼狈境况刻画得淋漓尽致。《题新昌俞秋农汝本先生〈书声刀尺图〉》写贫家母的慈爱与教诲顽童：“女大不畏爷，儿大不畏娘。小时如牧猪，大来如牧羊。血吐千万盆，话费千万筐。爷从前门出，儿从后门去。呼来折竹签，与地记遍数。爷从前门归，呼儿声如雷。母潜窥儿倍，忿顽复怜痴。夏楚有笑容，尚爪壁上灰。为捏数把汗，幸赦一度答。”形象凸出，意趣盎然。他的写景作品如《下滩》等，亦刻画真切。陈衍称许郑珍的诗“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景”(《石遗室诗话》)，虽不免夸张，就其富有开拓创造来说是不错的。郑珍的诗词语洗练，音节造句力求顿挫硬折，浅俗而不流易，沉实而不奥僻，朴瘦坚劲，充满诗情画意，的确可以说是“以苏、韩为骨，元、白为面目”(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自成一家。他的成就对壮大宋诗派起了重要作用，对后来的同光体也发生了深刻影响。曾国藩后来自成湘乡派，不过是宋诗派的别支，宗尚则更偏于黄庭坚。他自言“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其二)，陈衍也说：“湘乡出而诗皆宗涪翁。”(《石遗室诗话》)
　　，近体尤其对仗工稳自然。

　　近代后期主要文人：
　　黄遵宪(1848～1905)早年即经历动乱，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交以“救时弊”(《感怀》其一)。从光绪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经过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诗歌“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再继为难。但他深信“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与朗山论诗书》)。他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创造性的实践，突破古诗的传统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独具特色的“新派诗”，被梁启超誉为“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饮冰室诗话》三二)，成为“诗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帜。
　　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人境庐诗草自序》)，广泛反映了诗人经历的时代，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反帝卫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在反帝方面，从抵抗英法联军到庚子事变，他的诗都有鲜明反映。特别是关于中日战争，他写下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系列诗作，反帝卫国思想尤为突出。诗人在这类主题的作品里颂扬抗战，抨击投降，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深挚的忧国焦思。其中不少篇章，规模宏伟，形象生动，表现出诗歌大家的气魄和功力。

　　梁启超(1873～1929)既是“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者，又是新文体的成功创造者。他在戊戌前追随康有为，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更加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致力于开通民智的“新民”工作，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学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因此他成为诗文小说戏曲革命的全面倡导者。而就其创作实绩来说，贡献最为突出、影响最为广远则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创造的“新文体”散文，以比较通俗而富有煽动力的文字运载新思想，使他成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他的这种“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清议报〉一百册祝辞……》)的文章也形成浩大的声势，震撼了当时的文坛。胡思敬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戊戌履霜录·党人列传》)这种略有变革的文体成为我国散文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桥梁，在近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自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早年宗尚“晚汉魏晋，颇尚矜炼”，到了撰写报章文字后，乃“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大体说出了“新文体”的特点。他的《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呵旁观者文》、《说希望》以及《变法通议》、《自由书》、《新民说》中的一些篇章都堪称“新文体”的代表作。

　　康有为(1858～1927)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气魄宏伟，识见深敏。其政论文往往放言高论，瑰伟恣肆。文体上，析理深透，逻辑谨严，不拘骈散，明白晓畅，与新文体颇多相近之处，如《上清帝第二书》、《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五书》、《上海强学会后序》、《应诏统筹全局疏》、《日本书目志序》等。《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交车上书”，文中以深刻的析理、贴切的比喻、充分的事证、铺张的叙说，详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必要性，极富说服力和鼓动性。

　　谭嗣同(1865～1898)是改良派中的激进分子，文章思想大胆，笔墨泼辣。他的《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两万多字，畅论变法，抨击各种陈腐旧制和守旧谬论，锋芒逼人。其《仁学》一书，呼号冲决“俗学”、“君主”、“伦常”等一切罗网，是对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及旧学的猛烈冲击。如《仁学下·三十一》谈君主的一段文字引朝鲜人语：“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作者指出朝鲜不像法国有民主思潮而有此说：“岂非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对君主之害的攻击力度，不减于革命派。

　　严复(1853～1921)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等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按着“信、达、雅”的译述标准，“即义定名”，所拟译词既善传西学新概念的本义，又符合古文规范，毫无生硬杈桠之态，成为他译笔散文的重要特色。从甲午战后到戊戌变法期间，在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严复写下《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批政论文，揭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抨击君主专制以及“无实”、“无用”的旧学之害，疾呼变法图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了他的政论文的成就。

