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对社会真实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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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出现了大众传播媒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先进的传播技术使人们的感官不断地得到延伸和扩张，由报纸到广播，到电视，再到如今的网络，从而缩短了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即便人们足不出户也能尽知天下之事。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现实体验，使人们觉得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以至后来竟称其为地球村了。
面对这样一种扑天盖地而来信息化社会，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了，更确切的说，是我们被媒体所以提供的各种信息给包围了。在这重重包围之中，真实的世界因此渐渐离我们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播为我们所建构的拟态环境。
从根本来说，大众媒介虽然以传递信息、报道事实为己任，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即并不会报道所有的发生的事实。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社会组织，传媒对于新闻事实的选取必须经过其自身价值观念的筛选。
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大众传媒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报道都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周围环境的知觉与印象。因为我们离不开信息，而只能生活在大众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之中的。如果离开这些信息，离开媒介给我们所建构的拟态环境，那么我们的社会又将退回至古代，地理隔绝，信息交流不便。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又不仅仅是生活在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的。在我们身体感观所能直接接触到那部分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存在，在离开了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拟态环境下对我们所处环境的真实认识，是最原始和本真的。它是我们惟一能够接触到的未经任何思想过滤的信息。因此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他生活在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的交织之中。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媒介对于新闻事实的选择是经过筛选的。而正是因为这种筛选，从而使媒介所营造的环境偏离了现实环境，它只可能是部分真实而不可能全部反映现实环境，甚至是歪曲现实的，有些媒体为了某些经济目的甚至不惜采取各种手段。
当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偏离了人们所处的现实环境之后，人们对于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的认知产生了矛盾。然而能够认识到这种矛盾的却仅仅局限于对社会事实当事者的人们，而大多数人依旧生活在拟态环境之中，缺乏对现实环境的真实认识。但是他们的声音却无法传达，甚至被媒体所淹没，他们的利益得不到维护甚至遭到损害。
以重庆开县的天然气事故而言，当地受害的居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媒体环境与现实环境相偏离的状况之中。他们看着以他们为主角的报道，然而他们所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在媒体上却是不见了，能看到的只是不断的援助之手和爱心。虽然这里有媒体自身的考虑，但是这让当地的受害居民感觉到媒介只报道“好的”，不报道“坏的”，从而对媒体产生了抵触情绪。而其它的人们却认为形势一片大好，人世间充满爱心，殊不知这些备受灾难的人们的痛苦。也因此，在难民和普通民众之间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以致后来难民和帮助他们的人们产生了矛盾并且有激化的趋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受到了事实当事人的质疑，然而这种质疑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更多的人无法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仍然生活在由媒体所营造的祥和的环境之中，对事故的了解也仅仅限于人们怎么对受害者进行帮助，却不能知道受害者们承受了多少大的伤害。而这种媒体的引导也渐渐使得民众对于灾民的矛盾。
根据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往往为受众提供一种环境，并且引导受众哪些是重大的、值得关注的事实，哪些是不重要、可以忽略的事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不同人群来说事实的重要性并不相同。而媒体的这种选择报道，必然会忽略部分群体的利益，甚至在无形之中通过它所营造的环境将部分群体边缘化，甚至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从而造成媒体与大众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媒体袭断着话语权，一部分大众便成了受害者。
从近年来有关农民工的问题中可见一斑。农民进城打工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但是真正对农民工开始关注和了解却是近几年的事情。那么不禁要问，在这之前农民工上哪去了，难道整个儿的从人们的眼中消失了？很显然不是。不仅仅媒体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将农民工的信息过滤了，而且我们自身也对此视而不见，即使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也并不会留心，除了一点点的厌恶感，仅仅因为他们看起来比较脏。生活在人们眼前的却并不被人看见，那么这个群体的利益是永远都无法得到保障的。
从有媒体开始报道有关农民工生活状况的时候开始，农民工问题便一直热火朝天，各大传播媒介竟相报道，有同情、有理解、有呼喊、有歪曲。几乎是一夜之间，农民工问题就充斥了整个中国，而也正是因此农民工这个群体开始进入到普通民众的视线之中。
毫无疑问的，农民工这个群体能进入大众的视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媒体的报道。因为作为不是当事人的现代人群来说，对于周围世界的感知只能是通过传媒来认知。也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个被屏蔽过的信息环境之中。他们知道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意识。什么是该知道的，什么是不该知道的，都取决于媒体的意识。
但是虽然媒体报道了，但是从什么角度来报道以及怎么样报道依然会将真实从现实中抽离，构成一个虚拟的知觉环境。如有的报道刻意放大农民工的劣行，从而造成大众对农民工的反感，并由此而形成变通民众与农民工的对立。在城市中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得不到社会的关怀，反而被社会所歧视。也许认为这样的弱势群体没有力量反抗，但是殊不知这正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如果无法更好的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只能引来更多的麻烦。幸好如今越多越多的媒体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报道也越来越客观正直了，这无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
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媒体离普通民众也越来越远。当大众传媒还没有成为人类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之前，并不存在现实和拟态的矛盾和冲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播渐渐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人们对于信息的依赖也越来越深。于是这时话语权的主体发生了改变，虽然说媒体使得大众的话语权更加有力量，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大众的话语权。因为大众在表达意见上必须借助于大众传播，依赖于大众传播，而如今的大众传播已经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了，它不再是只作为大众的舆论工具而存在。它具有自己的意识，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中的主体了。为了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它必须适应这个社会，追求经济利益，否则将难以维持其生存。但是这种由大众赋予的集中的话语权力依旧掌握在媒体手中，而大众传媒也正是依靠这种权力才能得以生存。一方面成为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一方面又站在群众的立场对政府进行监督。既作为一个需要生存的社会主体，又作为一个民众的公器，使得媒体对于环境的再构成产生了偏差。
在媒体拥有了独立的话语权之后，在形式上依旧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声音，然而在实质上却是在媒体意识基础上的大众的声音。随着媒体权力的急剧膨胀以及大众传播效果将整个社会都纳入到由其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之中，媒体对于话语权的垄断也便由此开始了。就这样媒体完成了对社会环境再构成，在它的提示下让人们感到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更影响着人们对于实际情况的判断。
基于大众传播的这样一种威力，如何使得大众传播建构的环境与现实社会的环境相一致便显得犹为重要。不仅仅关系到大众传播的自身存在，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稳定。大众传播作为社会的公器，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更应该承担起关怀社会的责任。为现代社会塑造一个逼真于现实的拟态环境。这需要媒体与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