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素材基础上撰写的《三国志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志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三分虚”的“史传”色彩。另外，有些“史实”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到，是裴松之的注中写到的。以我从到文学馆来“纵论三国”的学者身上获知的学问，仅简单举例，《三国志演义》第30回写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看出袁绍无谋且无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运粮草的信使以后悄然投奔曹营。许攸先试探着问曹操粮草还能坚持多久，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蒙冤受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流行民间的“三国戏”更是将此演到极至。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羽的“贪恋美色”。这实在让民间的关公崇拜者脸红。据当时有关的笔记记载，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的时候，吕布曾派手下秦宜禄向曹操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的妻子标致可人，就对曹操说，如果攻下下邳，能否把秦宜禄的妻子给他。曹操答应了。等快攻下下邳的时候，关羽又向曹操提起此事。这让曹操起了疑心：关羽多次向我提及要秦宜禄的妻子，是不是她确实生得漂亮？于是，曹操就先派人把秦宜禄的妻子找来，一看，果然美若天仙。曹操就没有给关羽，而是自己留下了。关羽极为不爽。据说有一次打猎，他就想把曹操杀掉，是刘备加以阻拦，才罢手。因此，历史的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
再比如，关羽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淹了曹营的地盘儿。于禁退到一个山坡上，没有退路，被关羽抓住了。并非是关羽有意掘开汉水，而是天假其便。到了小说里，由于突出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艺术需要，连这个“天功”都算到了他头上。另外，华雄不是关羽斩的，是孙坚斩的；文丑也不是关羽“诛”的，历史的关羽只斩了一个颜良。至于关羽投降曹操，在忠孝唯此为大的封建社会里，对于臣子是罪莫大焉；为了替关羽掩饰，小说家、戏剧家、民间艺人等喜欢人为造神的人，就给关羽寻客观、找理由，说他是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不能独自突围，终把出发点归到“忠义”上。再虚构地加上跟张辽约法三章：第一，降汉不降曹，我降的是大汉天子，不是曹操；第二，要善待我的嫂子；第三，将来一旦得到哥哥的消息，千里万里我要去寻兄。曹操答应了，才有了关羽的归顺。小说其实是艺术地以掩耳盗铃的手法，极力夸大关羽的优点，并掩饰或美化他的缺点。
可见至少在历史与小说的加减法运用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他将关羽塑造成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圣人，而绝口不提他贪恋女色的人生“污点”。
这在艺术上当然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尊重史实，即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关羽，那诸葛亮和关羽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要丢分了。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甭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另外，在对关公崇拜根深蒂固的百姓眼里，武圣的神话早已经颠扑不破，有谁会相信关羽近女色的“鬼话”。“真史”反而成了“假说”。每当想到我已经接受或被灌输的历史，有可能是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浑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渗出一层冷汗。
类似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还有不少，学者们在“纵论”时也讲到一些，像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还有诸如关羽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关索的儿子，等等，“历史”与“演义”一经对照，便十分有趣。可见，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又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反面人物，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把关羽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而这些是仅仅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所无从知晓的。
也正是基于此，从事了十余年口述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俄国史学家艾克什穆特在《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一文中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如此说来，罗贯中无疑已是这类“全新的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并势必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症结，即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中，除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很少有人会真正去关心，《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籍贯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并受到尊重？更尤其少年读者，我小时候就这样，手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脑袋里一天到晚盘算的是如何按武艺的本事大小排座次，凡是打打杀杀的段落、画面就有滋有味地反复阅读，废寝忘食，百看不厌，书页都看得发黄卷边了。连神仙般晃悠着羽毛扇的诸葛亮，嫌他碍事儿，几乎都是跳过去，不看。稍微大了一点，才知道成年人管诸葛亮的心眼叫“足智多谋”，他原来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场面是因为有了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这当然是罗贯中的艺术功劳；也才慢慢理会，原本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虽有“三顾茅庐”的“虚怀若谷”，却并不讨读者喜欢。特别是一想到他作为鼎立三足之一脚的蜀汉江山，最初都是从他自己的刘姓手足那里谋取来的，就更觉得他假仁假义。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毫不夸张地说，听学者们在文学馆“纵论”，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省却光阴无数。拿“三国”来说，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来，罗贯中的小传、籍贯、生卒年及在创作《三国志演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娓娓道出。
刘世德讲“水浒”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我还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刘世德讲“三国”时又反复如此强调，只为说明一点：像《水浒传》一样，《三国志演义》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侯会在他的《从史实传说，到经典演义——罗贯中是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演讲中，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说。