　　林纾(1852～1924)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陆续译出外国小说一百八十余种。他不懂外文，由通外文者口述，他以古文笔录。其译文虽不尽忠实原文，但简洁传神，时杂谐趣，颇能传达原著的情味。林纾推崇《左传》、《史记》、《汉书》、韩愈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陈希彭《十字军英雄记序》引)，他的译笔之妙得力于古代叙事文的深厚修养。由于他精研过古文，在一些小说的译序中，常将中外为文之用心加以对比，较早对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贡献。林纾自称对文章“未尝言派，而眼膺惜抱(姚鼐)者，正以取径端而立言正”，即使在这样的话里，也可以看出他对桐城派的看重。不过他不满意桐城派过于拘挛“义法”，而更为强调“意境”，认为意境是“文之母”(《春觉斋论文》)，这使他的文章更重视形象与情境。他的文章接近于归有光，突出的特色是善于以含蓄隽永的笔墨造境叙情。《先妣事略》、《苍霞精舍后轩记》等无不如此。

　　章炳麟(1869～1936)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与当时大论争的形势相关，他特别看重论辩文，因此于古人文章中最推崇魏晋，认为魏晋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国故论衡·论式》)。他鼓吹革命和批判改良主义的议论文，如《客帝匡谬》、《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代议然否论》等，都有明确的针对性，以学识为根，析理深切，重证尚质，辩难有力，言辞明快，都明显地发挥了魏晋文的长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讴歌保皇、盛赞立宪、恫吓革命的种种谬论，逐条批驳，理足事胜，无浮辞叫嚣，而自有一种锐不可当之势，“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的《革命军序》肯定邹容《革命军》的“叫啕恣言”，主张对不觉醒的人们“震以雷霆之声”，则显示了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他赞赏一种通俗而富有鼓动性的文风。

　　丘逢甲(1864～1912)是台湾省人，清廷割让台湾，他抗日失败内渡，所写诗歌突出反映了失台的悲愤和光复乡国的心志。诗中的切肤之痛，啼血之悲，填海之志，感人至深。如《送颂臣之台湾》八首，其一云：“故乡成异域，归客作行人”；其五云：“鬼雄多死别，人士半生降”；其六云：“弃地原非策，呼天傥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非台湾故土之人身经抗战、亲历漂泊不易有此深切之言。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鲁迅笔下的章太炎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张扬国粹，却坚决而激烈地反抗权威和反抗一切束缚。他的确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强调道德的力量，却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稼轩，号亚子。创办并主持南社。民国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逃往日本。作为革命文学家，柳亚子在文坛上表现出极大的革新勇气。他对晚清几个守旧的诗派，无不给予尖锐的批评，指斥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的刻板拟古“古色斓斑真意少”；以郑孝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枯寂无生趣”；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淫哇乱正声”(见《论诗六绝句》其一、其二)。他主张在革命洪流日益汹涌澎湃的时代里，应将“国恨家仇”“发为文章，噌吰镗<*革答，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天潮阁集序》)，也就是应使诗歌成为唤醒民众、鼓吹革命的武器。他之提倡唐音，就在于唐诗风调适于表现蓬勃的革命豪情，同时又可与当时遗老派诗人宗尚的同光体相对抗。
　　柳亚子的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集中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激情。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放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专制统治：“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他在诗中呼号吸收鲁索思想，实行民主革命：“《民约》创鸿着，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他的诗中充满对革命的焦灼渴望与期待

　　苏曼殊（1884～1918年），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
　　1903年苏曼殊留学日本，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成城学校等处就读，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在日本期间，参加过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和拒俄义勇队，倾向于民主革命。学成后回国，任上海《国民日报》的翻译，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1907年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
　　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在上海病逝，年仅34岁

　　秋瑾（1875～1907），女，原名秋闺瑾，字璿卿（璇卿），号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厦门。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
　　1907，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绍兴坤士胡道南出卖了秋瑾。15日就义，有秋瑾诗选。

