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
1.民族平等思想
民族平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斯大林大量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论述。1901年，他的第一篇理论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中，就描述了被压迫民族的悲惨境地。在大民族与小民族能否实现平等的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这样的关系是能够有的，而且是应当有的。苏联人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2]
十月革命消灭了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不平等，但并没有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为此，斯大林为“民族问题加进了新的因素，即加进了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帮助和协助落后民族提高到走在它们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这是建设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3]而“消灭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条写进了俄共(布)十大“决议”。
2.民族自决权问题
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将民族自决权写进了党纲。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 和民族问题》一书中，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涵义，即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他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民族自决权是“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4]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斯大林指出：“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确立和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的宣布，根本改变了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摧毁了民族压迫的基础。”[5]俄国共产党人提出这个口号，其作用在于 为多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打下基础。“如果俄罗斯工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宣布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如果他们不用事实证明自己有实现各民族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芬兰的‘权利’(1917年)，如果他们不从波斯北部撤出军队(1917年)等等，那么他们就不会得到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对自己的同情。”[6]
3.反对大俄罗斯主义
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苏维埃政权继承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因此，只有彻底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才能维护联盟的团结。斯大林作为非俄罗斯族人，对大俄罗斯主义是深恶痛绝的。在俄共(布)十二大报告中，斯大林把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做斗争作为党的“当前第一项任务”提出来：“大国沙文主义是大俄罗斯人过去的特权地位的反映”，“这种沙文主义盘踞在我们的机关里，它不仅透进了苏维埃机关而且透进了党的机关，它在我们联邦的各个角落里蔓延着，并在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坚决回击这种新的力量，如果我们不把它连根拔掉(新经济政策的条件在培植它)，就会使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有分裂的危险，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7]他还列举了大俄罗斯主义在俄罗斯共产党员中的表现，“例如吉尔 吉斯伊斯兰教居民从来不养猪，而粮食人民委员部却按摊派方式要他们交猪。”[8]
斯大林反复强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巩固苏联的主要危险，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把它打倒，因为打倒了它就是把某些共和国内过去保存下来的、现在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打倒。
4.民族融合、民族消亡的条件
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是个自然历史过程，斯大林在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勾勒了“各民族在将来融合道路上发展的图画”。他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批评了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将是民族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开始，将是统一的共同语言形成的开始，那是错误的。”“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9]
能否用“从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一下子实现民族差别的消灭和民族语言的消亡”，斯大林认为，“这种看法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企图用从上面下命令的办法，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融 合，——这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断送民族解放事业，葬送组织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团结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同化政策。”“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10]
上述理论无疑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精华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斯大林不仅在民族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还是个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民族工作者。在他执政的30年中，苏联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大少数民族摆脱了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落后状态，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00多个民族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中共处。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这些失误为以后的联盟解体埋下了祸根。