“纵论三国”共分成十五讲，各有精彩看点。无论是段启明讲“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的文臣谋略，还是张俊论“五虎将”与“曹八将”的武将忠勇，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刘世德谈起“三国”复杂的版本问题，真是当行出色，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而且，以扎实的考据本领，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写过小说的周思源，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既然《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拥刘反曹”，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周先慎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三国”是一部什么书，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在他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这些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以曹操为例，正如郭英德所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单就写人物来说，我觉得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蒙冤受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流行民间的“三国戏”更是将此演到极至。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羽的“贪恋美色”。这实在让民间的关公崇拜者脸红。据当时有关的笔记记载，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的时候，吕布曾派手下秦宜禄向曹操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的妻子标致可人，就对曹操说，如果攻下下邳，能否把秦宜禄的妻子给他。曹操答应了。等快攻下下邳的时候，关羽又向曹操提起此事。这让曹操起了疑心：关羽多次向我提及要秦宜禄的妻子，是不是她确实生得漂亮？于是，曹操就先派人把秦宜禄的妻子找来，一看，果然美若天仙。曹操就没有给关羽，而是自己留下了。关羽极为不爽。据说有一次打猎，他就想把曹操杀掉，是刘备加以阻拦，才罢手。因此，历史的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
再比如，关羽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淹了曹营的地盘儿。于禁退到一个山坡上，没有退路，被关羽抓住了。并非是关羽有意掘开汉水，而是天假其便。到了小说里，由于突出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艺术需要，连这个“天功”都算到了他头上。另外，华雄不是关羽斩的，是孙坚斩的；文丑也不是关羽“诛”的，历史的关羽只斩了一个颜良。至于关羽投降曹操，在忠孝唯此为大的封建社会里，对于臣子是罪莫大焉；为了替关羽掩饰，小说家、戏剧家、民间艺人等喜欢人为造神的人，就给关羽寻客观、找理由，说他是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不能独自突围，终把出发点归到“忠义”上。再虚构地加上跟张辽约法三章：第一，降汉不降曹，我降的是大汉天子，不是曹操；第二，要善待我的嫂子；第三，将来一旦得到哥哥的消息，千里万里我要去寻兄。曹操答应了，才有了关羽的归顺。小说其实是艺术地以掩耳盗铃的手法，极力夸大关羽的优点，并掩饰或美化他的缺点。
可见至少在历史与小说的加减法运用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他将关羽塑造成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圣人，而绝口不提他贪恋女色的人生“污点”。
这在艺术上当然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尊重史实，即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关羽，那诸葛亮和关羽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要丢分了。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甭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另外，在对关公崇拜根深蒂固的百姓眼里，武圣的神话早已经颠扑不破，有谁会相信关羽近女色的“鬼话”。“真史”反而成了“假说”。每当想到我已经接受或被灌输的历史，有可能是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浑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渗出一层冷汗。
类似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还有不少，学者们在“纵论”时也讲到一些，像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还有诸如关羽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关索的儿子，等等，“历史”与“演义”一经对照，便十分有趣。可见，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又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反面人物，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把关羽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而这些是仅仅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所无从知晓的。
也正是基于此，从事了十余年口述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俄国史学家艾克什穆特在《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一文中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如此说来，罗贯中无疑已是这类“全新的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并势必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症结，即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中，除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很少有人会真正去关心，《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籍贯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并受到尊重？更尤其少年读者，我小时候就这样，手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脑袋里一天到晚盘算的是如何按武艺的本事大小排座次，凡是打打杀杀的段落、画面就有滋有味地反复阅读，废寝忘食，百看不厌，书页都看得发黄卷边了。连神仙般晃悠着羽毛扇的诸葛亮，嫌他碍事儿，几乎都是跳过去，不看。稍微大了一点，才知道成年人管诸葛亮的心眼叫“足智多谋”，他原来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场面是因为有了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这当然是罗贯中的艺术功劳；也才慢慢理会，原本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虽有“三顾茅庐”的“虚怀若谷”，却并不讨读者喜欢。特别是一想到他作为鼎立三足之一脚的蜀汉江山，最初都是从他自己的刘姓手足那里谋取来的，就更觉得他假仁假义。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毫不夸张地说，听学者们在文学馆“纵论”，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省却光阴无数。拿“三国”来说，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来，罗贯中的小传、籍贯、生卒年及在创作《三国志演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娓娓道出。
刘世德讲“水浒”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我还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刘世德讲“三国”时又反复如此强调，只为说明一点：像《水浒传》一样，《三国志演义》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侯会在他的《从史实传说，到经典演义——罗贯中是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演讲中，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说。
“纵论三国”共分成十五讲，各有精彩看点。无论是段启明讲“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的文臣谋略，还是张俊论“五虎将”与“曹八将”的武将忠勇，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刘世德谈起“三国”复杂的版本问题，真是当行出色，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而且，以扎实的考据本领，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写过小说的周思源，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既然《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拥刘反曹”，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周先慎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三国”是一部什么书，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在他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这些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以曹操为例，正如郭英德所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单就写人物来说，我觉得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6-02-01