　　王闿运(1833～1916)是标举汉魏六朝的领袖人物。他认为“诗法既穷，无可生新”(《论作诗之法》)，摹古是必然的，而认为汉魏六朝诗法最高，合于“以词掩意，托物寄兴”，而非“快意骋词”，“以供世人之喜怒”(《湘绮楼论诗文体法》)，故以之为典范。但他主张模拟的是“诗法”，非全袭古意，所以提出“不失古格而出新意”(《论作诗之法》)，故“其所作于时事有关系者甚多”(陈衍《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如名篇《圆明园词》即反映了英法联军侵华的大事件。但其诗毕竟规古过甚，面目陈旧，所以柳亚子批评他“古色斓斑真意少”(《论诗六绝句》)。汉魏六朝派诗人还有邓辅纶等。

　　清词四家：
　　清季四家中，王鹏运(1848～1904)年岁最长，为词亦早，有领导风气的作用。中日战争时，侍御史安维峻上疏弹劾李鸿章，语涉对慈禧的微讽，被革职发往军台，代表作：《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
　　朱祖谋(1857～1931)被叶恭绰称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广箧中词》卷二)。其《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减字木兰花》其五“盟鸥知否”都是伤悼“戊戌六君子”的刘光第。前者曰“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以极淡之语隐微地写出极深之情。
　　郑文焯(1856～1918)最精音律，作词讲求选辞切律，易顺鼎称他的词“体洁旨远，句妍韵美”(《瘦碧词序》)。如《浣溪沙·从石楼石壁往来邓尉山中》：“一半梅黄杂雨晴，虚岚浮翠带湖明，闲云高鸟共身轻。山果打头休论价，野花盈手不知名，烟峦直是画中行。”其庚子前后所写的《贺新郎·秋痕》、《汉宫春·庚子闰中秋》等感时伤事，都情足意满。
　　况周颐(1859～1926)更多名士气，早年填词主性灵。叶恭绰称他的词“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称巨匠”(《广箧中词》卷二)。其词炼意炼句而不失自然。如《南乡子》：“秋士惯疏萧，典尽鹴裘饮更豪。况有鸾笙丹凤管，良宵。不放青灯照寂寥。一笠一诗瓢。随分沧洲听雨潮。何止黄花堪插帽，娇烧。江上芙蓉亦后凋。”活画出一个狂放名士的形象。他的《苏武慢·寒夜闻角》、《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前”则都是伤时之作。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作者：

　　李宝嘉(1867～1906)晚清小说家。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编撰《指南报》，次年五月创办《游戏报》，并设"文社"。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将《游戏报》转让，另办《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是中国小报的鼻祖，它"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论〈游戏报〉之本意》），虽然谈风月，说勾栏，载社会新闻，但也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上海的10年间，因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他不满意清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痛哭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一面办报，一面从事小说创作。作者在小说《活地狱》的"楔子"里有诗说："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他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时弊，洗刷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与他的社会改良主张一致的。他希望学习西方的文明与进步，"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不赞成激进的改革，连变法维新也感到过激，至于民主革命更被斥为"破坏天理国法人情"（《文明小史》），这种想法，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给他的创作带来局限。
　　代表作：《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以及《庚子国变弹词》

　　吴沃尧(1866～1910) 近代小说家。又名宝震，字小允，号茧人，后又改“茧”为“趼”。祖籍广东南海佛山镇(今佛山市)，故自称我佛山人。
　　吴沃尧的著作很多，以小说最知名。长、短篇小说约有30余种。其中较重要的，长篇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瞎骗奇闻》、《恨海》、《新石头记》、《九命奇冤》、《糊涂世界》、《劫余灰》、《上海游骖录》、《发财秘诀》、《近十年之怪现状》等;短篇有《黑籍冤魂》、《立宪万岁》、《光绪万年》、《平步青云》等。

　　刘鹗（è）（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清末小说家。谱名震远，原名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号老残。署名“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阳（今淮安楚州）。刘鹗自青年时期拜从太谷学派李光(龙川)之后，终生主张以“教养”为大纲，发展经济生产，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他一生从事实业，投资教育，为的就是能够实现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目的。而他之所以能屡败屡战、坚韧不拔，太谷学派的思想可以说是他的精神支柱。
　　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

　　曾朴（1872～1935）中国清末民初小说家，出版家。家谱载名为朴华，初字太朴，改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近代文学家、出版家。
　　其作品长篇小说《孽海花》。《孽海花》是近代小说中思想和艺术成就都比较高的一部。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封建士大夫的昏庸与堕落。全书写了200多个人物，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在选材、 结构、语言方面都独具特色。l]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把它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参考资料：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