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缺陷
1·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就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苏联成立后，为了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列宁和俄共(布)做了许多工作，俄共(布)八大、十大、十二大专门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作了《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会议就发展民族经济问题制定了具体措施， 如将工厂迁到原料产地的共和国，给少数民族发放低息农业贷款，帮助当地民族建立合作社，开办农业训练班，加强民族地区的水利建设，将国有土地分给当地劳动居民等等。[11]
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斯大林仍然遵循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等代表大会上，都专门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从1928年起，苏联实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在资金、技术和大型工业项目的安排上，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一五”计划 期间，在南高加索联邦、中亚各共和国等地兴建了发电站、铁路、煤矿等基础产业，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如在哈萨克斯坦兴建有色冶金和煤炭工业，有40多个工业企业投产，使其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定居的农业生产，进而成为东部的重要工业基地；白俄罗斯的工业产值在该共和国的经济中占53%；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工业比重迅速上升。有的地区从原始氏族社会或封建宗法制度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五”期间，全苏固定基金增长289%，而外高加索联邦、白俄罗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等民族地区固定基金增长均超过全苏的平均 数，达到300%—500%。[12]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平均是2.5倍，大大超过老工业地区。
俄共(布)和联盟中央不仅在经济方面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还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政府派出语言学家，帮助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民族文字。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先后给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用67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用50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55种民族文字印刷报纸，用46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52种民族文字出版中学教科书。[13]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
这些成就是不容否认的，是在斯大林执政初期取得的。但随着斯大林模式的逐步确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联盟中央经济管理权限越来越大，所控制的企业和资产越来越多，而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限越来越小。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只占11%。[14]在联盟与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民族自治地区的关系上，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经常被侵犯，俄罗斯族的利益占主导。斯大林时期，在强调全国经济统一布局的同时，忽视了民族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联盟国家在进行工业建设布局时，将少数民族边疆区作为原料产地，加工工业部署在俄罗斯联邦等中心区，使边疆地区的经济很难协调快速发展。如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苏联国家计委将钢铁厂、煤矿、石油企业建在那里，却很少建轻工企业。当然，这与苏联经济比例失调有关，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但中亚地区的轻工业落后在全苏也是最突出的。中亚历史上就是全苏的产棉区，乌兹别克斯坦的棉产量占全苏第一，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棉产量也居全苏的前列。但这些地区的棉纺织企业极少，生产能力不足，乌兹别克斯坦为全苏低价提供原棉，又花高价购买其他共和国销售的针织内衣、长短袜等针纺织品。一出一进，这些民族地区吃了亏，自然对联盟的区域经济分工政策不满。哈萨克斯坦盛产粮食和奶牛，但缺少粮食加工和畜产品加工企业，该共和国所需的食品、糖果、人造奶油、鞋子等都从其他共和国调进，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哈萨克斯坦人说，他们的共和国有一半城市没有轻工业企业，顶多有一个面包厂。[15]联盟中央在民族地区建立的重工业企业，按理说，应该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使当地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受益，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把企业的产品、利润全部拿走，各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处置权，这一点，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说得很清楚：“我们开采石油、天然气，但共和国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往何处。棉花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是按某个地址发货的指示，甚至没有任何权利就此提出问题。这些实际上决定着土库曼斯坦经济的部门要直接服从中央，对出口本国原料所取得的利润和分配，共和国不能进行任何参与，但涉及到税收，却对我们有严格的要求。”[16]
经济体制的弊端导致民族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引起民族地区干部对国家计委指令性计划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联盟中央没有认真审视经济计划，反而斥责民族干部是地方民族主义。乌克兰党中央反对国家计委的规划，要求把冶金工业集中在顿涅茨-克里沃罗格，而不是俄罗斯的东部，受到斥责。乌兹别克也是苏联的产棉区，政府只准乌兹别克大量种植棉花，不准其种粮。党的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柯德萨什夫反对这样的规划，因为乌兹别克缺粮，但这被指责为闹民族独立，伊克拉莫夫被处决。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族地区的 原材料以较低的价格调拨出去，又以高价购进日用品，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虽然从总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数字统计来看，民族地区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不发达，人们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惠，长此以往，就蓄积了对联盟国家的不满，滋生了民族主义情绪。
