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7-18
自从司马迁以来，中国的史学家专以中国的历史为其工作范围。即使《史记》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诸传，胪述涉外事情，而中国以外的历史，仍只是在“边裔”的范围之内，从中国中心的立场，记载其“叛”、“服”与“盛衰”。
直到近世，中国史学界的工作，也仍旧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领域，互相之间并无贯穿结合。倒是上两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他的工作，并未问世，然而在一篇序论中，他提出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汉，属于中国内部发展，最后充满了整个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第二段是中国与亚洲四邻交往与争衡的时代，例如佛教的传人，及中国对外扩张，或异族入主中原，这是“亚洲的中国”；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国”，则是近代的中国历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能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
今天，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无视于中国的过去。今日世界各处，唯西欧与美国马首是瞻。西欧编制其历史的线索，在别处都借来
编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为大家广泛采用，而且习焉不察。以为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由西欧历史归纳得来的分期模式，又经斯大林的推
动，成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个段落。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至今仍深受其影响。这一套演化理论，如果僵化地解释，史学的工作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内部的变化，而忽略这一个单位的范围会有改变，也忽略这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幸这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
海外与在台湾的史学界，可以不受教条的影响。然而，海外的史学同人，无论是非华裔，都难免因为“地区研究”的约束，被圈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不能“越界筑路”。台湾的史学同人，也长期承受中国史学师弟相承传统，以及“中国中心”观念的双重影响，专务发展自己的专长，不愿涉足域外的历史。甚至本是治外国史的同仁，返台之后，因为资料匮缺，独学无侣，也不免改辙，又回到中国史研究的园地。
今日的情势，逼人而来，港、台均已走向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再遗世而自囿于中国的范围内；大陆也正在急剧转变中，其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脉动。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过学生，痛感中国史与世界其他文化历史之间，藩篱之严，已使我们难以从人类各处的过去，归纳更有意义的共同经验。为此，不揣浅薄，冒然尝试设计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间，找出几条贯通的主题。
第一项主题是族群变动。我们先须寻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与国家区别的因素。气候是一项因素。地理学家经常注意大地区气候的变化历史，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经常注意这种长程大气候，并经常如此解释族群移动的现象。另一类跨区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扩散，本来不是“边关”与“国界”可以防堵。一场大瘟疫，不仅影响的地域广袤，其延续的时间也
往往相当长久。瘟疫对人类人口的影响，各处人类历史，都注意及之。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国在清代嘉道之间的鼠疫……无不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减少，别处人口即会移人，因此引发族群的变动。但是如何将气候与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一番超越区域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国历史的研究。
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人，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
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从上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口+厌]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
这一类的族群移动，在中国西方与北方边界上，经常有之。先秦许多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族群，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戎狄，其实他们的来龙去路，都会与亚欧大陆，尤其草原地带，有
所牵连。举一个例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段，印欧语族从中亚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陆，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他们向西南方的移动，改变了地中海东部的人口成分。约为同
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际，商代与西周都有北方边患。这时，北方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也答案补充
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作规模
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地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国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
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 答案补充 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借这一纪念钱宾四先生的盛会，我们一方面向这一位结束一个史学传统的大师
致敬；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也该思考下一阶段的工作，当从何处开始?
