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是什么 为什么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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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基波一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哲学概括，只有经过留基波、德谟克利特从宇宙论、认识论的高度上概括，才有智者学派把个人主义、感觉主义原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运用，从而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面。 人是万物的尺度。该命题孕育着人本主义的萌芽，在当时是一个震撼传统的思想解放。“尺度”本来是南意大利哲学学派传统的概念，在古代，毕达哥拉斯斯的“数”或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都朴素地孕育于宇宙万物之中，因而“尺度”也就是在朴素意义上的万物的“规律”。由于古代思想的朴素性，既然宇宙万物归于一个始基，于是“尺度”就自然地与始基相结合。 巴门尼德把万物与“尺度”分离开来，把“度”抽象化，使“一”、“必然”、“有度”、“逻各斯”成为“真理”，而万物之现象被贬为“意见”。德谟克利特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这两者结合了起来，但保留了不可感的原子，与在虚空中组合成可感的万物相区别，万物的根本“尺度”就在“原子”与“虚空”本身。普罗塔哥拉则更进了一步，根本否认巴门尼德的“一”，根据感觉主义认识论原则，把一切归结为人的感觉，于是巴门尼德的“真理”不复存在，只剩了“意见”。于是，“尺度”就在“意见”本身，人就是“尺度”和“原子”。 普罗塔哥拉的这个思想，一方面是自赫拉克利特以来包括德谟克利特在内的认识论上的感觉主义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希腊民主制繁荣的自然反映。联系到当时历史环境，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句名言是当时希腊自由民的精神写照。 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对这句话区分了两种理解：主观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理解。前者指可感之属性不存在于对象之中，后者承认存在于对象之中而只是各人感觉不同。从原则上来看，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一致的，如果明确承认可感属性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则就有真假问题，而普罗塔哥拉显然是取消了感觉的真假问题，甚至认为一切感觉都是真的，这样就取消了客观的真理标准。 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是个体的、感性的人，则这个“人”就不仅是“一”，而且是“多”，是统一“一”与“多”的“原子”。人对待万物的感受是不同的、多元的、变化的。这种“不同”归根结蒂是一种对立、一种矛盾。感觉现象上的对立性的差异和变化是古代朴素的思想家坚信不疑的。米利都学派、南意大利学派都承认这种对立现象。毕达哥拉斯斯、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把这种现象从客观上概括到哲学的高度，而智者学派则从主现上把这种现象提到应有的高度。柏拉图记述了普罗塔哥拉这方面的思想，指出冷、热、甜、苦等感觉是相对不同的人说的，因人而异。 智者学派在这方面的贡献，不是仅仅停留在感觉上，而是扩大到语言即逻辑方面，认为凡事都有两种对立的说法（道理）。后来，人们把这种说法概括为对一切正题都可以提出反题。应该说，在普罗塔哥拉的心目中，这种对立的语言并没有真假问题，因为一切感觉都是真的，表达这种感觉的命题也都是真的。可见，在这个理论中，孕含着一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随心所欲、为我所用的劣根性，而事实的发展也正是如此。但在普罗塔哥当时，其主要意义还在于揭示矛盾的必然性，其作用与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辩证法不差上下。 “人是万物的尺度”有消极和积极的两种理解。积极方面说，个人是全知的，个人的感觉就是一切；消极方面说，个人是无知的，对于客观存在一无所知，所知者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们认为，后者是古代的倾向，而前者是近代才出现的倾向。我们从古人对感觉的朴素理解，如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和德谟克利持的影像说等，可以看出，在这些古人的心目中，我们的感觉与真正的对象不同，是经过感觉器官、空气等自然环节的，因此已有所改变。因此，“神不可知”的思想是普罗塔哥拉“存花不可知”的潜在思想的普遍化，也是德谟克利特“原子”不可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普罗塔哥拉把这种反传统的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贯彻于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便是所谓约定论。按照普罗塔哥拉的约定论的历史观，人们不应当用神意去解释国家、法律、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应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应从“人”出发，把国家、法律、道德的产生和发展理解为人的约定的产物，因而是相对的、可变的。当人们觉得某种国家制度、法律、道德规范对人们有好处时，它们就得以存在，被认为是合理的;反之，当它们不符合人们的利益的时候，就是不合理的，人们就应当敢于废旧立新。普罗塔哥拉仅仅把人的需要、奸恶看作是国家法律、道德形成和发展的根据，当成衡量国家、法律、道德的标准，这是片面的，是一种唯心史观。但这种约定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又是对神意决定论唯心史观的否定，破除了传统的政治、法律、道德思想的权威，论证了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精神的合理性，这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从认识论方面看，普罗塔哥拉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是对爱利亚学派的唯理主义、绝对主义的反动。两派从不同角度突出强调了人类认识的两方面，这在认识史上，应该说各有其片面的真理性，但从认识的全体上看，则都是错误的。普罗塔哥拉着重强调了感觉在认识中的地位，看到了感觉的相对性、主观性方面，但却又忽视了理性在认识中的地位，忽略了认识的绝对性、客观性的方面，陷入了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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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哲学家普洛泰戈拉提出的著名命题。他的原话翻译成汉语大概是这个意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个观点与另一个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是完全对立的。巴门尼德的看法是“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近代爱尔兰的一位哲学家和普洛泰戈拉的观点比较相似，他的名字叫做贝克莱。贝克莱的著名命题是“存在就是被感知”，他由于这一命题在某些国家的某一时期里“臭名昭著”。