2·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混淆。
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的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17]党代会上宣布，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
既然苏联没有民族问题了，为什么还要动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去对待少数民族呢?斯大林有一个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尖锐。他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民族工作中去，就把民族矛盾也等同于阶级矛盾。他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指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由此，他将大量的民族矛盾都定性为阶级矛盾。
卫国战争前的1937年，斯大林担心远东地区的朝鲜人会成为日本的间谍，便将其整体迁出远东地区。流放朝鲜人的方式很特别：将他们装上货车，火车开行一段，停下来，丢下一些朝鲜人，再开行一段，再丢下一些人，就这样像撒种子一样，将聚居的朝鲜族拆散。老一辈的朝鲜人至今仍怀念他们失去的家园。卫国战争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个别人背叛祖国，投靠纳粹德国(这种现象俄罗斯人也有)，斯大林以此为由，将10个民族整体迁移。日耳曼人从居住地伏尔加河中游迁到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北部，该共和国建制在1945年被废除；38.7万多车臣人和9.1万多印古什人迁到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被取消；北高加索一带的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全部东迁，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取消；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迁出，其自治共和国建制被废除；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东迁，其自治共和国被取消。
1939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德国希特勒政府决定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德意志族公民迁往德国，苏联政府表示对此事不设置障碍。德意志人被迫离开祖居地，并且是匆忙的逃难，这对他们来说，不谛是晴天霹雳。经过两次迁移，大约十万德意志人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迁出，作为一个民族的德意志人从这三个国家消失。苏联当局对三国的不满分子进行了清洗，三国被迫害人口总计12.8万余人。[18]1937—1944年间，总共有20多个少数民族，约440万人被强制迁移。
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少数民族干部遭到大规模的镇压。这些受害者中，有许多都是各民族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州委书记、区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如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维·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被害身亡。西伯利亚州党委第一书记罗·埃赫死于非命。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州党委第一书记罗维奥、人民委员会主席爱·居林、中央执委会主席阿尔希波夫被枪杀。鞑靼自治共和国鞑靼州委书记列帕、州执委会主席巴伊丘林、人民委员会议主席阿布拉莫夫等被枪决。犹太自治州州委书记苏哈列夫、州执委会主席卡尔特利、李别尔别尔格等被捕入狱。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阿·汉德然被贝利亚亲手打死。
民族地区的党组织损失惨重。苏联当局捏造白俄罗斯有一个反苏地下组织，将白俄罗斯一半党员的党证剥夺。爱沙尼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组织局、对外局停止了活动。塔吉克有的区党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只剩下1名党员、3—4名预备党员。[19]乌克兰党员总数从1934年的453500人减少到1938年的285800人。格鲁吉亚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644人，其中425人被捕、流放或被枪决。[20]
大镇压也殃及到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格鲁吉亚著名诗人帕奥洛·雅什维里、散文作家贾瓦赫什维里、阿塞拜疆作家沙赫巴兹、哈萨克斯坦杰出作家萨肯·塞福林、鞑靼作家兼科学家加·伊布拉吉莫夫等等……均被迫害致死。他们中有的是本民族的杰出人物，有的是本民族不可多得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大镇压给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给少数民族造成 的心理创伤是难以抚平的。
3·民族平等与大俄罗斯主义传统并存。
大俄罗斯主义在俄国是有历史传统的。沙皇俄国通过不断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吞并周边的弱小民族，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俄罗斯族是统治民族，其他少数民族是被统治民族，俄罗斯族以征服者的姿态，视非俄罗斯族为“异族人”，对其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统治。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正视大俄罗斯族压迫少数民族的现状。他始终强调，在苏俄，主要倾向是大俄罗斯主义，而不是地方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大俄罗斯主义。斯大林作为非俄罗斯族，对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予少数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有亲身感受的。他在许多场合也讲过，要同大俄罗斯主义斗争。不过斯大林并没有一以贯之。他在民族工作中第一次表现了大俄罗斯主义的具体事例是关于自治化方案问题。斯大林主张建立中央集中的单一制国家。为此，在1922年8月，斯大林主持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同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方面都必须执行俄罗斯联邦的指令，服从俄罗斯联邦的指挥。对于这个自治化方案，列宁坚决反对，并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斯大林等人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表示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列宁把斯大林的政策称为彻底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列宁说：“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21]
