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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为家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二十多年前,到伦敦去,住在侨领陈尧圣先生的家里。陈夫人有英国主妇的品味,午后总准备茶点,两夫妇和我,凭窗喝一杯“下午茶”,每次喝茶,陈夫人都指着后院的一棵苹果树说:“秋天,很多留学生会来采苹果,非常热闹。”可是,在陈家停留近一个星期,他们从来没要我出去看看那棵苹果树,反而好几次带我去他家附近的公园。公园里有浓荫、有草地、有花圃,还有一个大池塘,里面游着白天鹅,虽然很美,我那时候却想:“这是公园,不是你们家,为什么你们表现很得意的样子?好像这公园是你们家的后院。”十几年过去了。我到了美国,买了房子,也有不少国内的朋友来我家做客。妙的是,我跟陈尧圣夫妇一样,也常带朋友走好几条街,到我家附近的一个湖滨公园。湖边有孩子玩耍、有人钓鱼、有人跑步,隔着像绿纱帘似的柳荫,可以看见成群的野鸭和天鹅。也有台湾来的朋友问我:“你好像很以这个湖自豪。对不对?”“是啊,”我回答,“我觉得它就像在我家的后院。”和妻到欧洲旅行,旅游巴士在法国南方的郊野奔驰。看见远处一栋栋公寓式的楼房,楼房和公路之间则有着大片绿地。好多男女老幼在里面弯着腰忙碌,有的种花,有的种菜,远远望去,一片红,一片黄,一片绿,加上高高的花架、瓜棚,好像彩色的拼图。“那是什么啊?”我好奇地问导游。“院子啊!”“谁的院子?”“那些公寓大楼住户的院子啊!”导游说,“每家有一小块地,爱种什么就种什么,邻居们彼此欣赏。”那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有一天跟一位美国朋友提起。“是啊!欧洲人常这样。”从意大利移民美国的朋友扬了扬眉毛,“不像在美国的有钱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然后买大房子,有大院子,把自己关在里面。”坐在长岛犹太医院母亲的病床边,从窗子望出去,右边是风景如画的“成功湖”和湖边的豪宅;向左看,则有两栋高高的大楼,据说里面有餐厅、有银行、有市场,甚至有邮局,是此区最抢手的公寓。“那些原来住豪宅的有钱人,老了,照顾不了花园、铲不动雪了,就卖掉房子,搬去那间公寓,依旧可以远远看他熟悉的成功湖。”护士笑笑,“然后,病了,又住医院,住复健中心、住安养院。”“然后呢?”我问。护士指指医院门口的教堂。有个朋友最近看上一栋临海的大房子,四英亩大的院子里有游泳池、网球场、烤肉炉台,还有三温暖和健身房。“不一定能买得到。”朋友说,“如果买到,每天待在家就够了,看看海上的美景,种种花、游游泳、打打球,哪里也不用去了,我的家就是世界。”“如果没买到呢?”我问。“也没关系!”他大声地笑起来,“用买房子的钱出去旅行,把世界当作我的家。”从“我的家是世界”到“世界是我的家”。他的两句话,表现了多么大的差异。而在那“得”与“未得”之间,又表现了多么大的心境的改变。可是,再想想那位意裔朋友和护士的话,会不会每个人,自自然然地都会走这样一条路——年轻时拼命赚,希望拥有全世界;老来不得不舍,终于以世界为家。我看到一个男人,全身的衣服都被烧光了,光溜溜的,只剩下鞋子和腰带……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八点,我从香港飞台北,因为台风,飞机迟到了一个钟头。“刚才下车,车门差点被风吹掉。”接机的朋友对我说,我则指着前面的路,要他专心开车,少说话。风雨真是太大了,一片片水幕摔向车窗,能见度连五公尺都不到。好不容易到家,打开电视,居然见到星航空难的字幕。“天哪!你只差一点呢!”朋友说,“你命好,老天保佑你,没碰上。”“不!”我阻止他,“大的灾难是无所谓命好命坏的。”我这话其实是听一位精通命理的朋友说的。有一天我问那朋友:“如果算命先生发现去算命的人,都在同一年有厄,不是就能早早知道那年当地可能有大的天灾人祸了吗?”他笑笑:“不可能!因为集体的灾难是大家一起倒霉,没了比较,就无所谓幸与不幸了。连坠机都一样,几个好命的人跟一群坏命的人一起搭机,命好也没有用,这不能怪算命的算不准,要怪整个‘大环境’。人可以跟‘小命’争,但是不能跟‘大命’争。”第二天,台风过了,电视播出悲惨画面,断成三截的飞机在风雨中颤抖,一群群救难者,抬着一个个伤患和一包包尸体,在风雨中奔跑。