说到这里先要谈谈时空坐标的变换。解析几何告诉我们，坐标系是可以移动的。坐标轴平移之后，根据新的坐标原点与旧的坐标原点之间的位置关系，可以算出每个点的新坐标。这种数学变换的具体方程这里就不写了。当考虑时间之后，根据计时零点的变化也可以确定每个时刻在时间轴的新坐标。在牛顿力学的时代，时间和空间都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一个东西是1米长，不管谁来测量，它都必然是1米。一个过程如果某个人测量到其时间是1小时，其他任何人来测量，也都必然是1小时。这就是绝对的时空观，时空都是独立于观察者和被观测对象之外的。就算一片空间之内，什么都没有，空间本身还是存在的。经典力学对于世界的看法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种时空坐标变换被称为伽利略变换。

就我们的生活经验而言，这种观点与实际是完全相符的。但是当物理学发展到20世纪初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洛仑兹研究电子高速运动的时候，他发现当电子的速度可与光速相比拟的情况下，伽利略变换失效了。根据实验数据，洛仑兹建立了一种新的时空变换方式，成为洛仑兹变换。爱因斯坦借鉴了洛仑兹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狭义相对论。根据相对论，时空不再是绝对的，而是与观测者和被观测者密切相关的。如果两者的相对运动速度发生变化，那么物体的长度和一个过程的时间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这被称作尺缩时延效应。也就是说，根本就无所谓客观的长度到底是多长，只有人观测到的尺寸是多长。也无所谓客观的时间是多长，只有观测到的时间是多长。而且根据爱因斯坦的证明，一切惯性系都是等价的，任何惯性系中测得的结果都不会比其他参照系更高一等。那么也就无所谓一个人的测量结果比另一个人的测量结果更“客观”。你测出两米，我测出一米，都是正确的。至于这个物体到底多长，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到底多长这回事情，只有你测到是多长而已。

总之，如果我们去正视科学，那么就不得不去承认，人的确是万物的尺度。而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日常的生活经验所能理解，甚至于影响到了哲学家使用的逻辑工具本身。比如根据生活经验，可以不断追问一件事情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现代物理学的一派认为宇宙是从一个奇点爆炸产生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来自于这次爆炸。那么就不能够追问，奇点之前发生了什么。因为连时间都还没有呢，哪里有什么之前这回事情。而且在奇点之“前”（没办法，只能这么说，语言的局限性），任何物理定律都失效，对于人类完全是不可知的。如果哲学家花费很多时间去理解自然科学的发展，那么就很难再有时间去深入研究哲学。如果不去理解自然科学，又难以对于一些关于本体论的问题下结论。因此，现在西方哲学家对于本体论和认识论都已经不大关注，转而去研究思维的工具—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