就《三国演义》而言，读者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才干。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尚能呼风唤雨，会六丁六甲之术。怪不得鲁 迅曾经说《三国演义》中：“状诸葛多智而近妖”。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一篇《隆中对》三分天下，精辟地分析了天下的形势，制定了蜀汉的战略部署，有人把他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提并论。《三国演义》中，诸 葛亮祭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智取成都、骂死王朗、空城计、诸葛妆神、木牛流马、识魏延反骨、七星灯，死后还能用木像退敌，智杀魏延。诸葛亮 真的是无所不能，难怪千年以来国民对他顶礼膜拜。诸葛亮已被歌颂了千年，本文试图换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诸葛亮的形象
人无完人，即便《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也存在失误，以下是个人的一些浅见。试图让读者更完整的认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首先是故意放了“天下英雄之一”的曹操。赤壁之战后，诸葛亮在华容道本可将曹操手到擒来，但明知关羽会义释曹操的他，还是叫关羽去了。 （若后来真要按军法来处置，岂不是要砍了关二爷？）当时刘备的手下有张飞、赵云等大将，无论谁与关羽交换位置，今后天下英雄不是只有使君了吗？到那时候取天下岂不是探囊取 物？但事件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这件事我想只有用诸葛亮自己的话来解释：“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这一席 话，也许和他后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是一体的，我想不能言之成理！也许事情的本质应该是曹操自己所言，“若无 *，天下不知有几人称帝”，孔明或许是留着曹操牵制其他割据势力吧。但就事论事，白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算是他的一个失误了。
关于处理荆州问题，诸葛亮要承担相当的责任。荆州的重要性非常明显的，书里书外的人都知道，这里不必详述。诸葛亮自己也早于隆中对中说明了。“先取 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局势一开始的确也是按照这个战略方针发展的，正是因为如此，诸葛亮的智慧才倍受推崇，诸葛亮可谓声名远播，甚至开始选择关羽驻守荆州也是非常正确 的。一切顺利进行，刘备的益州、荆州围攻中原的形势基本形成。但刘备在刚刚夺取益州，称汉中王后，便令关羽取樊城、襄阳，这正是诸葛亮“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 向宛、洛”的战争策略。但是，刘备新取益州，根基未稳，人心未定，此时进行北伐，不合时机，蜀汉燎原之势，龙归于水，老谋深算的曹操、孙权岂有坐视的道理。诸 葛亮也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早就应该派重兵给关羽以支援，稳固防守，待时机成熟，然后出兵。但是他没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荆州沦陷，真是丢了西瓜连芝麻也没有捡 着。我想大概是刘备、诸葛亮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太小看曹操和孙权了吧，同是也过于高估关羽的能耐了。这场战争的失利，诸葛亮难辞其咎。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个人以为八阵图有可能不摆的。刘备发动的复仇之战，倾蜀国精锐之兵七十万，讨伐 东吴，可谓为小义弃大义。书中孔明的确也劝诫过刘备。“陛下初登宝位，若欲北伐汉贼，以伸天下大义，方可亲统六师，若欲伐吴，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何必亲劳 圣驾？”也许刘备真是不能忘记桃园结义的誓词：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关羽的死，张飞的言语，他伤心欲绝。但这时诸葛亮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本来就神机妙算，应 该非常清楚刘备的军事领导才能，在缺乏自己指挥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子。在劝谏不行的情况下，他甚至可以和刘备一道出征，为刘备出谋划策，毕竟后方此时已比较安定。也许他 觉得，刘备倾国出击，至少可以和东吴打平手。或者认为自己在后方经营，可以为刘备打持久战。他可没有想到刘备败得这样快，这样惨，“一介书生火烧联营七十里& rdquo;。因此，他在《后出师表》中写到：“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刘备此役，蜀汉损兵折将， 使之与曹魏的实力悬殊越来越大，一统中原基本已成空，为今之计只能求一自保了，诸葛亮应该承担相当大责任。
而最可悲的是空城计，一国丞相被逼上绝路，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卖唱求全”。诸葛亮用马谡镇守街亭有一定问题，要说马谡也是个人才，至少 算个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很多军国要事都和他商量。孔明当然也知道街亭是一个势关全局的战略重地，但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一个毫无作战经验，也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人镇守，岂不 冒险，难道蜀中真无大将？应该说孔明还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叫王平作为马谡的副将，是表明他对马谡的不放心。马谡刚愎自用，不听王平的多次劝告，终于失去街亭，把北伐的大 好局面葬送了。一向做事小心谨慎的诸葛亮不应该冒这个险吧！尔后，正值蜀国用人之际，不听众人的劝告，挥泪斩马谡，岂不可惜？
诸葛亮在对刘禅的处理方法上，以及处理政务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他让刘禅在对待“宫中之事”和“营中之事”时都要向郭攸之、向宠等人“悉以咨之”。实际是叫刘禅什么也不干嘛。作为一个皇帝，一切靠别人，自己毫无主见，如何当一个好皇帝？想当年孙权继承父兄大业的时候，年龄和此时的刘禅应该差不多，孙权是 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为什么不让刘禅去实践，去锻炼呢？刘禅又怎么会有所作为呢？
在处理军务和政务上，不分巨细，事必躬亲。书中提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作为蜀汉军政的“第一把手”，小事做完，大事做尽，别人又做什么呢？又怎么发挥别人的主观能动性呢？又怎么使别人的能力得到培养呢？何况小事做多了，必然会影响大事，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大事 上。而他终于是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寿五十四岁，中道丧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道不可悲可叹吗？蜀国在人才培养的问题，诸葛亮要负一定责 任，造成“蜀中无大将，燎化当先锋”的局面。
在对待魏延的问题上，孔明用其勇，从不用其之谋，实际上魏延也可算文武兼备，很有才华。诸葛亮却早早地给魏延戴上了“有反骨”的帽子，从不给他机会。试想一个长期有才难伸的人怎么不心生退意而有所作为呢！这应该是后来事态发展的根本原因。
宁让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一壶青梅煮酒，曹操评点了天下英雄，也勾勒出自己的英雄一世。但一直以来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都是以白脸奸臣的 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似乎这就成了他固定的角色——乱世之奸臣。
解放以前，鲁迅曾经替曹操说了几句好话。他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 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说曹操是三国时第一流的政治家不仅因为他善于运用机会把自己提升到显要的政治地位，有勇有谋，而且更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天下一统，也可以说他一直维护着汉室江山名 义上的完整性，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虽然这其中有很多的私人因素——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他初步结束了 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割据混战局面，并且排除了中国西北边疆游牧民族的威胁，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生产耕作，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当然西晋的统一主要的 是由于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结果，但曹操的努力，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金弦玉翎射苍穹，挟雏龙，慑群雄。与雁同征，铁骑踏春红。汉室江山如残月，观沧海，傲意浓。”
也许《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雄形象，但曹操却是三国老一辈政治家中唯一没有称帝的人，“如国家无孤一人。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果然，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曹丕、汉中王刘备、孙权相继称帝。
