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扮男装的故事有哪些，人物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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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沙场的女将军、女扮男妆的出仕者。这里所要叙述的是后两种人。武都氐族人杨大眼妻潘氏是我们知道的早期协助丈夫领兵的将领。杨大眼仕拓跋魏，历官直阁将军、征虏将军、东荆州将军、武卫将军，屡次出征，与萧梁及荆州少数民族战斗。潘氏武艺高超，善于骑射，自行来到丈夫军中，身着戎装，当厮杀时和丈夫一起与敌军刀剑相交，当游猎时并骑出入丛林。战斗或打猎完毕，回到军营，夫妻同坐幕中，与部下将领、幕客随意交谈，笑声四起，杨大眼有时高兴地指着妻子对众人说:“此潘将军也。”可见夫妻情好之深，当众表现出来，不像后世人忌讳公开表达这种感情。他们生有三个儿子。后来杨大眼出征，潘氏留在洛阳，对丈夫不忠诚，被大眼杀死，与始初的情形迥异(《魏书·杨大眼传》、《北史·杨大眼传》)。 洗夫人(约512~602)，南朝高凉郡(今广东南部)人，家族世代为越族首领，少年时代就才华出众，协助长辈安抚部众，行军打仗。年长与高凉太守冯宝结婚。冯氏来自北方，这时已四世为太守，但治理仍不合当地民情，号令不行，洗夫人婚后与冯宝共理政事，处理刑狱，告诫洗氏宗族守法，有犯罪的严惩不贷，做到令行禁止。当侯景攻打台城，反对梁武帝时，高州刺史李迁仕伪称援助梁朝，召冯宝会师，洗夫人看出诈情，伪言贡献物资，率 兵袭击李迁仕，与陈霸先(后来的陈武帝)合作取得胜利。冯宝死后，洗夫人理事。陈朝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洗夫人儿子冯仆相助，洗夫人宁肯儿子被害，不从其乱。欧阳纥失败，陈朝因洗夫人功劳，封冯仆为信都侯、平 越中郎将、石龙太守，洗夫人受封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陈朝灭亡，洗夫人统辖广东诸郡，被尊为“圣母”，寻归顺隋朝，封为宋康郡夫人。王仲宣起兵反隋，围攻广州，洗夫人发兵与战，亲自披甲，乘马，护卫隋朝使者裴矩，抚绥四方，隋文帝以她“甚有大功”，封为谯国夫人。洗夫人又上书揭发番州总管赵讷贪虐害民，隋朝查实，处理了赵讷，洗夫人奉诏书，奔走十几个州，安抚民众(《隋书·谯国夫人传》、《北史·谯国夫人传》)。 平阳公主是第一个领兵打仗获得成功的妇女。她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隋时与柴绍结婚。李渊太原起兵时，平阳公主正在长安，柴绍对公主说:你父亲起兵将要打京师，我应当去出力，但我们一起走走不了，怎么办呢?主很有主意地说:你快点放心走吧，我一个女子好说，自有走的办法。柴绍遂出走太原，公主到了户县，变卖家产招募人马，聚众数百人，树起反隋的旗帜，以响应她父亲。又派人联络当地小股反隋武装，占有户县、周至、武功等地，在军中申明纪律，禁止抢掠，老百姓高兴，很快众达7万，威振关中。隋炀帝的京师留守发兵攻打公主，公主屡次击败他们。李渊领兵渡过黄河，柴绍来迎接公主，公主率领精兵万余人，与李世民在渭北会师。在进军长安时，公主与柴绍各置幕府，继续统兵征战，她的部队称为“娘子军”。她曾驻军于山西平定地方的娘子关，这个地区因此而得名，成为后世的军事重镇。平阳公主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敬重，文人墨客不乏颂咏之作。明人王世贞《娘子关偶成》:“夫人城北走降氐，娘子关前高义旗。今日关头成独笑，可无巾帼赠男儿。”(《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十一)希望当时对瓦剌的斗争中也有平阳公主式的女英雄为国 立功。话说回来，平阳公主每战身着甲胄，或以军鼓指挥战斗，或执剑冲锋在前，大约是积劳的原因，起兵六年后公主亡故。对她的死，李渊极其悲伤，令丧礼加厚，送葬的仪仗队中要有羽葆(华盖)、鼓吹、大路(大辂，大车)、麾幢、虎贲、甲卒、班剑。羽葆是有大功勋的人才可能赐用的，李渊以此酬劳女儿助平天下的功劳，但是太常寺官员提出异议，说鼓吹是军乐，自古以来也没有用在妇人葬礼上的，不能用。李渊坚持原令，并开导说:像公主那样领兵征战，助建国家，古来也没有呀!用鼓吹军乐正合她的身份事绩。葬礼就按李渊的命令进行了(《新唐书·平阳公主传》、《旧唐书·柴绍传》)。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与丈夫的结合有一段传说故事。据说她当妓女时，看中穷困的韩世忠，给予资助，使世忠后日得以发挥才能。当宋室南渡，苗傅、刘正彦废高宗立太子赵时，韩世忠领兵进讨，苗傅将在杭州的梁氏及其子韩亮关押起来，寻又封梁氏为安国夫人，派她去招抚世忠，梁氏到军中，帮助世忠继续进兵，促成高宗复辟。随后世忠任浙西制置使，驻守镇江，与金兀术战于黄天荡，梁氏随世忠在军营，当战斗激烈时，亲自击鼓，鼓舞军士斗志和勇气，终于在将士通力奋战下打击了金军。世忠任宁武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开辟楚州，与士兵一同劳作，梁氏亲自织草帘子，以便建造房屋(《宋史·韩世忠传》)。梁氏贵为国夫人，从军打仗、生产，不畏劳苦，实有一番作为。她的生活，自会是充实的。秦良玉，四川忠州人，与石砫宣抚使马千乘结婚。石砫是少数民族土司，长官世袭，秦良玉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万历年间，明朝出兵攻打贵州播州少数民族，马千乘统帅3000人参加战斗。