接着是医院的画面——一位生还者回忆:“我看到一个男人,全身的衣服都被烧光了,光溜溜的,只剩下鞋子和腰带。在救护车上,我们叫他坚强,对他说‘你没有问题,马上就到医院了’。”这生还者自己受了伤,却直关心那个男人的情况:“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一对夫妻,幸运地坐在机尾,都活了。那妻子两手缠着纱布,显然受了伤,却笑着说:“以后看待人生的态度要改了,活着真好!”电视画面换成下一条新闻,是基隆和汐止的大水,许多人都淹死了,更多人无家可归。有人在水里推车子,有人在刷洗地上的稀泥,有人摊着手说:“住在这里十几年了,这是第一次,怎么想到搬?现在房子淹了水,有谁买?又怎么搬?”令人不解的是,除了死者家属痛哭失声,那些空难受伤的人,和家园淹水的人,没有一个哭,他们甚至笑,在苦笑。使我想起一个九二一大地震中毁了家的朋友,到台北住一阵,说他还是要回家。“在台北,看大家都好好的,显得我更可怜,还不如回埔里,跟那些同病相怜的乡亲在一起打拼。”临走时,他笑笑:“那样比较快乐。”怪不得在美国常有些“失亲者聚会”。许多失去“至亲”的人,定时聚在一起,说出自己的心情。说的人一边说一边哭,听的人也一边听一边擦眼泪。每个人都是过来人,都能感受对方的心情。哭着哭着,大家都不哭了,不是麻木,而是因为发现大家都一样,不能要求同情,只好彼此同情。渐渐地,丧亲之痛,成为对生命的豁达。彼此倾诉心中之苦,互相指导“怎么走下面的路”。据说丧亲者找心理医生的效果,远不如参加这种聚会。也令我想起以前看过的记录片——二次大战期间,德国集中营里,一群群骨瘦如柴的犹太人,鼓着一双双眼睛,盯着镜头。日本侵华时,一群群难民拖家带小,拉着牲口、扛着行李匆匆逃走,一个缠足的老妇人,挑着的行李掉了,赶紧弯腰拾起来,继续往前赶路。还有,沈从文写的湘西——不讲理的地方军,抓土匪,一抓就是几百人,也不问清楚,就杀。又觉得杀太多了,要那群人到庙里掷茭,一边是生,一边处死。掷中生的人固然高兴,掷到死的人也没怎么伤心,大家一个追着一个,到江边去等枪毙。沈从文的笔多冷啊!好像血流成河都是平常事,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眼前常浮起他描写的受死的人群,没人怨,没人哭,甚至没人讲话,如同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逃难的中国人,大家都没有声音,只是默默地承受。尼采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过去读这句话,总觉得尼采是说只有不悲观,才能有力量克服困境。如同拳击手在被打到左眼时,右眼仍然要张开,才能不再被打伤右眼。但是今天,看那空难、风灾、地震中受苦的人们,我突然有了另一种领悟。不是“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是“同在苦难中的人们,没有悲观的权利,只能彼此疼惜”。我那算命的朋友说得真好——当天灾人祸、政治混乱、金融风暴的时候,就无所谓好命坏命了,因为大家都是“一命”。这“同舟一命”的想法,是帮我们度过苦难最大的本钱,也是面对悲剧最恰当的态度。打他、骂他、对他哭、对他喊,然后,平静下来,说:“把地上砸碎的东西捡起来,让我们一起重新赚,重新买,重新开始……”
打他骂他爱他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看日本电影《鳗》。爱钓鱼的男主角接到匿名信,说每当他出去钓鱼的时候,总有男人溜进他家。男主角当天晚上还是照常接过太太做的饭盒,携着鱼具出门,只是没钓几分钟就离开了。他偷偷溜回家,小心推开卧室的房门,见到一双正喘息的躯体,他从后面给那男人狠狠一刀,那男人翻倒到一边,他与自己裸身的妻子面面相对。他的妻子没有尖叫,也没有哭泣,甚至当他把利刃插进她胸口的时候,那女人都面容呆滞,似乎等着,等另一刀再刺进去。这电影的画面震慑了我,那女人为什么不逃、不哭、不喊?我在心里问。却又觉得她表现得太真实了,在那一刻,她一定有惊讶,有恐惧,只是她更“无言”也“无颜”,只好默默地接受惩罚。这电影让我想起一个广播圈的朋友。跟那电影情节相似,他也接到匿名信,说他播新闻的时候,常有男人溜进他家。有一天,他提前录好了新闻带子,当录音播出时,已经飞车在路上。