从“许游耕田”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功高震主的丞相最终也没有“南面称孤”。 拥兵自强，坐怀天下，他完全有实力去废天子而自立。但他再也没有跨出这半步，曹氏天下也是到了其子曹丕的时候才名副其实，虽然这其中基本是曹操安排好的。究其原因，恐怕要 从文化的角度来定论了。在中国文学历史中，曹操也有相当的地位，其自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蒿里行》、《龟虽寿》、《短歌行》等都有很大的价值。既然他对文学有如此 深的造诣，那么他就始终摆脱不了那种忌讳——“千秋史笔”，史书记载是他一生的羁绊。虽无帝王之名，却有帝王之实，这一 举措是否明智，我们很难用对错来做简单的评价，但平心而论，曹操将毕生精力投于国家统一，这一点就应是受到肯定的，也是曹操最大的功劳。
对于宦官问题的看法、规划义兵讨伐董卓的行动、挟献帝迁都许昌等行为，显示了曹操超然卓越、衡量全局的战略眼光。正是因为如此，曹操才有后来“青梅 煮酒论英雄”的气魄和资本。面对张绣的降而后叛，立即反省自己，展现出很强的自省能力，正如他一贯严明的军纪，包括对自己也是一样，显示出非凡军事家的才能。 官渡之战前，袁绍虽然已经准备进军，曹操仍然坚持先铲除刘备。这一行动，不但避免在官渡之战时，因为遭到刘备的袭击，而产生腹背受敌的危机，还让刘备正在成长的势力顿时瓦 解，使得刘备势力形成晚了将近十年，减少曹操势力日后成长可能遭遇的威胁及阻碍，显示出果断的决策力。这也许让拥刘抑魏的人很不爽，但却真正推动历史的进步。
官渡之战，曹操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对抗约有十余万兵力的袁绍，如果不是他具备坚忍的毅力、韧性，又有冒险的精神，不惧危难，官渡之战绝对不可能取胜，日后也不可 能成就霸业。这一战结束了袁氏四世三公的资本，却成就了曹操的霸业，曹操于战略战术上的非凡表现的淋漓尽致。
曹操还非常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真正做到英雄不问出处，体现了曹操高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的雄心壮志。凡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不论出身门第，一律加以重用 。像张辽、徐晃、乐进等都出身贫贱，后来都被曹操提拔当了大将。花大力气劝得关羽的投降，而后在对待关羽的态度上同样表现出其高人一等的人才观，但后人大多称赞关羽的忠义 千秋，青史名扬。但个人认为更应为人所称颂的是曹操的爱才之心。
客观得我们再就书论人，从《三国演义》中，也不难看出，曹操的确是三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文武兼备，时人无人能及。前文也有提及，但且抛开曹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词不说（刘备和孙权是做不出来的，诸葛亮也许还行）。单看曹操从《三国演义》中显示出来的军事才能和其用人之道，令人叹服。可以说，三分天下这实力最强的曹 魏是由曹操一手开创的，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可想而知。而曹操的用人之道，想必大家也不陌生，为才唯用，不拘小节。“操在衮州，招贤纳士。”（第十回 ）于是，他的手下拥有了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刘晔、满宠、吕虔、毛玠等一批谋臣。再看曹操用人的一个小故事：“许攸暗步出营，径投曹寨，时操方解衣歇息， 闻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而迎。遥见许攸，扶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第三十回）曹操用人谦虚的态度，令士人折节，因此，他身边人才鼎盛，智谋团的人员在三国中是最多的。虽然他也时有不能容人之举，但总体而言他的 用人策略非常之成功。
官渡之战坚定了他平定天下的信心，然而赤壁之战的惨败又彻底粉碎了他实现一统的梦想，“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也只是他的一 厢情愿，那场噩梦般的大火烧掉的不仅仅是数十年积蓄的力量。他眼中的自信也变成了无奈的迷惘，试想，让任何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积累的资本在刹那间灰飞湮灭，谁，可以承受？ 华容泥泞的道路上，要不是关羽违背军法义释曹操，这一辆惊慌的马车，一队毫无秩序的败兵，都无法背负着那轮被金戈铁马映红了的太阳仓皇北去。
英雄白发，曾经那个煮一壶老酒，把天下英雄都付笑谈中的曹操已是明日黄花，即使再临沧海，也是执杖而立，用苍老的声音吟唱“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而那“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的壮志豪情也如东逝之水，一去不返了。
不可否认曹操也有很多的缺点，或者像书中所说劣迹斑斑。毕竟曹操也是凡人，位高权重的他也丢不掉领导者和统治者普遍的特点——猜忌。如果他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不杀孔融、不斩杨德祖、不诛华佗……是否他真的能如愿以偿？
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只是让后人能有多种的推测与评价，但一切的答案都是推想，一切的推想也都只是为这个枭雄唏嘘长叹的徒劳。江山如此多娇，引再多的英雄为之折 腰，也没有人可以改变她，更不能左右她。英雄们只是将自己的身影投射于无限江山与历史中去，这才是必然
人无完人，即便《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也存在失误，以下是个人的一些浅见。试图让读者更完整的认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首先是故意放了“天下英雄之一”的曹操。赤壁之战后，诸葛亮在华容道本可将曹操手到擒来，但明知关羽会义释曹操的他，还是叫关羽去了。 （若后来真要按军法来处置，岂不是要砍了关二爷？）当时刘备的手下有张飞、赵云等大将，无论谁与关羽交换位置，今后天下英雄不是只有使君了吗？到那时候取天下岂不是探囊取 物？但事件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这件事我想只有用诸葛亮自己的话来解释：“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这一席 话，也许和他后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是一体的，我想不能言之成理！也许事情的本质应该是曹操自己所言，“若无 *，天下不知有几人称帝”，孔明或许是留着曹操牵制其他割据势力吧。但就事论事，白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算是他的一个失误了。
关于处理荆州问题，诸葛亮要承担相当的责任。荆州的重要性非常明显的，书里书外的人都知道，这里不必详述。诸葛亮自己也早于隆中对中说明了。“先取 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局势一开始的确也是按照这个战略方针发展的，正是因为如此，诸葛亮的智慧才倍受推崇，诸葛亮可谓声名远播，甚至开始选择关羽驻守荆州也是非常正确 的。一切顺利进行，刘备的益州、荆州围攻中原的形势基本形成。但刘备在刚刚夺取益州，称汉中王后，便令关羽取樊城、襄阳，这正是诸葛亮“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 向宛、洛”的战争策略。但是，刘备新取益州，根基未稳，人心未定，此时进行北伐，不合时机，蜀汉燎原之势，龙归于水，老谋深算的曹操、孙权岂有坐视的道理。诸 葛亮也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早就应该派重兵给关羽以支援，稳固防守，待时机成熟，然后出兵。但是他没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荆州沦陷，真是丢了西瓜连芝麻也没有捡 着。我想大概是刘备、诸葛亮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太小看曹操和孙权了吧，同是也过于高估关羽的能耐了。这场战争的失利，诸葛亮难辞其咎。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个人以为八阵图有可能不摆的。刘备发动的复仇之战，倾蜀国精锐之兵七十万，讨伐 东吴，可谓为小义弃大义。书中孔明的确也劝诫过刘备。“陛下初登宝位，若欲北伐汉贼，以伸天下大义，方可亲统六师，若欲伐吴，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何必亲劳 圣驾？”也许刘备真是不能忘记桃园结义的誓词：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关羽的死，张飞的言语，他伤心欲绝。但这时诸葛亮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本来就神机妙算，应 该非常清楚刘备的军事领导才能，在缺乏自己指挥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子。在劝谏不行的情况下，他甚至可以和刘备一道出征，为刘备出谋划策，毕竟后方此时已比较安定。也许他 觉得，刘备倾国出击，至少可以和东吴打平手。或者认为自己在后方经营，可以为刘备打持久战。他可没有想到刘备败得这样快，这样惨，“一介书生火烧联营七十里& rdquo;。因此，他在《后出师表》中写到：“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刘备此役，蜀汉损兵折将， 使之与曹魏的实力悬殊越来越大，一统中原基本已成空，为今之计只能求一自保了，诸葛亮应该承担相当大责任。
