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对（康乾盛世是历史的倒退）的解释有关资料

Question

越详细越好

Answer 1

回顾中国近代史，总是联想到贫穷、愚昧、落后、保守、软弱无能等词眼。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一个“地狱”般的中国，归结原因，历史书上给出的答案大多是晚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与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我们如果深层次地观察历史，就会发现那一切并非都是晚清王朝的过错，祸根早已埋下，中国是被一步步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只是因为年代久远，似乎对现今社会没有多大启示意义了。可是并非如此，晚清之前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仍在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如果我们不给予必要重视，定将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障碍。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有感性的，人性是难测的，因此历史是有弹性、偶然性的，并非总是进步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在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形前进的总过程中，下降和后退绝对存在，而且在某些地点和时间段上还相当突出。公元5世纪，文明的西罗马帝国被排山倒海而来的蛮族灭亡，欧洲步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才光明重现。中国呢？中国比欧洲更不幸，自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基本上停滞不前，其中四次历史大倒退将中国一步步推向保守、贫穷、愚昧、落后、软弱的深渊。

功不抵过的康乾盛世

　　 古代没有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极高，但自然增长率却很低。主要的原因是疾病、战争、灾荒夺去了大多数人的生命。从世界范围来看，疾病（瘟疫）是第一大杀手，1347——1350年遍及全欧洲的黑死病消灭了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
　　 在中国，疾病同样是最大杀手，但中医的发展水平长期居世界前列，中国的自然环境也不适合瘟疫的大范围扩散，所以疾病对人口的抑制作用是比较稳定而有限的，在没有战争与饥荒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很高的，战争及其引发的社会动乱及饥荒是中国人口最大的抑制与削减因素。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国人口就在达到了5900多万，一直到明朝时人口最高峰的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时，人口不过才达到6100万，1500多年间的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这期间中国的人口波动幅度很大，一般规律是每个王朝初的短暂繁荣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人口大量增长，然后维持稳定，到了王朝末期人口又急剧下降。秦末、西汉末期、隋末、唐末、宋末、元末的战争都将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大混战更使中国人口达到最低谷—不足九百万。
　　 清兵入关后，长城内外合为一体，佛教也早已传入蒙古草原，北方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减退，中国历史上最大战争策源地消失了。康熙执政后，接连收拾了三藩和噶尔丹等叛乱，当时沙俄羽翼未丰，侵略重心又在欧洲，对中国构不成威胁。康、雍、乾三位都是兢兢业业的守成君主，在维持国家稳定、安抚人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时间，中国内忧外患全解除，加之天公做美，风调雨顺，中国人过上了声色犬马的太平逍遥日子。而且“康乾盛世”长达134年，超过“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之和，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口开始无节制的灾难性增长。
　　 康熙即位的1662年，中国人口不到五千万，而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中国人口就达到了3.91亿，短短124年间，人口增长了7倍，为今日13亿多人口的沉重负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3.9亿已经超过中国1300万平方公里并不富饶土地的承载极限，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人民营养不良、贫穷加剧、官员腐败盛行、无业流民增多、垦荒运动扩大、生态环境恶化）。中国人的好日到头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
　　 长人不长智，这是清王朝的最大特点。鸦片战争中，一支四千人的英军便打得拥有四亿人口，八十万军队的庞大清帝国屈膝投降，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令人震惊。这种灾难也是“康乾盛世”埋下的祸根，正是“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将元、明时期形成的思想禁锢与文化奴役推向了颠峰。
　　文字狱使知识分子如履薄冰，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纠正“错”字上。科举考试中，四书五经成为唯一内容，这使中国的教育变得“冰清玉洁”，纯净得如同一张白纸，唯一的污点就是儒学。八股文的机械训练使人们头脑中的想像国力荡然无存，完全沦为砌字的工匠。
　　 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满清保留了其奴隶制残余，君臣、君民的称呼消失了，中国只剩下皇帝（男人）一个主子，连皇帝的叔伯兄弟都是奴才。一声声“奴才”、“狗奴才”推毁了中国人的尊严与自信，泯灭了灵性与创造力。既是奴才，就不用思考，既不用思考，那脑子就没用了，所以到了鸦片战争时，中国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几乎一无所知的原始部落。
　　 时至今日， 缺乏独立思考仍是不少中国人的性格弱点，跟风从众、迷信权威、拾人牙慧、鹦鹉学舌、爱凑热闹等现象都反映出这一点。

Answer 2

康乾盛世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

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一种观点认为，“康乾盛世”是骗人的，是中国部分历史学者无视历史、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康熙年间，对俄作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割让领土，如果是盛世却割让领土真是匪夷所思。无独有偶，同样处于“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也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恰克图条约》。而且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著作《潜书》里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而乾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