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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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集·杂文集·南腔北调集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为了摆脱悲愤，我打算写一些文字，纪念几位青年作家。两年来，悲愤总困扰着我，至今未曾消停，我希望借此可以稍微舒缓，让心灵得到解脱，算是自我放松。实际上，我正努力将他们从记忆中抹去。

两年前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我们的五位青年作家同时遭遇不幸。当时的新闻媒体，包括报纸，都未报道此事，要么不愿，要么不屑。只有《文艺新闻》第三号（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刊载了林莽先生的《白莽印象记》，文中提到：

“他创作了许多诗歌，还翻译了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编辑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写信邀请他见面，但他不愿见名人。结果，鲁迅自己去找他，鼓励他从事文学工作。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在亭子间里写作，又去了其他地方。不久，他又被逮捕。……”

文中描述的事件与事实不符。白莽并非如此高傲，他曾到过我的寓所，但这并非因为我邀请他，而是因为他送给我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们见面的原因非常平常，他投给我一篇德文译作，我回信询问原文，因邮寄不便，他亲自送来。他当时大约二十多岁，面容端正，肤色黝黑，我只记得他自述姓徐，象山人。我们讨论他自报的姓名，他解释自己喜欢用这种奇特的名号，具有浪漫气息，但与他本人有些格格不入。

第二天，我将译文与原文对照了一遍，发现除了几处误译外，还有故意的曲译。他似乎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称呼，都改为“民众诗人”了。随后，他写信给我，表示与我相见感到不自在，我话语不多，他觉得受到了某种压力。我回信解释，初次见面，说话不多是常事，并告诉他不应该根据自己的好恶改变原文。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我将我收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是否愿意再翻译几首诗，供读者参考。他果然翻译了几首，并亲自拿来了，我们因此交谈得更多。

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他来敲门，穿着厚重的棉袍，满头大汗，我们都不禁笑了。他告诉我，他是一名革命者，刚被释放，衣物和书籍都被没收，连我送他的两本书也在其中。衣服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必须穿长衣，所以只能出汗。这大概就是林莽先生提到的“又一次被逮捕”的事件。

我为他的得释感到欣慰，赶紧支付稿费，让他能购买一件夹衫。然而，对于那两本书的丢失，我感到痛惜。那两本书，原本非常平常，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的，即使在匈牙利本国，也很难找到这么完整的版本，价值不到一元钱。但对我来说，它们是宝贝，因为这是我三十年前，热衷于彼得斐诗歌时，从丸善书店购买的，当时我担心太便宜，店员可能不愿经手，心中十分忐忑。后来我总是随身携带，只是情随事迁，已经没有翻译的念头了，因此决定将它们送给热爱彼得斐诗歌的青年，希望能找到一个好归宿，所以郑重其事地托柔石亲自送去。

二

我其实并不完全因为谦虚而拒绝与投稿者见面，其中也有省事的因素。由于过往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大多敏感而自尊心强，一不小心就会误解，所以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用说有托付了。但那时在上海，唯一敢随便交谈并愿意为我办私事的人，就是柔石，他负责将白莽的书送到我这里。

我和柔石最初相见的时间和地点已不可考，但我们之间似乎曾在北京有过学术交流。大约是八九年之前，他告诉过我，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时，我们通过某种方式开始往来，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大约四五家门面的距离。他第一次告诉我他姓赵，名平复。但他还提起家乡豪绅的威势，说有一个绅士认为他的名字好，要求他不要使用这个名字了。因此，我怀疑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这符合乡绅的期待，对于“复”字则未必有这么热情。他的家乡在台州的宁海，从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可以看出，他身上有方孝孺的影子。

他隐居在寓所，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我们相处久了，关系逐渐投合，于是我们共同发起朝华社，旨在推广东欧和北欧文学，引进外国版画，因为我们都认为应该扶持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我们印制《朝花旬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艺苑朝华》，只有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反击上海滩上的“艺术家”，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制的。

柔石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作为印本资金。除了购买纸张之外，大部分稿子和杂务都是由他负责，如跑印刷厂、制图、校对等。他的作品往往带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会提到人心险恶、背叛友谊、吸血鬼般的行径，他会皱着眉头抗议：“会这样的吗？……”但实际上，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决定改变方向，告诉我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恐怕难吧，就像使惯了刀的人要学棍术，怎么能行呢？”他简洁地答道：“只要学起来！”他的话不空洞，真在从新学习。他带了一个朋友来见我，那就是冯铿女士。我们交谈了一些天，我对他始终感到隔阂，怀疑她有理想主义倾向，急于求成；我又怀疑柔石决定创作长篇小说可能受到了她的影响。但我也怀疑自己的判断，也许是我害怕他那斩钉截铁的回答，触及了我“人心惟危”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将怀疑投射到她身上。实际上，我并不比她更懂得人生。

她的体质较弱，也不算漂亮。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拓荒者》上的诗人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带了一本德译的美国新闻记者写的中国游记去送他，只以为能帮助他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托柔石转交。

但不久，他们就被捕了，我的那一本书，也被没收，落到了“三道头”等人的手里。

四

明日书店邀请柔石担任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出版我的译作，通过他来询问版税的处理办法，我将我和北新书局的合同复印件交给他。然而，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却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相见的最后一面，也是永别的最后一面。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在找寻我。我并不愿意去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辩解。

记得《说岳全传》里有一个高僧，在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了“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唯一方法，“剑侠”不可能实现，最自在的只有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因此我逃走了。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件，和女人抱着孩子住在一家客栈里。不几天，就传出了我被捕的消息，关于柔石的消息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北新书局，问是否是柔石，手上被上了铐，可见案情严重。但案情究竟如何，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禁中，我只见过他写给同乡的两封信。第一封是这样的：

“我和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同时，他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一般。但他的信中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他可能将官场看得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并非如此。

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悲惨，且提到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那时的传言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尝试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受到朋友的责备。他悲愤地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