30年代末期后，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领导众多的俄罗斯族高级干部，他的大俄罗斯思想时常有所表露。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24日，斯大林宴请红军将领，他在祝酒词中说：“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我喝这杯酒，首先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 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决定性力量。”[22]斯大林这番话，句句不离俄罗斯人，将多民族国家的其他民族撇在一边，大大伤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他对俄罗斯族的过分褒奖，也与全民族参加的抗击法西斯战争的事实不符。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苏联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并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民族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实现民族平等，就要发展和尊重民族语言。苏维埃政权早期，为恢复和使用少 数民族语言作了大量的工作(前文已述)，斯大林也不止一次地强调发展民族语言对于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重要意义。但从30年代末起，苏联政府的语言政策发生了偏差。他在公开宣传上，夸大俄语的地位与作用，将俄语说成是“列宁的语言”、“革命的语言”、“进步语言”。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说：“俄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23]
1938年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联合发布《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要求非完全中学(七年制)的毕业生掌握俄语。1938年7月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俄语——苏联各族人民的财富》的社论。在这一政策推动下，许多地方的民族语言发展受到限制。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俄语取代了本民族语言，学校里俄语课时超过本民族语言的课时。乌克兰语几乎完全从乌克兰社会交际用语中被排斥出去，成了只是农村和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语言。乌克兰所有的官方文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法律条文等，一律使用俄语。[24]非俄罗斯族学习使用范围较广的俄语没有错，但前提是应遵循自愿原则，尤其是不能强制推广俄语，用俄语取代其他民族语言。强制推广俄语，导致少数民族语言受排斥，俄语成为“族际交流用语”，也使少数民族联想到沙皇时期推行的文化沙文主义政策，民族平等大打折扣。
民族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处理得当，民族国家就会增强凝聚力；处理不好，就会使民族国家分崩离析。可以说，斯大林民族政策中的错误引发了一系列民族问题，为苏联解体埋下了导火索。因此，执政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并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化解民族矛盾。这是我们从苏联解体中要认真汲取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1.民族平等思想
民族平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斯大林大量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论述。1901年，他的第一篇理论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中，就描述了被压迫民族的悲惨境地。在大民族与小民族能否实现平等的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这样的关系是能够有的，而且是应当有的。苏联人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2]
十月革命消灭了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不平等，但并没有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为此，斯大林为“民族问题加进了新的因素，即加进了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帮助和协助落后民族提高到走在它们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这是建设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3]而“消灭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条写进了俄共(布)十大“决议”。
2.民族自决权问题
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将民族自决权写进了党纲。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 和民族问题》一书中，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涵义，即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他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民族自决权是“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4]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斯大林指出：“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确立和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的宣布，根本改变了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摧毁了民族压迫的基础。”[5]俄国共产党人提出这个口号，其作用在于 为多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打下基础。“如果俄罗斯工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宣布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如果他们不用事实证明自己有实现各民族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芬兰的‘权利’(1917年)，如果他们不从波斯北部撤出军队(1917年)等等，那么他们就不会得到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对自己的同情。”[6]
3.反对大俄罗斯主义
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苏维埃政权继承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因此，只有彻底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才能维护联盟的团结。斯大林作为非俄罗斯族人，对大俄罗斯主义是深恶痛绝的。在俄共(布)十二大报告中，斯大林把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做斗争作为党的“当前第一项任务”提出来：“大国沙文主义是大俄罗斯人过去的特权地位的反映”，“这种沙文主义盘踞在我们的机关里，它不仅透进了苏维埃机关而且透进了党的机关，它在我们联邦的各个角落里蔓延着，并在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坚决回击这种新的力量，如果我们不把它连根拔掉(新经济政策的条件在培植它)，就会使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有分裂的危险，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7]他还列举了大俄罗斯主义在俄罗斯共产党员中的表现，“例如吉尔 吉斯伊斯兰教居民从来不养猪，而粮食人民委员部却按摊派方式要他们交猪。”[8]