以下几段则是我为了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一些构想。正因为只是构想，这些观念必是粗浅的，组织也必是松弛的。我原意将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来，不是为了自己可以取
得结论，却是为了此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改进。当然，我更盼望，有了这样粗疏的破砖，可以引来同仁们的琳琅美玉。
我首先简约人群扩大的过程。人群，由人数很少的采集群与猎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扩大，终于形成大型国家，形成帝国，形成复杂社会。不论群体的大小如何，繁
简如何，两个群体互相接触，大致都难免经过如下的过程：接触、引起交往或冲突。从交往与冲突之中，引发群体内部的调适，内部调适的结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触的两个群体，调适与整合的后果，使两个群体的内含趋于同质，则两个群体已互相渗透，终于凝合为更大的复合体，便是一个新的答案补充 第四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国的历史，这是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亦即“中国的中国”，绝对时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别处相应的时代，包括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及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的时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移动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由前节所述中亚三角形地带，冲击几个普世性的秩序。同时，长程贸易跨洲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于是，这些已经整合的区域性集合群体，在整合完成时，也已开始了区域间的接触、冲突与交流。
第五个阶段是大区域间密集交往的阶段。在中国历史，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国已不是亚洲东部的中心，中国与四邻形成多国的国际体系。蒙古兴起，是亚洲草原上最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举。在其他地区，这一阶段包括欧洲中古以后的多国体系，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国家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在亚非腹地的发展。心智活动方面，几个主要宗教答案补充 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之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例如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华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经济活动方面，城市化与长程贸易都正在为另一时代的来临开启先声。
第六个阶段是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近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国已进人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世界都承受“发现新大陆”与“开拓新航路”的长远影响，各地也都承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殖民活动引发了新形态的族群冲突。各地动物与植物的传布，使全球的食物资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在中国，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渐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多国体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战前战后的许多剧烈冲突，都是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大众传媒、现代交通与资讯、民主与人权观念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生相克。经济活动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业 答案补充 大量生产，信用流通与国际贸易。群体的性质也有改变；平民上升，阶级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与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还正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上述七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每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都更为复杂，其中单位群体的交往接触也更为频繁。七个阶段的变化，既是演进的，也是因应群体外面的刺激而起的变化。我的构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毋宁是动态的辩证过程，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化，也有传布；既有功能的适应，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圈，都在大范围内，趋向于“合”，但又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其特色。自其同者视之，万物无不毕同；自其异相视之,万物无不分殊。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 资料来源：www.lunwenqq.com
直到近世，中国史学界的工作，也仍旧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领域，互相之间并无贯穿结合。倒是上两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他的工作，并未问世，然而在一篇序论中，他提出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汉，属于中国内部发展，最后充满了整个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第二段是中国与亚洲四邻交往与争衡的时代，例如佛教的传人，及中国对外扩张，或异族入主中原，这是“亚洲的中国”；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国”，则是近代的中国历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能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
今天，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无视于中国的过去。今日世界各处，唯西欧与美国马首是瞻。西欧编制其历史的线索，在别处都借来
编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为大家广泛采用，而且习焉不察。以为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由西欧历史归纳得来的分期模式，又经斯大林的推
动，成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个段落。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至今仍深受其影响。这一套演化理论，如果僵化地解释，史学的工作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内部的变化，而忽略这一个单位的范围会有改变，也忽略这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幸这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
海外与在台湾的史学界，可以不受教条的影响。然而，海外的史学同人，无论是非华裔，都难免因为“地区研究”的约束，被圈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不能“越界筑路”。台湾的史学同人，也长期承受中国史学师弟相承传统，以及“中国中心”观念的双重影响，专务发展自己的专长，不愿涉足域外的历史。甚至本是治外国史的同仁，返台之后，因为资料匮缺，独学无侣，也不免改辙，又回到中国史研究的园地。
今日的情势，逼人而来，港、台均已走向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再遗世而自囿于中国的范围内；大陆也正在急剧转变中，其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脉动。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过学生，痛感中国史与世界其他文化历史之间，藩篱之严，已使我们难以从人类各处的过去，归纳更有意义的共同经验。为此，不揣浅薄，冒然尝试设计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间，找出几条贯通的主题。
第一项主题是族群变动。我们先须寻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与国家区别的因素。气候是一项因素。地理学家经常注意大地区气候的变化历史，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经常注意这种长程大气候，并经常如此解释族群移动的现象。另一类跨区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扩散，本来不是“边关”与“国界”可以防堵。一场大瘟疫，不仅影响的地域广袤，其延续的时间也
往往相当长久。瘟疫对人类人口的影响，各处人类历史，都注意及之。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国在清代嘉道之间的鼠疫……无不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减少，别处人口即会移人，因此引发族群的变动。但是如何将气候与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一番超越区域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国历史的研究。