而最可悲的是空城计，一国丞相被逼上绝路，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卖唱求全”。诸葛亮用马谡镇守街亭有一定问题，要说马谡也是个人才，至少 算个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很多军国要事都和他商量。孔明当然也知道街亭是一个势关全局的战略重地，但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一个毫无作战经验，也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人镇守，岂不 冒险，难道蜀中真无大将？应该说孔明还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叫王平作为马谡的副将，是表明他对马谡的不放心。马谡刚愎自用，不听王平的多次劝告，终于失去街亭，把北伐的大 好局面葬送了。一向做事小心谨慎的诸葛亮不应该冒这个险吧！尔后，正值蜀国用人之际，不听众人的劝告，挥泪斩马谡，岂不可惜？
诸葛亮在对刘禅的处理方法上，以及处理政务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他让刘禅在对待“宫中之事”和“营中之事”时都要向郭攸之、向宠等人“悉以咨之”。实际是叫刘禅什么也不干嘛。作为一个皇帝，一切靠别人，自己毫无主见，如何当一个好皇帝？想当年孙权继承父兄大业的时候，年龄和此时的刘禅应该差不多，孙权是 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为什么不让刘禅去实践，去锻炼呢？刘禅又怎么会有所作为呢？
在处理军务和政务上，不分巨细，事必躬亲。书中提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作为蜀汉军政的“第一把手”，小事做完，大事做尽，别人又做什么呢？又怎么发挥别人的主观能动性呢？又怎么使别人的能力得到培养呢？何况小事做多了，必然会影响大事，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大事 上。而他终于是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寿五十四岁，中道丧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道不可悲可叹吗？蜀国在人才培养的问题，诸葛亮要负一定责 任，造成“蜀中无大将，燎化当先锋”的局面。
在对待魏延的问题上，孔明用其勇，从不用其之谋，实际上魏延也可算文武兼备，很有才华。诸葛亮却早早地给魏延戴上了“有反骨”的帽子，从不给他机会。试想一个长期有才难伸的人怎么不心生退意而有所作为呢！这应该是后来事态发展的根本原因。
宁让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一壶青梅煮酒，曹操评点了天下英雄，也勾勒出自己的英雄一世。但一直以来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都是以白脸奸臣的 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似乎这就成了他固定的角色——乱世之奸臣。
解放以前，鲁迅曾经替曹操说了几句好话。他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 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说曹操是三国时第一流的政治家不仅因为他善于运用机会把自己提升到显要的政治地位，有勇有谋，而且更因为他一直致力于天下一统，也可以说他一直维护着汉室江山名 义上的完整性，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虽然这其中有很多的私人因素——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他初步结束了 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割据混战局面，并且排除了中国西北边疆游牧民族的威胁，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生产耕作，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当然西晋的统一主要的 是由于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结果，但曹操的努力，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金弦玉翎射苍穹，挟雏龙，慑群雄。与雁同征，铁骑踏春红。汉室江山如残月，观沧海，傲意浓。”
也许《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雄形象，但曹操却是三国老一辈政治家中唯一没有称帝的人，“如国家无孤一人。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果然，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曹丕、汉中王刘备、孙权相继称帝。
从“许游耕田”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功高震主的丞相最终也没有“南面称孤”。 拥兵自强，坐怀天下，他完全有实力去废天子而自立。但他再也没有跨出这半步，曹氏天下也是到了其子曹丕的时候才名副其实，虽然这其中基本是曹操安排好的。究其原因，恐怕要 从文化的角度来定论了。在中国文学历史中，曹操也有相当的地位，其自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蒿里行》、《龟虽寿》、《短歌行》等都有很大的价值。既然他对文学有如此 深的造诣，那么他就始终摆脱不了那种忌讳——“千秋史笔”，史书记载是他一生的羁绊。虽无帝王之名，却有帝王之实，这一 举措是否明智，我们很难用对错来做简单的评价，但平心而论，曹操将毕生精力投于国家统一，这一点就应是受到肯定的，也是曹操最大的功劳。
对于宦官问题的看法、规划义兵讨伐董卓的行动、挟献帝迁都许昌等行为，显示了曹操超然卓越、衡量全局的战略眼光。正是因为如此，曹操才有后来“青梅 煮酒论英雄”的气魄和资本。面对张绣的降而后叛，立即反省自己，展现出很强的自省能力，正如他一贯严明的军纪，包括对自己也是一样，显示出非凡军事家的才能。 官渡之战前，袁绍虽然已经准备进军，曹操仍然坚持先铲除刘备。这一行动，不但避免在官渡之战时，因为遭到刘备的袭击，而产生腹背受敌的危机，还让刘备正在成长的势力顿时瓦 解，使得刘备势力形成晚了将近十年，减少曹操势力日后成长可能遭遇的威胁及阻碍，显示出果断的决策力。这也许让拥刘抑魏的人很不爽，但却真正推动历史的进步。
官渡之战，曹操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对抗约有十余万兵力的袁绍，如果不是他具备坚忍的毅力、韧性，又有冒险的精神，不惧危难，官渡之战绝对不可能取胜，日后也不可 能成就霸业。这一战结束了袁氏四世三公的资本，却成就了曹操的霸业，曹操于战略战术上的非凡表现的淋漓尽致。
曹操还非常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真正做到英雄不问出处，体现了曹操高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的雄心壮志。凡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不论出身门第，一律加以重用 。像张辽、徐晃、乐进等都出身贫贱，后来都被曹操提拔当了大将。花大力气劝得关羽的投降，而后在对待关羽的态度上同样表现出其高人一等的人才观，但后人大多称赞关羽的忠义 千秋，青史名扬。但个人认为更应为人所称颂的是曹操的爱才之心。
客观得我们再就书论人，从《三国演义》中，也不难看出，曹操的确是三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文武兼备，时人无人能及。前文也有提及，但且抛开曹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词不说（刘备和孙权是做不出来的，诸葛亮也许还行）。单看曹操从《三国演义》中显示出来的军事才能和其用人之道，令人叹服。可以说，三分天下这实力最强的曹 魏是由曹操一手开创的，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可想而知。而曹操的用人之道，想必大家也不陌生，为才唯用，不拘小节。“操在衮州，招贤纳士。”（第十回 ）于是，他的手下拥有了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刘晔、满宠、吕虔、毛玠等一批谋臣。再看曹操用人的一个小故事：“许攸暗步出营，径投曹寨，时操方解衣歇息， 闻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而迎。遥见许攸，扶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第三十回）曹操用人谦虚的态度，令士人折节，因此，他身边人才鼎盛，智谋团的人员在三国中是最多的。虽然他也时有不能容人之举，但总体而言他的 用人策略非常之成功。
官渡之战坚定了他平定天下的信心，然而赤壁之战的惨败又彻底粉碎了他实现一统的梦想，“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也只是他的一 厢情愿，那场噩梦般的大火烧掉的不仅仅是数十年积蓄的力量。他眼中的自信也变成了无奈的迷惘，试想，让任何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积累的资本在刹那间灰飞湮灭，谁，可以承受？ 华容泥泞的道路上，要不是关羽违背军法义释曹操，这一辆惊慌的马车，一队毫无秩序的败兵，都无法背负着那轮被金戈铁马映红了的太阳仓皇北去。
英雄白发，曾经那个煮一壶老酒，把天下英雄都付笑谈中的曹操已是明日黄花，即使再临沧海，也是执杖而立，用苍老的声音吟唱“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而那“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的壮志豪情也如东逝之水，一去不返了。
不可否认曹操也有很多的缺点，或者像书中所说劣迹斑斑。毕竟曹操也是凡人，位高权重的他也丢不掉领导者和统治者普遍的特点——猜忌。如果他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不杀孔融、不斩杨德祖、不诛华佗……是否他真的能如愿以偿？
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只是让后人能有多种的推测与评价，但一切的答案都是推想，一切的推想也都只是为这个枭雄唏嘘长叹的徒劳。江山如此多娇，引再多的英雄为之折 腰，也没有人可以改变她，更不能左右她。英雄们只是将自己的身影投射于无限江山与历史中去，这才是必然
第2个回答 2006-02-11