斯大林反复强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巩固苏联的主要危险，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把它打倒，因为打倒了它就是把某些共和国内过去保存下来的、现在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打倒。
4.民族融合、民族消亡的条件
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是个自然历史过程，斯大林在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勾勒了“各民族在将来融合道路上发展的图画”。他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批评了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将是民族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开始，将是统一的共同语言形成的开始，那是错误的。”“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9]
能否用“从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一下子实现民族差别的消灭和民族语言的消亡”，斯大林认为，“这种看法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企图用从上面下命令的办法，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融 合，——这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断送民族解放事业，葬送组织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团结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同化政策。”“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10]
上述理论无疑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精华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斯大林不仅在民族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还是个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民族工作者。在他执政的30年中，苏联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大少数民族摆脱了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落后状态，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00多个民族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中共处。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这些失误为以后的联盟解体埋下了祸根。
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缺陷
1·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就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苏联成立后，为了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列宁和俄共(布)做了许多工作，俄共(布)八大、十大、十二大专门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作了《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会议就发展民族经济问题制定了具体措施， 如将工厂迁到原料产地的共和国，给少数民族发放低息农业贷款，帮助当地民族建立合作社，开办农业训练班，加强民族地区的水利建设，将国有土地分给当地劳动居民等等。[11]
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斯大林仍然遵循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等代表大会上，都专门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从1928年起，苏联实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在资金、技术和大型工业项目的安排上，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一五”计划 期间，在南高加索联邦、中亚各共和国等地兴建了发电站、铁路、煤矿等基础产业，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如在哈萨克斯坦兴建有色冶金和煤炭工业，有40多个工业企业投产，使其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定居的农业生产，进而成为东部的重要工业基地；白俄罗斯的工业产值在该共和国的经济中占53%；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工业比重迅速上升。有的地区从原始氏族社会或封建宗法制度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五”期间，全苏固定基金增长289%，而外高加索联邦、白俄罗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等民族地区固定基金增长均超过全苏的平均 数，达到300%—500%。[12]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平均是2.5倍，大大超过老工业地区。
俄共(布)和联盟中央不仅在经济方面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还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政府派出语言学家，帮助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民族文字。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先后给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用67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用50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55种民族文字印刷报纸，用46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52种民族文字出版中学教科书。[13]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