推开门,他见到了前面电影里相同的画面。只是,他没拔刀,他甚至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他走出公寓小楼,听见背后砰一声,是他的妻子,躺在血泊中。他抱起自己的爱妻,飞车到医院,所幸楼不高,救活了。当妻清醒时,他坐到床边,问:“你为什么那么傻?”他的妻子居然苦笑了一下:“因为你没打我、没骂我,我不知道怎么再面对你。”记得有个到我办公室咨商的学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那孩子考试作弊、逃学、打架,他的父母都用爱的教育,不断对他说:“我们原谅你、谅解你。”然后,有一天他闯了更大的祸,被学校勒令退学。他的父母去了学校,为他求情。回到家,还是不忍骂他。“他们为什么不骂我、不打我?他们是不是不爱我?”那孩子哭着对我说:“如果他们狠狠地处罚我,我反而会比较心安。”在台湾看电视综艺节目,里面邀请的都是“很特殊”的夫妻,说他们的鲜事、糗事。一对年轻的夫妇亲密地坐在一张沙发上。丈夫结婚好久之后才知道他的妻子以前结过婚,而且生过孩子。“谁告诉你的?”主持人问。指指身边的妻子:“她告诉我的。”那妻子也笑笑:“我故意找他吵,要跟他离婚,然后告诉他我瞒了他,我以前生过小孩。”“多妙啊!”一同看电视的朋友说,“明明是她错,她却提出离婚。”“正因为她心亏,所以不安。”我说,“也正因为不安,所以主动用找麻烦的方式投案。”可不是吗?人们常用“反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疚。我有个朋友的老婆,偷偷把房子抵押,投入股市。最近股市垮了,她被断了头,不得不对丈夫坦白。那丈夫没说什么,只淡淡地讲:“出了事,我再兼些差,想办法应付,一点一点还吧!”他果然找了份额外的工作,每天才下班,又上班,回家已经十一二点了。他老婆总为他煮好消夜,等他进门。但是每次他一边吃,那老婆就一边念:“谁投资不是想多赚点?现在大家都垮了,也不是垮我一个人,我也没想到会断头。”有一天,他放下汤匙,抬起头看他老婆,不太高兴地问:“我没有怨你半句,你为什么还老是提呢?”老婆突然掩面哭了起来:“就是因为你没怨我、没骂我,看你辛苦,所以……”听到他的故事,让我想了很多,也对人与人的相处,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对负了自己的人以德报怨,或许并不是最好的方法。那虽然显示了我们的宽大,仿佛大人不计小人过,但也因此,使那被宽恕的人,益发觉得他自己“一文不值”的渺小——渺小得激不起你的怒气,渺小得不值得你责骂。于是他变得更不安,更自卑,更站不起来,甚至为此找你麻烦。无论对妻子、对丈夫、对孩子、对朋友、对敌人。爱他,就要用合理的方式对待他。打他、骂他、对他哭、对他喊,然后,平静下来,说:“把地上砸碎的东西捡起来,让我们一起重新赚,重新买,重新开始……”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爱的宽恕”。年轻人,由触了电,搂了腰,接了吻,到上了床,似乎注意力就一下子集中到“那个地方”。
床头吵,床尾和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到朋友家去。女主人出来开门,表情怪怪的,冷冷地撂下一句“老混蛋在里面”,就转身走了。男主人赶紧冲出来,拉我进去,直说:“别理她!我们已经一个礼拜不说话了。”“怎么回事啊?”我问。“屁事也没有,她存心找我麻烦,更年期,怪!”说完就进了厨房。看他们屋里,倒还窗明几净,没有战争的景象,柜子上依旧摆着两个人去欧洲玩的照片,挽着手,挺亲昵的。“看什么?”男主人端茶出来,“愈看愈讽刺。早该收了,早不是以前了。”叹口气:“二十几岁的时候,床头吵床尾和,吵架从来不过夜;三十几岁也没两天就过了。四十岁开始不一样,能一个星期不讲话。现在啊!一句话不对她胃口,就半个月不理人。”忿忿地:“不理我,没关系,我也懒得理她。”又突然放小声:“真怪吔!我现在真懒得碰她,大概不像以前,再不高兴,也想办‘那件事’,我想办,她也想,自然和了。而今随着性趣愈来愈淡,战事也就愈拖愈久。只怕哪天,全没兴趣,就分家了。”想想他这话,还真有道理。怪不得最近看个电视节目,一群现场观众,按钮答复主持人的问题。主持人问:“你们有多少是为了性而交异性朋友?”统计出来,女生百分之二十,男生居然占了一半。也想起以前一位电视公司的同事,交个在南部工作的女朋友,不是他南下,就是她北上。