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春》《秋》分别讲了什么?其中心思想是要表述什么?

Answer 1

《家》主要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春》主要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迂腐、丑陋和对青少年的迫害，并号召青少年能勇敢走出封建制度的囚笼，大胆追求民主与自由。

《秋》主要讲的是高家大家庭最后的结局：觉新的妻子瑞钰难产死去，儿子海臣也因抽风死了。觉民和琴小姐结婚，搬到了外面。淑英在他们的帮助下逃走。

高家三老爷克明在女儿走后，终于醒悟，而他的两个弟弟却如同往常，他俩总是在家打架，有时还吵着要分家。最终，克明被他的两个弟弟气得去世。高公馆被卖掉了，高家家业被搞得四分五裂的，人人相视如同敌人一般。

其主要思想是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败、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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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作背景

巴金从小就对下层人民有浓厚的同情心。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洗礼。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同时还加入了进步组织，参与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过《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巴金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毕业后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在此期间，巴金积极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1927年初去了法国，在那里广泛地涉猎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及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著述，开始从事翻译和创作活动。

在法国蒂埃里堡，巴金感觉“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1928年底，巴金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创作。

192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回国后发表在了《小说月报》上。1931年，巴金创作的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在《时报》上连载，引起了强烈反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于是年轻的巴金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曾在北京担任《文学季刊》的编委。1934年，赴日本旅行，次年归国。

而后担任了上海文化活动出版社总编辑，编辑了《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季刊》，创办了《文学月刊》。并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曾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从事过《呐喊》等刊物的编辑工作。

这段时期，也是巴金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许多小说、散文及杂文就是在这时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的另两部长篇小说《春》和《秋》，分别于1938年和1940年完成出版。

二、赏析

在《激流三部曲》中，作者描写了一群丑恶残忍的封建专制的刽子手形象，他说：“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是针对周伯涛和高克明。”

高老太爷这个黑暗王国的统治者的性格既是专制主义制度造成的，又反过来加重了这个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性。郑国光是一个十足的卑琐和庸俗的怪物。

克安、克定、陈大胡子等人，巴金在表现他们的糜烂绝顶的私生活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人性变态。冯乐山、陈克家之流是一群地地道道的衣冠禽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命运中可以很集中地反映出社会来。在高家这个大家庭里，可以看到专制主义的一切典型特征。全部权力、财产高度集中在一个人——高老太爷的手中。处理年轻人生死的大权也捏在他的手里。

他最爱说的话就是：“我说是对，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老太爷举筷，大家跟着举筷，他的筷子放下，大家的筷子跟着放下”。《家》中吃年夜饭的盛会，把封建等级制度描写得格外的活灵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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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2

《激流三部曲》主要从“五四”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写青年反抗家庭的革命，控诉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小说多侧面地暴露了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和专制，以及“长子继承制”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封建家庭父辈人物伦理道德的虚伪和沦丧；歌颂了受新文化思想激荡的子辈人物的叛逆行动，表现了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激流三部曲》在现代长篇大家庭衰败史小说中占有显著位置。 巴金在《〈激流〉总序》中声称，“在这里我所欲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底一部分，但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作品所写的正是这样一股生活的激流：一方面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垂死的封建统治力量疯狂地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深为革命潮流所吸引的青年一代开始了觉醒、挣扎与斗争的悲壮历程。 《激流三部曲》所反映的内容时间跨度从1919年至1924年，正是中国历史处在转折时期这一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背景是当时中国还很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制度的典型形态。在高老太爷统治下，这个家庭内部充满着虚伪和罪恶，各种矛盾在潜滋暗长，逐步激化。就在这一背景下，作品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这几个悲剧事件虽然原因各异，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共同的：她们都为追求幸福的爱情而和封建礼教及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她们的悲剧命运，特别是，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鸣凤的故事在全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的死激化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直接唤醒了它的第一个叛逆者——高觉慧。鸣凤的死与觉慧的叛逆标志着这个家族已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戾点。在觉慧的直接影响帮助下，高觉民起而抗婚，并取得了胜利，从而进一步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随着全家至高无上的“君主”——高老太爷的死亡，各种腐朽的东西统统明朗化、公开化了，原先隐匿着的各种矛盾冲突统统爆发出来。于是，一方面是蛀虫般地对高家的腐蚀，另一方面是以觉慧、觉民为代表的对高家统治原则的公然反抗，它们都在同时加速地进行着，并构成了两把各自向着相反方向撕裂的钳子，把高家温情脉脉的情感纱幕撕得粉碎。《家》的巨大成功，有力地实现了作者原初的写作意图。“我要反抗这个命运”，“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1] 三部曲的第二部《春》主要描写的是淑英抗婚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对的惠表妹的悲剧事件。同样写的是爱情，但和《家》中所描写的内容已有显著不同。《春》不是表现为对美好婚姻的追求以及这一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不合理的、丑恶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以及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与批判。淑英和惠一样，受父母、上司之命，要与自己从未见过的，声名狼籍的男人完婚，不敢反抗的惠生病致死，而淑英则因受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在觉民、觉慧的帮助下，逃出了封建大家庭的囚笼。这里，《春》实际是表现了专制制度下妇女解放的主题，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使读者看到，反叛者的队伍扩大了。旧家庭的统治者也转到第二代克明的身上。但统治力量已经大大减弱了。 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秋》，表现了旧家庭分崩离折，“树倒猢狲散”的结局。这主要是通过对高家第二代，第三代的道德加速腐化以及整个高家已后继无人的描写显示出来的，作品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到第三代的命运上，描写了周枚与高淑贞的悲剧以及觉英、觉群的堕落。在这里，着重抨击了专制主义假手封建礼教腐蚀、摧残青少年的罪恶。随着第二代家长克明的死亡，整个大家庭的重担已经找不到任何人来承担了，因为就连长房的承重孙觉新也起来反抗了。《秋》的主题可以说着重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支柱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