这些成就是不容否认的，是在斯大林执政初期取得的。但随着斯大林模式的逐步确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联盟中央经济管理权限越来越大，所控制的企业和资产越来越多，而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限越来越小。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只占11%。[14]在联盟与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民族自治地区的关系上，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经常被侵犯，俄罗斯族的利益占主导。斯大林时期，在强调全国经济统一布局的同时，忽视了民族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联盟国家在进行工业建设布局时，将少数民族边疆区作为原料产地，加工工业部署在俄罗斯联邦等中心区，使边疆地区的经济很难协调快速发展。如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苏联国家计委将钢铁厂、煤矿、石油企业建在那里，却很少建轻工企业。当然，这与苏联经济比例失调有关，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但中亚地区的轻工业落后在全苏也是最突出的。中亚历史上就是全苏的产棉区，乌兹别克斯坦的棉产量占全苏第一，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棉产量也居全苏的前列。但这些地区的棉纺织企业极少，生产能力不足，乌兹别克斯坦为全苏低价提供原棉，又花高价购买其他共和国销售的针织内衣、长短袜等针纺织品。一出一进，这些民族地区吃了亏，自然对联盟的区域经济分工政策不满。哈萨克斯坦盛产粮食和奶牛，但缺少粮食加工和畜产品加工企业，该共和国所需的食品、糖果、人造奶油、鞋子等都从其他共和国调进，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哈萨克斯坦人说，他们的共和国有一半城市没有轻工业企业，顶多有一个面包厂。[15]联盟中央在民族地区建立的重工业企业，按理说，应该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使当地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受益，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把企业的产品、利润全部拿走，各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处置权，这一点，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说得很清楚：“我们开采石油、天然气，但共和国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往何处。棉花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是按某个地址发货的指示，甚至没有任何权利就此提出问题。这些实际上决定着土库曼斯坦经济的部门要直接服从中央，对出口本国原料所取得的利润和分配，共和国不能进行任何参与，但涉及到税收，却对我们有严格的要求。”[16]
经济体制的弊端导致民族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引起民族地区干部对国家计委指令性计划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联盟中央没有认真审视经济计划，反而斥责民族干部是地方民族主义。乌克兰党中央反对国家计委的规划，要求把冶金工业集中在顿涅茨-克里沃罗格，而不是俄罗斯的东部，受到斥责。乌兹别克也是苏联的产棉区，政府只准乌兹别克大量种植棉花，不准其种粮。党的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柯德萨什夫反对这样的规划，因为乌兹别克缺粮，但这被指责为闹民族独立，伊克拉莫夫被处决。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族地区的 原材料以较低的价格调拨出去，又以高价购进日用品，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虽然从总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数字统计来看，民族地区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不发达，人们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惠，长此以往，就蓄积了对联盟国家的不满，滋生了民族主义情绪。
2·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混淆。
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的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17]党代会上宣布，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
既然苏联没有民族问题了，为什么还要动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去对待少数民族呢?斯大林有一个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尖锐。他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民族工作中去，就把民族矛盾也等同于阶级矛盾。他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指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由此，他将大量的民族矛盾都定性为阶级矛盾。
卫国战争前的1937年，斯大林担心远东地区的朝鲜人会成为日本的间谍，便将其整体迁出远东地区。流放朝鲜人的方式很特别：将他们装上货车，火车开行一段，停下来，丢下一些朝鲜人，再开行一段，再丢下一些人，就这样像撒种子一样，将聚居的朝鲜族拆散。老一辈的朝鲜人至今仍怀念他们失去的家园。卫国战争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个别人背叛祖国，投靠纳粹德国(这种现象俄罗斯人也有)，斯大林以此为由，将10个民族整体迁移。日耳曼人从居住地伏尔加河中游迁到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北部，该共和国建制在1945年被废除；38.7万多车臣人和9.1万多印古什人迁到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被取消；北高加索一带的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全部东迁，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取消；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迁出，其自治共和国建制被废除；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东迁，其自治共和国被取消。
1939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德国希特勒政府决定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德意志族公民迁往德国，苏联政府表示对此事不设置障碍。德意志人被迫离开祖居地，并且是匆忙的逃难，这对他们来说，不谛是晴天霹雳。经过两次迁移，大约十万德意志人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迁出，作为一个民族的德意志人从这三个国家消失。苏联当局对三国的不满分子进行了清洗，三国被迫害人口总计12.8万余人。[18]1937—1944年间，总共有20多个少数民族，约440万人被强制迁移。
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少数民族干部遭到大规模的镇压。这些受害者中，有许多都是各民族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州委书记、区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如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维·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被害身亡。西伯利亚州党委第一书记罗·埃赫死于非命。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州党委第一书记罗维奥、人民委员会主席爱·居林、中央执委会主席阿尔希波夫被枪杀。鞑靼自治共和国鞑靼州委书记列帕、州执委会主席巴伊丘林、人民委员会议主席阿布拉莫夫等被枪决。犹太自治州州委书记苏哈列夫、州执委会主席卡尔特利、李别尔别尔格等被捕入狱。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阿·汉德然被贝利亚亲手打死。
民族地区的党组织损失惨重。苏联当局捏造白俄罗斯有一个反苏地下组织，将白俄罗斯一半党员的党证剥夺。爱沙尼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组织局、对外局停止了活动。塔吉克有的区党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只剩下1名党员、3—4名预备党员。[19]乌克兰党员总数从1934年的453500人减少到1938年的285800人。格鲁吉亚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644人，其中425人被捕、流放或被枪决。[20]