秦良玉文武俱能，善于骑射，兼通文词，见识高明，很有胆量，而且风度娴雅，见丈夫出 征，另外带领精兵500自备粮草从征，战斗结束，在川南的战功，他们夫妇数第一。马千乘死后，良玉代行其职。天启(1621~1627)时，明朝对辽东后金作战，秦良玉奉调领兵3000进驻山海关参战，以功受二品服，得封诰，又奉命回四川征兵，恰逢奢崇明、樊龙等在重庆、四川反明，秦良玉被委为总兵官，统兵讨叛，取得胜利。在战斗中明朝的官兵怯懦不前，未见敌即先逃遁，却嫉妒秦良玉的战功，秦良玉为此上书，指责那些人“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天启皇帝因而令文武大吏以礼对待秦良玉，不要因她是少数民族的土司而歧视她。 崇祯三年(1630)，明朝因后金占据永平等城，又诏秦良玉率师勤王，良玉捐家产助明朝，进京，受崇祯帝召见。后金军退出永平，良玉返川，参加对农民军的战争。川抚邵捷春不懂军事，良玉知道在他指挥下要吃败仗，但无力改变 他的军事部署，结果在一次战斗中三万人被张献忠打得全军覆没。秦良玉提出招兵二万，一半由自家供给的建议，未被采纳，遂回石砫坚守，后以年老病死。良玉统兵，号令严明，军纪严肃，其部在乡间称为“白杆兵”，很有战 斗力(《明史·秦良玉传》)。女将军之外，现在来看女扮男装的出仕者。 南朝时，浙江东阳女子娄逞，穿上男性服装诈称男子，她会下围棋，识字，能讲解书籍，凭借这些本事与官员交游，当官，做到扬州议曹从事。在这里，女儿身的真情被人发现，宋明帝刘撤掉她的官职，强令她返回原籍。娄逞没有 办法，只有穿上女子服装离去，临行时叹惜地说:像我这样有能力，却不能跟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活动，现在只好回家当老太婆去了，实在可惜呀(《南史·崔慧景传附传》)!据《太平广记》记载，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属下官员张 死了，其妻冒充是张詧的弟弟，接着做官，最后出任御史大夫。五代时蜀国女子黄崇嘏，改着男装，伪称为男人，也进入仕途，摄理司户参军，办事明快而有条理，又能作诗，受蜀相周庠的赏识，要把女儿嫁给她，她才暴露身份，被迫离开政府，回到临邛。 女子领兵和出仕的事实，向人们表明:第一，女子不甘心做家庭和丈夫的奴仆、生孩子的工具，要求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打入仕途，管理国家大事，施展才能，实现抱负。但是封建时代别内外的原则，不许“牝鸡司晨”的教条，把女子禁锢在家庭中、闺阁内，不许她们步入社会，进入官场。这就迫使一些有强烈斗争心并有才华的女子想方设法走向社会，女扮男妆的怪现象就是这样出现的。而她们的这一行动，竟被视为“人妖”，是不祥的兆头(《南史》)。那些女将军的出现，是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男子被迫不得不允许，是例外，战争一结束就没有这种现象了。从平阳公主的葬仪之争上看，男子歧视女子，不承认她们的功绩。 第二，女将军的战绩表明，女子聪明才智不让于男人，即使需要大智大勇的战争场合的要求，女子也完全能够胜任。洗夫人、平阳公主、秦良玉的才智，读者必会早有印象:绝不下于她们的丈夫。其实柴绍也是能人，《旧唐书》说他“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他去太原找李渊，路遇李建成，分析形势，急往太原，后在统一战争中立功，表现得很有智能，由此更可知平阳公主的能耐之大了。秦良玉敢于蔑视那些无能的明军将领，就在于她有勇有谋，智能在须眉之上。 第三，少数民族中出现的女将领多，说明那时这些少数民族对妇女的压抑相对汉族少一些，尚能部分地允许女子表现自己才能。封建时代歧视妇女的才能，认为她们愚昧，见识少，所谓“长头发，短见识”。上述事实，驳斥了这种观点。女子的智慧、才能和男子是一样的，其实，根本的问题倒是社会对待男女不一样。由于男尊女卑，不允许女子发挥才能，说她们智能低下，不过是为说明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人的才能不是天生的，是通过受教育得来的，进行社会实践提高的。但是女子普遍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从事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权利，以至处理家庭外部事务的权利，因而聪明才智得不到提高，在一些方面笨拙无力，这不能责怪女性自身，它应当由压抑女性的社会制度来负责。不明究竟，反而倒果为因，污蔑女子低能，更加说明那种社会制度要不得，应当彻底改造，使女子的创造力得以发挥，从而促进社会发 扮男装--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 与北朝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不同，盛唐时期从宫廷侍女到士流之妻，女扮男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本文在收集、整理、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图像的基础上，探讨这一社会风尚的原因、过程，并进而分析图像和文字背后所隐含的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 在中国古代的性别意识里，“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周易·家人》)，是天经地义的规范，妇女的主要活动被局限在家内、院内、宫内，象北朝时期的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非常举动，是极其少见的情形，因此，一曲《木兰歌》，被千古传诵。 