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素材基础上撰写的《三国志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志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三分虚”的“史传”色彩。另外，有些“史实”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到，是裴松之的注中写到的。以我从到文学馆来“纵论三国”的学者身上获知的学问，仅简单举例，《三国志演义》第30回写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看出袁绍无谋且无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运粮草的信使以后悄然投奔曹营。许攸先试探着问曹操粮草还能坚持多久，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蒙冤受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流行民间的“三国戏”更是将此演到极至。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羽的“贪恋美色”。这实在让民间的关公崇拜者脸红。据当时有关的笔记记载，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的时候，吕布曾派手下秦宜禄向曹操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的妻子标致可人，就对曹操说，如果攻下下邳，能否把秦宜禄的妻子给他。曹操答应了。等快攻下下邳的时候，关羽又向曹操提起此事。这让曹操起了疑心：关羽多次向我提及要秦宜禄的妻子，是不是她确实生得漂亮？于是，曹操就先派人把秦宜禄的妻子找来，一看，果然美若天仙。曹操就没有给关羽，而是自己留下了。关羽极为不爽。据说有一次打猎，他就想把曹操杀掉，是刘备加以阻拦，才罢手。因此，历史的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
再比如，关羽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淹了曹营的地盘儿。于禁退到一个山坡上，没有退路，被关羽抓住了。并非是关羽有意掘开汉水，而是天假其便。到了小说里，由于突出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艺术需要，连这个“天功”都算到了他头上。另外，华雄不是关羽斩的，是孙坚斩的；文丑也不是关羽“诛”的，历史的关羽只斩了一个颜良。至于关羽投降曹操，在忠孝唯此为大的封建社会里，对于臣子是罪莫大焉；为了替关羽掩饰，小说家、戏剧家、民间艺人等喜欢人为造神的人，就给关羽寻客观、找理由，说他是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不能独自突围，终把出发点归到“忠义”上。再虚构地加上跟张辽约法三章：第一，降汉不降曹，我降的是大汉天子，不是曹操；第二，要善待我的嫂子；第三，将来一旦得到哥哥的消息，千里万里我要去寻兄。曹操答应了，才有了关羽的归顺。小说其实是艺术地以掩耳盗铃的手法，极力夸大关羽的优点，并掩饰或美化他的缺点。
可见至少在历史与小说的加减法运用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他将关羽塑造成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圣人，而绝口不提他贪恋女色的人生“污点”。
这在艺术上当然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尊重史实，即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关羽，那诸葛亮和关羽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要丢分了。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甭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另外，在对关公崇拜根深蒂固的百姓眼里，武圣的神话早已经颠扑不破，有谁会相信关羽近女色的“鬼话”。“真史”反而成了“假说”。每当想到我已经接受或被灌输的历史，有可能是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浑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渗出一层冷汗。
类似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还有不少，学者们在“纵论”时也讲到一些，像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还有诸如关羽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关索的儿子，等等，“历史”与“演义”一经对照，便十分有趣。可见，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又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反面人物，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把关羽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而这些是仅仅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所无从知晓的。
也正是基于此，从事了十余年口述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俄国史学家艾克什穆特在《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一文中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如此说来，罗贯中无疑已是这类“全新的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并势必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症结，即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中，除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很少有人会真正去关心，《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籍贯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并受到尊重？更尤其少年读者，我小时候就这样，手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脑袋里一天到晚盘算的是如何按武艺的本事大小排座次，凡是打打杀杀的段落、画面就有滋有味地反复阅读，废寝忘食，百看不厌，书页都看得发黄卷边了。连神仙般晃悠着羽毛扇的诸葛亮，嫌他碍事儿，几乎都是跳过去，不看。稍微大了一点，才知道成年人管诸葛亮的心眼叫“足智多谋”，他原来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场面是因为有了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这当然是罗贯中的艺术功劳；也才慢慢理会，原本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虽有“三顾茅庐”的“虚怀若谷”，却并不讨读者喜欢。特别是一想到他作为鼎立三足之一脚的蜀汉江山，最初都是从他自己的刘姓手足那里谋取来的，就更觉得他假仁假义。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毫不夸张地说，听学者们在文学馆“纵论”，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省却光阴无数。拿“三国”来说，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来，罗贯中的小传、籍贯、生卒年及在创作《三国志演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娓娓道出。
刘世德讲“水浒”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我还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刘世德讲“三国”时又反复如此强调，只为说明一点：像《水浒传》一样，《三国志演义》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侯会在他的《从史实传说，到经典演义——罗贯中是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演讲中，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说。