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人，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
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从上述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口+厌]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
这一类的族群移动，在中国西方与北方边界上，经常有之。先秦许多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族群，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戎狄，其实他们的来龙去路，都会与亚欧大陆，尤其草原地带，有
所牵连。举一个例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段，印欧语族从中亚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陆，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他们向西南方的移动，改变了地中海东部的人口成分。约为同
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际，商代与西周都有北方边患。这时，北方考古学的资料显示，中国北方也答案补充
再举一个例说，中国在先秦即发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国在文官制度下的种种科层管理，弊病丛生，但也有不少摸出来的经验，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机制，甚至也寻到了运作规模
的分寸。现代的世界，各处都在组织化的大趋向之下，无论国家、军队、企业，甚至学校，都在科层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国文化中，这一方面的经验，颇值得作为比较研究的题材。从文官制度与科层管理的发展作比较，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欧洲史上，罗马帝国，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权国家……一连串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也许也可以由此找出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几个大帝国，其兴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总之，只以上面所说的三个视角，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可以有机地融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空间言，地球本来是圆的，国界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条
线，山川海洋，不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来往。从时间言，历史的长河，永远不断，抽刀断水水还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从时空两轴都贯穿各处，我们不能将历 答案补充 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个文化的框架内。随着“世界村”观念的出现，打开这个框架的时机也已成熟。借这一纪念钱宾四先生的盛会，我们一方面向这一位结束一个史学传统的大师
致敬；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也该思考下一阶段的工作，当从何处开始?
以下几段则是我为了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一些构想。正因为只是构想，这些观念必是粗浅的，组织也必是松弛的。我原意将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来，不是为了自己可以取
得结论，却是为了此后一步一步地加以改进。当然，我更盼望，有了这样粗疏的破砖，可以引来同仁们的琳琅美玉。
我首先简约人群扩大的过程。人群，由人数很少的采集群与猎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扩大，终于形成大型国家，形成帝国，形成复杂社会。不论群体的大小如何，繁
简如何，两个群体互相接触，大致都难免经过如下的过程：接触、引起交往或冲突。从交往与冲突之中，引发群体内部的调适，内部调适的结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触的两个群体，调适与整合的后果，使两个群体的内含趋于同质，则两个群体已互相渗透，终于凝合为更大的复合体，便是一个新的答案补充 第四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国的历史，这是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亦即“中国的中国”，绝对时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别处相应的时代，包括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及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的时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移动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由前节所述中亚三角形地带，冲击几个普世性的秩序。同时，长程贸易跨洲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于是，这些已经整合的区域性集合群体，在整合完成时，也已开始了区域间的接触、冲突与交流。
第五个阶段是大区域间密集交往的阶段。在中国历史，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国已不是亚洲东部的中心，中国与四邻形成多国的国际体系。蒙古兴起，是亚洲草原上最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举。在其他地区，这一阶段包括欧洲中古以后的多国体系，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国家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在亚非腹地的发展。心智活动方面，几个主要宗教答案补充 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之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例如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华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经济活动方面，城市化与长程贸易都正在为另一时代的来临开启先声。
第六个阶段是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近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国已进人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世界都承受“发现新大陆”与“开拓新航路”的长远影响，各地也都承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殖民活动引发了新形态的族群冲突。各地动物与植物的传布，使全球的食物资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在中国，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渐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多国体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战前战后的许多剧烈冲突，都是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大众传媒、现代交通与资讯、民主与人权观念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生相克。经济活动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业 答案补充 大量生产，信用流通与国际贸易。群体的性质也有改变；平民上升，阶级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与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还正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上述七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每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都更为复杂，其中单位群体的交往接触也更为频繁。七个阶段的变化，既是演进的，也是因应群体外面的刺激而起的变化。我的构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毋宁是动态的辩证过程，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化，也有传布；既有功能的适应，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圈，都在大范围内，趋向于“合”，但又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其特色。自其同者视之，万物无不毕同；自其异相视之,万物无不分殊。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 资料来源：www.lunwenqq.com
第2个回答 2013-07-18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划分
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
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划分
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
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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