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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的反思大会
(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
2001年8月27日,“速度经济与变革创新———
TCL集团20年成长反思研讨会”举行。在大会上,TCL集团总裁
李东生坦陈TCL在成长过程中的两大战略失误。利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和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机遇,TCL集团20年来实现了高速增长,规模迅速扩大,有很多经验要总结,但也有一些失误需要反思。其中有两个战略性的失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是没有抓住国内通信产业发展的机遇;二是实行多元化准备不足。
90年代国内发展最快的企业就是通信类企业,而TCL进入通信行业很早,在1989年就成为中国的电话机大王,有发展通信产业很好的基础,特别是1993年TCL通讯
股份公司股票上市后,在资金方面也有优势,但没有把握住这一机遇。
另一个失误是多元化的问题。TCL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准备不够充分、资源分散,战线拉得过长,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不多。“现在你们看到的一些TCL产品,是我们已经形成竞争优势的产品。还有很多我们进入的行业、多元化的产品,你们没有看到,它们没有达到目标,有的项目还失败破产了。”
一个企业要在市场上求得生存,就必须像TCL一样不断反思自己的发展历程。
别再为自己开脱
(不反思自己只会继续失败)
2004年,国奥队1比2输掉了去
雅典的最后一线希望后,指责和批评如期而至,从个别球员到主教练再到足协,还有中国的足球体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家都知道,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确保事物不断前进的一大法宝。但问题是现在我们只看到了批评,而自我批评却少得可怜。
赛后安琦就曾提醒媒体:“我也有过三次不错的扑救呀。”有人抱怨:“我们已经封闭集训5个月了,如果等5月12日打完马来西亚队,那就是整整半年时间。说实话,后面的比赛我真的不想再打了。”当队员们说起要为荣誉而战时,有人这样反问:“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荣誉可言?”显然,他们不是勇于承认错误,而是为自己开脱。即使输掉了去雅典的机会,国奥队员们至今仍未意识到应该为失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
当时,回避问题的还有中国足协,在赛后的总结会上,他们对国奥队并没有提出实质性批评,惟一要求就是一定要努力打好后两场比赛,为荣誉而战。不深刻自我批评,只是喊口号,这样的口号太空洞,也没有任何新意。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是批评漫天飞,当事人却不自己反思,再多的批评也没用。而今,我们看到的中国足球依然是这个样子。不反思自己,永远也不会进步。
王家雄之死
(对“飞越”热的反思)
2002年,王家雄,一个31岁的男人,一个壮实而充满活力的男人,一个“骑自行车很厉害”的男人,从西安来到天津,却猝死于他想要飞越的长城面前。生命骤逝,留下的又岂止是遗憾,留给人们的是深深的思考。
之前的历次“飞越”行动,使“飞越”这一极限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这一次,一条生命的猝然失去,才使人们
发热的头脑有一些清醒。
媒体纷纷发言,王家雄之死,首先带来的是一场众口一词的对“极限运动”的反思。向
极限挑战,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冲动。但反观近年种种“飞越”运动,不难发现其中闪动着商家的影子,而“挑战者”的种种爱国主义诉求,又往往引来地方政府和媒体的鼓噪,推波助澜之下,“飞越”遂成泛滥之势。在这里,极限运动已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生命力的张扬,而成了商业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再是对人类勇气的赞美,而是对人的生命的草率行事。在这里,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是偶然的。
某业内人士说,“飞越”运动对器具要求非常严格,选用的自行车价值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但王家雄“飞越”中所使用的设备寒碜,最多值几百元,基本上起不到保护作用。
人类就是如此,只有在血的代价前才开始有所反思。
德国是日本的镜子
(对历史的反思)
德国把反思历史作为头等大事。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到华沙时,双膝跪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表示歉疚和忏悔。勃兰特当众下跪致歉,表明他承认德国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这是深深痛悔的举动。
2005年4月10日,在德国东部城市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总理施罗德为集中营遇难者纪念碑献花。当日,德国举行活动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盟军解放60周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纪念仪式并讲话。建成于1937年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纳粹关押犹太人、同性恋者和政治犯的地方。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处囚禁了大约25万人,其中5.6万人被
纳粹分子以各种方式杀害。除此之外,德国人自己拍的反思作品《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在全球引起轰动。但是,同是
二战的元凶———日本当局却通过右翼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隐瞒历史,漂白史实,将日本军国主义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引发了中韩及亚洲各国的抗议怒潮。
承认祖辈的战争罪责,不但没有使德国人蒙羞,反而使今天的德国人在欧洲及全球舞台上赢得尊重,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位被俘美国将军的话
(战争后的反思)