“纵论三国”共分成十五讲，各有精彩看点。无论是段启明讲“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的文臣谋略，还是张俊论“五虎将”与“曹八将”的武将忠勇，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刘世德谈起“三国”复杂的版本问题，真是当行出色，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而且，以扎实的考据本领，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写过小说的周思源，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既然《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拥刘反曹”，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周先慎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三国”是一部什么书，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在他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这些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以曹操为例，正如郭英德所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单就写人物来说，我觉得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蒙冤受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流行民间的“三国戏”更是将此演到极至。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羽的“贪恋美色”。这实在让民间的关公崇拜者脸红。据当时有关的笔记记载，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的时候，吕布曾派手下秦宜禄向曹操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的妻子标致可人，就对曹操说，如果攻下下邳，能否把秦宜禄的妻子给他。曹操答应了。等快攻下下邳的时候，关羽又向曹操提起此事。这让曹操起了疑心：关羽多次向我提及要秦宜禄的妻子，是不是她确实生得漂亮？于是，曹操就先派人把秦宜禄的妻子找来，一看，果然美若天仙。曹操就没有给关羽，而是自己留下了。关羽极为不爽。据说有一次打猎，他就想把曹操杀掉，是刘备加以阻拦，才罢手。因此，历史的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
再比如，关羽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淹了曹营的地盘儿。于禁退到一个山坡上，没有退路，被关羽抓住了。并非是关羽有意掘开汉水，而是天假其便。到了小说里，由于突出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艺术需要，连这个“天功”都算到了他头上。另外，华雄不是关羽斩的，是孙坚斩的；文丑也不是关羽“诛”的，历史的关羽只斩了一个颜良。至于关羽投降曹操，在忠孝唯此为大的封建社会里，对于臣子是罪莫大焉；为了替关羽掩饰，小说家、戏剧家、民间艺人等喜欢人为造神的人，就给关羽寻客观、找理由，说他是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不能独自突围，终把出发点归到“忠义”上。再虚构地加上跟张辽约法三章：第一，降汉不降曹，我降的是大汉天子，不是曹操；第二，要善待我的嫂子；第三，将来一旦得到哥哥的消息，千里万里我要去寻兄。曹操答应了，才有了关羽的归顺。小说其实是艺术地以掩耳盗铃的手法，极力夸大关羽的优点，并掩饰或美化他的缺点。
可见至少在历史与小说的加减法运用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他将关羽塑造成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圣人，而绝口不提他贪恋女色的人生“污点”。
这在艺术上当然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尊重史实，即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关羽，那诸葛亮和关羽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要丢分了。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甭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另外，在对关公崇拜根深蒂固的百姓眼里，武圣的神话早已经颠扑不破，有谁会相信关羽近女色的“鬼话”。“真史”反而成了“假说”。每当想到我已经接受或被灌输的历史，有可能是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浑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渗出一层冷汗。
类似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还有不少，学者们在“纵论”时也讲到一些，像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还有诸如关羽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关索的儿子，等等，“历史”与“演义”一经对照，便十分有趣。可见，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又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反面人物，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把关羽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而这些是仅仅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所无从知晓的。
也正是基于此，从事了十余年口述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俄国史学家艾克什穆特在《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一文中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如此说来，罗贯中无疑已是这类“全新的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并势必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症结，即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中，除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很少有人会真正去关心，《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籍贯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并受到尊重？更尤其少年读者，我小时候就这样，手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脑袋里一天到晚盘算的是如何按武艺的本事大小排座次，凡是打打杀杀的段落、画面就有滋有味地反复阅读，废寝忘食，百看不厌，书页都看得发黄卷边了。连神仙般晃悠着羽毛扇的诸葛亮，嫌他碍事儿，几乎都是跳过去，不看。稍微大了一点，才知道成年人管诸葛亮的心眼叫“足智多谋”，他原来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场面是因为有了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这当然是罗贯中的艺术功劳；也才慢慢理会，原本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虽有“三顾茅庐”的“虚怀若谷”，却并不讨读者喜欢。特别是一想到他作为鼎立三足之一脚的蜀汉江山，最初都是从他自己的刘姓手足那里谋取来的，就更觉得他假仁假义。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毫不夸张地说，听学者们在文学馆“纵论”，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省却光阴无数。拿“三国”来说，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来，罗贯中的小传、籍贯、生卒年及在创作《三国志演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娓娓道出。
刘世德讲“水浒”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我还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刘世德讲“三国”时又反复如此强调，只为说明一点：像《水浒传》一样，《三国志演义》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侯会在他的《从史实传说，到经典演义——罗贯中是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演讲中，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说。
“纵论三国”共分成十五讲，各有精彩看点。无论是段启明讲“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的文臣谋略，还是张俊论“五虎将”与“曹八将”的武将忠勇，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刘世德谈起“三国”复杂的版本问题，真是当行出色，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而且，以扎实的考据本领，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写过小说的周思源，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既然《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拥刘反曹”，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周先慎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三国”是一部什么书，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在他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这些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以曹操为例，正如郭英德所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单就写人物来说，我觉得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
第3个回答 2006-02-01
改了卑!