有一天,大家约周末聚会,看看他,说:“不必了!他一定没空。”他居然一笑:“这个礼拜有空。”“怪了!”大家问,“你们吹了啊?前两天还听你躲在一边打电话啊!”他又一笑,神秘兮兮的:“每个月常有那么一次,我们不碰面。她没空来,也不要我下去。”“真现实!”有个女同事啐了一声,我才反应过来,跟大家一起笑了。年轻人,由触了电,搂了腰,接了吻,到上了床,似乎注意力就一下子集中到“那个地方”,只有到女孩子的月事——“你来,我去,在一起偏又不是时机,多杀风景!正好有些平常耽误了的事、疏忽了的老朋友,可以趁这个‘放假’的时候解决,不是挺好的吗?”确实挺好的,如同唱歌,有个休止符,那小小一别,更能带来再见的激情。搞不好,上帝就因此,给女人安排这么个每二十八天一次的“大姨妈来访时间”。当然,男女自从有性关系,那原本建筑在“情”上面的“性”,就似乎变成建筑在“性”上面的“情”。有性乃有情,无性就无情。多少夫妻三天两头吵架、打架,前面呼天抢地,被打得身上的青紫还没消,就又呼天喊地,享受另一种欢愉。似乎所有的怨都可以放在一边。半夜睡得迷迷糊糊,伸过一只手臂,就唤起原始的欲望,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事情过去了,这个“火”消了,那个“火”也消了。怪不得说“床头吵,床尾和”,这“和”其实是那“合”啊!只是,会不会确如我朋友所说,当两个人兴趣淡了,或其中一人“冷”了,既然少了“媾合”的机会,也就少了“讲合”的可能。两个人便愈来愈远了。也怪不得许多老人家,不但分房,而且分家,甚至分在地球的两边,一点也不相思。如果他们还是二十岁的年纪,可能不相思,又可能这么冷、这么淡吗?看台湾的电视新闻。一位曾经当选模范母亲和模范老人的八十岁老太太征婚。“您找到另一半,还要有性生活吗?”记者提出个露骨的问题。老太太腼腆地笑了笑:“要是两个人有感觉的话,有什么不可以?”一起看电视的朋友大笑:“早该‘解甲归田’了,居然还想鱼水之欢?天哪!鱼都旱死了。”另一个却笑道:“你知道吗?我在美国老人院当过义工。别以为老人家不需要。我可见多了!有时候走都走不稳的老先生,还会买朵玫瑰花给他心仪的老太太。指不定哪天,你过他们房门,门没关好,往里看,两个老家伙正光溜溜地搂在一块儿呢!”“行吗?”我问。“行不行,我不清楚。”他沉吟了一下,笑笑,“但是你们要知道,老人家的性是更高级的性,与其说是交合,不如说那是一种‘相濡以沬’的拥抱,不为泄欲,也不为激情,更不为传宗接代,只为彼此那种特殊的感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前浮起一对老人的画面。都已经干瘪了,仿佛用尽青春激情,剩下空空的皮囊,皱皱的,干干的,粗粝得如同砂纸,但是依然有着温度,贴在一起,更是温暖,更是安心。也好比早已饮尽的酒瓮,不再有能掬能饮的酒,只残存一点醇香。也正因此,更堪回味,更堪回想,更没有身体的交合,只有心灵的契合。不知我们的老人,可有这样的体会?到你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会整天守在嘉义火车站等你!如果你不来,我第二天再等你!我会等你一个星期……请你,一定要来和我相聚。
你依然选择了我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自从民进党上台,许多原本是国民党的公务员,不少改投了“绿色阵营”。在台中,一个“换跑道”的官员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您以前是国民党,为什么突然改加入民进党了呢?”记者问。受访者一点没为这个辛辣的问题不高兴,反而泰然地笑笑:“正好国民党办党员重新登记嘛!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把握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国民党为了确定党员的向心力,最近办理“重新登记”,只要不登记就表示退 党,所以顺水推舟地退出。“国民党多笨哪!何必办理重新登记呢?”妻看了新闻说,“你瞧!一下子跑了那么多人。”“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不以为然,“与其留一群有名无实,既不缴党费,又不支持党务的‘假党员’,不如用这个方法,给党员一个再认同的机会。”