然而，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得知，“武德、贞观之时(618-649)，宫人骑马者，依齐、周旧制，多著羃离。永徽(650-655)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684-704)，帷帽大行，羃离渐息。中宗即位(705)，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离之制。开元初(713)，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天宝中(742-756)〕，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旧唐书·舆服志》)可见，这一社会风俗从宫廷中开始，宫廷侍女由戴胡帽，乘马露髻驰骋，到穿男子衣，着男子靴。影响所及，天宝时已是内外士女，都可以穿男子的服装了。 这种社会风尚，在五十年代以来西安等地的唐墓考古发掘品中形象地展现出来。据笔者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统计，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的长乐公主墓，到天宝四载(745)的苏思勖墓，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几乎所有保存清晰壁画、石椁线刻图、彩绘陶俑的墓葬，都有女扮男装的形象发现。诚如前人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墓葬中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是唐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墓室中的女扮男装形象，是唐朝前半期妇女社会风貌的真实体现。而且，考古发现更加丰富了我们根据文献记载所得的认识:1)从太宗贞观末期开始，女着男装的骑马俑，说明那时女子已着男子装，并乘马驰骋;2)在一个墓葬的侍女形象中，女扮男装的形象越到盛唐时期所占的比例越大，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流尚所趋，但天宝以后，这一现象立刻消失;3)女扮男装的形象，不仅见于唐朝京师长安所在的西安出土的唐墓中，也见于山西万荣、宁夏固原和新疆吐鲁番唐墓中，说明这种风尚广泛流行于唐朝社会当中。从墓主人的身份看，太子、公主、王公贵戚到胡人首领、隐士等各阶层都有，说明这种形象受到广泛的喜好;4)墓葬壁画和石椁线刻图表现的是男装侍女的宫中形象，从她们所处的位置和手中所捧的团扇、诗卷、包裹来看，应即《唐六典》所记的女性官员--宫官(六尚、六司、六典)的形象。5)与壁画和线刻画有所不同，陶俑中的骑马俑，则更能说明盛唐妇女的外部形象，如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和同类形象的男俑没有多少区别。 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前人已经指出的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受胡化影响、皇族有胡人血统、尚武风气等都有关系。从这种风气开始的贞观时期所发生的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来看，贞观初身着胡服的粟特男女大量进入中国，可能是男装，特别是男式胡服被唐朝妇女当作时髦装束的原因之一。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传说武则天在襁褓中时，就衣男子服，有天子相;太平公主也曾作武官装束，参加内宴。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这恐怕是唐朝前期女性盛穿男服的另一个原因。 从总体上看，唐朝前期的社会选择，并不象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我们只要把唐朝前期这些女扮男装的图像，拿来和汉魏时期的最为流行的“贞妃烈妇”图或唐代以后闺门之内的妇女形象相比，就可以凸显出盛唐女子的社会风貌。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盛唐男女生理上的性别区分当然是无法泯灭的。因此，当时的女性在展现外部形象时，有时是用男性服装来改变自己的女性特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墓葬中都绘制有女扮男装形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盛唐时代某些社会选择的性别区分并不严格，不论是长安宫廷的妇女，还是边州吐鲁番地区的大女，她们本身恐怕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性意识。 唐朝中晚期，传世的图像和考古资料都再也见不到女扮男装的妇女形象了。像才女李季兰、鱼玄机，无法充分舒展自己的才华，只能出家入道，或当情人，前者因为被迫写诗赞颂反叛唐朝的朱泚而被皇帝杖杀;后者则只能看着新进士的题名，“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