大镇压也殃及到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格鲁吉亚著名诗人帕奥洛·雅什维里、散文作家贾瓦赫什维里、阿塞拜疆作家沙赫巴兹、哈萨克斯坦杰出作家萨肯·塞福林、鞑靼作家兼科学家加·伊布拉吉莫夫等等……均被迫害致死。他们中有的是本民族的杰出人物，有的是本民族不可多得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大镇压给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给少数民族造成 的心理创伤是难以抚平的。
3·民族平等与大俄罗斯主义传统并存。
大俄罗斯主义在俄国是有历史传统的。沙皇俄国通过不断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吞并周边的弱小民族，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俄罗斯族是统治民族，其他少数民族是被统治民族，俄罗斯族以征服者的姿态，视非俄罗斯族为“异族人”，对其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统治。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正视大俄罗斯族压迫少数民族的现状。他始终强调，在苏俄，主要倾向是大俄罗斯主义，而不是地方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大俄罗斯主义。斯大林作为非俄罗斯族，对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予少数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有亲身感受的。他在许多场合也讲过，要同大俄罗斯主义斗争。不过斯大林并没有一以贯之。他在民族工作中第一次表现了大俄罗斯主义的具体事例是关于自治化方案问题。斯大林主张建立中央集中的单一制国家。为此，在1922年8月，斯大林主持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同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方面都必须执行俄罗斯联邦的指令，服从俄罗斯联邦的指挥。对于这个自治化方案，列宁坚决反对，并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斯大林等人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表示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列宁把斯大林的政策称为彻底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列宁说：“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21]
30年代末期后，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领导众多的俄罗斯族高级干部，他的大俄罗斯思想时常有所表露。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24日，斯大林宴请红军将领，他在祝酒词中说：“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我喝这杯酒，首先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 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决定性力量。”[22]斯大林这番话，句句不离俄罗斯人，将多民族国家的其他民族撇在一边，大大伤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他对俄罗斯族的过分褒奖，也与全民族参加的抗击法西斯战争的事实不符。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苏联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并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民族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实现民族平等，就要发展和尊重民族语言。苏维埃政权早期，为恢复和使用少 数民族语言作了大量的工作(前文已述)，斯大林也不止一次地强调发展民族语言对于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重要意义。但从30年代末起，苏联政府的语言政策发生了偏差。他在公开宣传上，夸大俄语的地位与作用，将俄语说成是“列宁的语言”、“革命的语言”、“进步语言”。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说：“俄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23]
1938年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联合发布《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要求非完全中学(七年制)的毕业生掌握俄语。1938年7月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俄语——苏联各族人民的财富》的社论。在这一政策推动下，许多地方的民族语言发展受到限制。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俄语取代了本民族语言，学校里俄语课时超过本民族语言的课时。乌克兰语几乎完全从乌克兰社会交际用语中被排斥出去，成了只是农村和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语言。乌克兰所有的官方文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法律条文等，一律使用俄语。[24]非俄罗斯族学习使用范围较广的俄语没有错，但前提是应遵循自愿原则，尤其是不能强制推广俄语，用俄语取代其他民族语言。强制推广俄语，导致少数民族语言受排斥，俄语成为“族际交流用语”，也使少数民族联想到沙皇时期推行的文化沙文主义政策，民族平等大打折扣。
民族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处理得当，民族国家就会增强凝聚力；处理不好，就会使民族国家分崩离析。可以说，斯大林民族政策中的错误引发了一系列民族问题，为苏联解体埋下了导火索。因此，执政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并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化解民族矛盾。这是我们从苏联解体中要认真汲取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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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5-04
具体没有查阅过 但是
我国是坚持保护少数民族基本权益 有民族区域自治法 法律保障少数民族同汉族享有同样权益甚至更好的享受权益 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都有保护 在人大代表名额上也有最低定额。
斯大林典型沙文注意 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树立大俄罗斯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权益几乎不受保护而且必须认同俄罗斯民族。
我国是坚持保护少数民族基本权益 有民族区域自治法 法律保障少数民族同汉族享有同样权益甚至更好的享受权益 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都有保护 在人大代表名额上也有最低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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