想起我大学时代,曾经跟一个法国留学生“交换语言”,我教他中文,他教我法文。念法文,既得背那一大堆阴阳的属性,又得学“漱口”的方式练“小舌头震动”,我连英文都念不好,读法文更是累死了。转眼三个月过去,有一天那法国朋友突然说:“下星期一,我在师大图书馆的门口等你。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继续,你就来,否则暂时告一段落如何?”我当时一怔,心想那不是很奇怪吗?只是他坚持,我也就点头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想这件事,想继续,又不想继续。星期一终于到了,我连鞋子都穿好了,却坐在玄关,半天没站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仍然坐着没有行动。最后,我脱下鞋,回了屋子。从此,我和他断了音讯。看琼瑶的作品《我的故事》,她那一段刻骨铭心,也广为人知的爱情。念高中时,琼瑶爱上了她的男老师。被父母发现了,极力地反对。事情闹到学校,老师工作没了,薪水没了,朋友没了,学生也没了,在台北待不下去,不得不去南部。琼瑶哭着、跪着、在地上匍匐着,求她的父母:“给我们一条生路。”她父亲心动了,但是母亲仍然坚持,义正词严地问女儿:“真心相爱,还怕一年的等待吗?”那一年,是为了等到二十岁。琼瑶的母亲非常民主,说只要到二十岁,就不再干涉女儿的选择。爱人南下了,临行,对琼瑶说:一年很快,一年之后,到你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会整天守在嘉义火车站等你!如果你不来,我第二天再等你!我会等你一个星期……请你,一定要来和我相聚。短短的一年,也是漫长的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之间,琼瑶在地图上寻找嘉义的位置,积存身边仅有的一些零钱,准备生日一到,就远行。二十岁的生日终于到了,母亲为女儿办了生日宴,并且当众宣布:“二十岁,是法律规定的成人的年龄……换言之,我再也管不着他们了。他们的翅膀终于长成……现在,他们已经有够硬的翅膀,如果他们想飞,我再也不会阻止,就让他们从我身边飞走吧!”琼瑶终于可以飞了,但是她没动。在书上,琼瑶写着:二十岁生日过去,我没有去嘉义。第二天,我也没去,第三天,我仍然没去,一星期过去了,我依旧没去!如同我与那法国朋友,他们也从此断了音讯。如果有来生,你来生还要作我老婆吗?如果有来生,你来生还要娶我吗?许多夫妻都会彼此问这个问题,也就会有那么多奇妙的答案出现——“我才不要再作你的用人呢!我这辈子受够了。”“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块儿,但是得换换,你作女的,我作男的。”“我还要作男人,但是仍想跟你在一起,偏偏你也要当男人,这样吧!我们就同性恋,两个男人组成一个家。”似乎无论答案如何,因为反正是“遥不可及的事”,大家都不会为另一半的选择生气。只是,最近我常想,如同国民党办理党员再登记,也如同我的法国朋友和琼瑶的老师,夫妻在今生,不是也可以来几次“再认同”吗?譬如两个人三十岁结婚,十年之后,女人还算年轻,于是由男人等女人:“你四十岁那天,我在某地方等你,如果你来,我们就继续十年。”如果她真的来了,夫妻缘便又续十年。十年过去。五十岁那年,女人更年期了,许多男人都“变味了”,于是由女人等男人:“我五十岁那天,在某地方等你,如果你来,我们就厮守一生。”眼前浮起一个画面——一个半百的妇人,回到恋爱时常去的地方,凭栏又凭栏,等待又等待,等得流了汗、焦了心……远远的,出现一个人影,是他,真是他吗?他不是在外面交了女朋友吗?他不是总怨我没情趣吗?他不是时时想要自由吗?但真是他吔!他还是回来了,还是回到我的身边了!想想,那是多么感人的画面。不再给你法律的约束,给你一次再认同的机会,你可以走、可以飞。但是,你依然选择了我。爱情是不能勉强的,该去的就让他去吧!要留的自然会留下来。只有在这自由的天空中,你才能确定飞回你窗前的,是属于你的小鸟。多感动啊!多珍贵啊!当雁群南去时,它居然留下来,陪你度过那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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