美国一直想征服中国,可我一直觉得,这好像是美国一个根本没有希望的工作,没有希望的任务,没有希望的目的。———迪安少将
迪安是朝鲜人民军的俘虏。1950年7月底在大田战斗中被俘后,被单独关在
平壤附近的战俘营。迪安是最早对美国发动
朝鲜战争进行反思的美国将领之一。
迪安认为,美国人民并不需要这个朝鲜,美国人民也是爱好和平的人民。美国继续实行扩张侵略,是不能继续获取胜利的。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支出了很大的费用,牺牲了很多生命,即使用细菌武器和狂轰滥炸也不能摧毁朝鲜人民的士气,而只有增强他们的仇恨。这场针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是
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远东政策的一大错误。
像许多美国战俘一样,在中朝军队战俘营里,迪安是很幸运的。中朝军队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于1953年8月5日将迪安将军交给美方。在迪安被遣返的前一天晚上,遣返委员会中方代表李平一、
王健、崔学崇等在开城一所医学研究所里设便宴为他饯行。席间,迪安感慨万千,大口豪饮,结果喝醉了,把我方发给他的一身新的制服吐得一塌糊涂。我军叫人又连夜为他赶制了一身新的制服。迪安感动不已,临行前,紧握着我军代表的手久久不放,并动情地说:“和平———我们中美两国不要再打仗了!”
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反思自己是一种痛苦)
1978年12月,历经“
文革”苦难的巴金老人开始执笔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
《随想录》。1979年春天,巴金重返巴黎。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
巴金这样说过:“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像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出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我就是李立三”
(不断反思自己)
李立三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只是在主持中央工作时犯了3个月的大错误。此后,他内心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30多年。20世纪30年代初,李立三来到莫斯科,
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听完他的检讨后,纷纷评价这个共产党员“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他被安排到苏联的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身份向中国学员讲党史。事后问大家哪堂课讲得好,学员们一致回答:“‘立三路线’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1946年,李立三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为一些单位讲党史。他主动选择“立三路线”为讲课内容,并深入分析错误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赞扬声。课后有人提问:“你怎么知道当时犯错误人的心理?”李立三的回答令全场十分惊讶:“我就是李立三。”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就是李立三”这句话何其简单,但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地说出来,又需要何等的勇气。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想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世人,没有谁愿意揭开自己身上的疮疤,说这疮疤不是先天遗传,而是由于自己的过失所造成。但李立三这么做了,大大方方地承认:我就是“立三路线”的发起人和执行者,你们要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卢梭著《忏悔录》
(反思与忏悔)
卢梭是法国著名的革命家,哲学家。但是他小时候做过一件令他十分懊悔的事情。
卢梭为了生存,经人介绍,在一个有钱人家里打工。一天,卢梭偷拿了小姐的一条用旧了的绣带,不久就被发现了。为了逃避惩罚,他还诬陷当时家里的厨娘。由于卢梭和厨娘都不承认自己偷拿了绣带,管家只好把两个人都辞退了,并且说:“撒谎者的良心会惩罚罪人的,它是会为无辜的人找回公道的。”
果然,老管家的预言没有落空,卢梭从此受到了来自良心的强烈谴责,他会时常想起那双无辜而善良的眼睛。想到由于自己的不诚实使得她丢掉工作,白白顶上小偷的罪名,并且很难再有人信任她,找到合适的工作,卢梭的心里就说不出的难过,就像千万条小虫子在咬他的心一样。
四十年后,卢梭把这件事写到他的名著《忏悔录》里,以此来警醒人们,一定要说实话,不要随便诬陷好人。否则,你将永远为自己的罪行忏悔,遭受良心的谴责。
七千人大会
(反思才能改正错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鉴于之前一些决策错误,中央各主要领导人对此都进行了反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也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工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朱德在山东组全体会上、陈云在陕西省的全体干部会上重点讲了党内民主生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反思,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
托尔斯泰的成功
(贵在反思)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也曾有过一段轻狂的年少岁月。15岁时,托尔斯泰读大学文科班。然而,他连续两年考试不及格,被学校强迫退学。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认真思索,进行了反思。他把自己的各种缺点都仔仔细细地写在日记本上。以后,他随时对照检查。一旦他意识到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就立即改正。从此,托尔斯泰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不断反思自己的过程中,他成为了一代文豪。
列夫?托尔斯泰经过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些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