比较曹操和诸葛亮
曹操和诸葛亮的相同点：1、二者都是极高的文学天才，政治天才；2、二者都出身与于寒族地主阶层；3、二者都有极高的军事指挥能力，都效忠汉室。不同点：1、诸葛亮是纯文人家族，曹操的家族有地方势力。所以曹氏可以起兵做诸侯，诸葛家的只能去各家当政客。2、曹操善于识人用人之才，有较高的管理能力。
曹操为啥看不上诸葛亮?
原因一，曹操和诸葛亮之间年龄差距很大尽管曹操和诸葛亮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下的历史人物，但是两人的年龄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当曹操在向北方进行征伐之时诸葛亮还只是一个小孩子，等到诸葛亮长大成为一位有名气的谋士之时，曹操早已经拥有着强大的势力，并且身边拥有着众多有才能的贤士。与其说曹操看不上...
诸葛亮和曹操相比哪个更聪明?
1. 在智慧方面，普遍认为诸葛亮更为聪明。然而，若从综合能力来看，曹操则更显卓越。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和文学人才。2. 诸葛亮在政治和战略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但与曹操相比，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成就并不突出。史上的五次北伐并未给他带来决定性的胜利，也没有根本动摇曹魏...
曹操与诸葛亮见过面吗
虽然曹操和诸葛亮在三国历史上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见过面。因为诸葛亮在刘备去世之后，主要辅佐后主刘禅，留守成都负责后勤保障工作，而曹操则在北方与东吴孙权对抗，两人的活动范围不同，没有机会见面。虽然他们在赤壁之战等战役中有过交手，但并没有直接见过面。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曹操比如何?为什么诸葛亮能进武庙十哲呢?
如果单比军事才能，诸葛亮和曹操跟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曹操是军事家，江山全靠拳头打，诸葛是谋臣，指挥不足险败家。他能进武庙，不是因为军事才能，而是因为政治因素。一、军事才能上，诸葛亮远不及曹操。曹操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帅才，不是躺在后方等前线战报的人，每次出征，亲自领军，坐镇大帐，调派...
曹操与诸葛亮的智商到底谁最高?
要看是哪一方面了，曹操和诸葛亮在史实中和三国演义里是很不同的，孔明远没有演义中那么神机妙算，曹操也要比演义中强很多。就军事能力来说，曹操明显是比孔明高的，仅凭官渡之战就可看出这一点，而且据说他还写过一本极好的兵书《孟德新书》。而诸葛亮呢，其实赤壁之战根本没有他很大干系，他最大...
诸葛亮和曹操同样志在统一,为啥都同情诸葛亮?
如果比权量力的话，曹操和诸葛亮都不是一个层级的。曹操应该跟刘备、孙权这些人放在一起比。而诸葛亮只能跟司马懿、周瑜这些人放在一起比。所以，曹操是被历史欺负了的主公，而诸葛亮是被历史拔高了的谋臣。就目标来说，这两人都是要统一天下。其实质的过程就是武力统一乱世然后秩序输出天下。但是，...
到底诸葛亮和曹操,谁更聪明?
谁更聪明，自然是诸葛亮更聪明，但要是论能力，诸葛亮比不上曹操，曹操既是政治家，战略家，又是军事家，还是文学家，而诸葛亮只能当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不适合自己带兵打仗，至少五次北伐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战果，曹魏的根本也没有因此而动摇。至于论司马懿，这个人，没啥可敬佩的，能力倒是有，...
诸葛亮VS曹操。。谁更伟大??
两人都是真实历史上的成功政治家,诸葛亮促成三国并立的局面,而曹操建立了强大的魏帝国.而对于我们来讲,我认为曹操是学习的榜样,首先,操是个能大能小的人物,就是说在人手底下干过,最后看准时机,单干成功.第二,人格魅力强,手下的无数人才可以说明.第三,善于宣传漂白,他的出身不好,但手下士人没有...
曹操和诸葛亮谁更聪明
曹操比诸葛亮更聪明从政治智慧，军事才能，文学造诣说明，具体如下：1、政治智慧：曹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政治家，对于治国方面的才智和领导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诸葛亮则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曹操比诸葛亮更加出色。2、军事才能：曹操是一个出色的将领，在战争中表现出色，善于运用兵力。诸葛亮则善于制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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