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故事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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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Answer 2

一生的爱情纠葛

萧红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1、汪恩甲

少女时代的萧红，曾被家里订了婚，未婚夫叫汪恩甲。这人相貌堂堂，师范毕业，萧红对他也很是倾心。但是，萧红在初中毕业后跟表哥搭伴去北京读高中，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因此逼迫弟弟跟她分手。

萧红不服，到法庭状告汪恩厚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表示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要求，令萧红败诉。不过，萧红后来还是原谅了汪恩甲。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两人住进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不久萧红有了身孕。

但是，当萧红临产期近，汪恩甲却突然失踪，令萧红独自被困在旅馆。对于汪恩甲的失踪，一种说法认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交房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遭遇了意外。

2、萧军

萧红怀孕时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位文学青年因此开始了相互爱慕。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松花江决堤，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

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水困。不久萧红进医院分娩，但她无力抚养孩子，将孩子送人，这个孩子后来夭折了。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当地的欧罗巴旅馆，开始了一段贫苦但甜蜜的共同生活，同时，萧红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期。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过着苦日子，可是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那生活就算糟糕，也还有些美好的回忆。可是到了后面，生活是有些改变，但感情却不在了。

但是，萧军有些大男子主义，他个性粗暴，而且情感轻浮，在两年里先后跟三个女子有暧昧。而且，他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两人从哈尔滨结伴去青岛，最后又到了上海，但最终，萧红还是向萧军提出分手，结束了这段既爱且痛的恋情。

1986年夏天，萧军重来青岛，被问及当年与萧红相处时，他提及“那时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并亲口承认“打过萧红”。

3、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曾是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朋友。跟粗犷的萧军不同，端木蕻良性情阴柔，他还曾称赞萧红的文学成就超越萧军，让萧红找回了久违的自尊。当萧红终于下定决心跟萧军分手时，她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但她和端木蕻良仍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

她被命运一次次的抛弃，在恩师鲁迅先生去世之后，她的爱人萧军婚外情并且导致怀孕引产。多次被绝情的背叛，让这个女人千疮百孔，两次怀孕的经历也耗尽了她的身体，每次都是在颠沛流离中生下孩子。这些都不是她真正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带给她的只有悲剧，她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应该就是和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时光。

对这段感情，萧红曾经这样形容：“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但是，端木蕻良的个性和他过去的优越生活决定了他并非很好的照顾者。有人谴责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离开萧红，但据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所解释，端木蕻良离开萧红是为了外出购买食品和药物，并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

1987年，端木蕻良曾到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写下“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的悼念之词。

4、骆宾基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在香港期间，端木蕻良帮助了同为东北流亡作家的骆宾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香港，但当骆宾基打电话向端木蕻良和萧红辞行时，端木蕻良却问他能否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

根据骆宾基的记载，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他始终守护在萧红身边。至于骆宾基跟萧红之间是否有男女之情，其后人始终表示否认。 

扩展资料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她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

墓址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24日，萧红遗体在香港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一部分骨灰被葬于香港的浅水湾，剩余骨灰葬于圣士提反女校后院土山坡下。 

1957年8月15日，经中日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倡议，萧红迁葬悼念仪式在广州市大德路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革命公墓，重新安葬。

参考资料

萧红_百度百科

Answer 3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一个封建地主大家庭，萧红自幼便没有了母亲。萧红有着新时代女性勇敢斗争的品质。

1925年，只有十四岁的萧红便在呼兰县第一次参与学生活动，在萧红小学毕业后，父亲阻挠萧红继续接受教育，萧红被迫辍学在家，经过一年顽强的斗争，萧红再次取得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1933年的秋天，是在萧红的那句诗中开始的。树大人小，秋心沁透人心了。那天上午，萧红和好友白朗站在画家冯咏秋的院子里看牵牛花。一个暖洋洋的句子悄悄爬过萧红的心头“花开了，就好像花睡醒了似的”。她不禁想起呼兰河边祖父的后园子里，也挤满了这样团团簇簇的牵牛花。离家六年来，她第一次在花叶间看到了乡愁。

那一刻的阳光，温暖着两颗年轻的心，她们如牵牛花一般并肩而立的身影，经由阳光的传递，投注到了几十年后的现代文学史上。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5月1日，在延安“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的追悼会上，白朗献上了怀念萧红散文《遥祭》。

扩展资料：

因病去世:

1941年（民国三十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10月，萧红住院打空气针治疗。11月底，因受医院冷遇，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民国三十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18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次日，萧红精神渐复，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享年31岁。

参考资料：萧红－百度百科

Answer 4

一、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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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于乾隆年间从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逃来东北，到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才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
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王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

二、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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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在第一女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父亲反对，毅然背叛家庭，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1931年2月初，因无经济供给，生活困难，萧红只好离开北平返回呼兰。春节后她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的。

三、结识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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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萧红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违心地与王恩甲一起住进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王恩甲却不知去向。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并因此结识青年作家萧军。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馨园、萧军等人给了萧红很大的帮助。
1932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萧红得以离开旅馆，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
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

四、走上文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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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通过与他们接触，使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做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作品。
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在青岛，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由于青岛局势紧张，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舒群被捕，萧红、萧军处境危险。1934年10月，他们离开青岛去上海。

Answer 5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啰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