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 典型化的基本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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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中对艺术典型化的要求历来是作家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一些非典型化写作现象也喧嚣尘上.从中外艺术作品生命力的角度来看,艺术典型化的要求是亘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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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典型化，就是塑造典型形象的过程。作家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思考和理解出发，对纷繁芜杂的生活现象进行开掘、提炼、加工、改造，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造出具有典型性的文学形象来，这一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
质言之，文学创作中典型化的原则即表现为个性化与概括化的辩证统一，就是通过个别形象来显示某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通过发生在个别形象身上的特殊的矛盾冲突，来揭示一定时代某种社会关系的普遍本质。所谓个性化，就是赋予文学形象以鲜明独特的个性。典型化仍然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在现实生活中，个性是到处都存在的，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不但不能抹煞和削弱它，而且要突出和加强它，使之更加鲜明、独特和出人意料，通过深入的开掘和反复的锤炼，使之成为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形象；所谓概括化，就是通过提炼、浓缩和概括，赋予文学形象以普遍意义。高尔基说：“要服从抽象化的法则，它把这个或那个社会集团突出的特征抽取出来，再把它们具体化，并概括到这个集团的一个人物身上。艺术家如能严格遵守这个法则，就能帮助他创造出‘典型'来。”（高尔基：《论文学》第193－1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高尔基所说的“抽象化”，就是我们所说的“概括化”。
个性化与概括化作为典型化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唇齿相依、不可分割的。个性化以概括化为基础，塑造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必须在集中、概括某一类人的特点、以及这种特点所折射出的一般历史条件和普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而概括化又以个性化为准绳，概括化并不是任意拼凑各种生活素材，而是根据对于形象的完整构思及其个性特点来选择、加工和组织这些生活素材。这里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脱离概括化的个性化，为个性化而个性化。如果缺少集中、概括一定生活现象的普遍性的基础，只是从某种主观意念出发，将若干“个性特征”像贴标签一样粘贴在艺术形象身上，那就违背了典型化的基本要求，例如在刻划人物性格的必然需要之外任意添加生理残缺、方言土语、个人癖好、习惯动作等所谓“个性特点”，那就成了“恶劣的个性化”（恩格斯：《致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表现，相反，如果运用得当，它们甚至可能有助于典型化的创造，但是如果它们游离于作品所要表现的普遍生活现象之外，那就不可取了。黑格尔在批评德国的消极浪漫主义者霍夫曼、克莱伊斯特等人时指出，他们的作品所刻意表现的魔术、磁性催眠术、“通天眼”、睡行症等不可知的力量只是精神病的表现，“总之，为着要造成冲突或是要引起兴趣，而就用精神病来代替健全的性格，这种办法总是永远不能成功的。”（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1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二是用概括化取代个性化，导致个性化的丧失。如果在创作过程中只是将个性看成普遍生活现象的从属物或附加物，看成是外在于普遍性、共同性的东西，将人物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致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0页。），那就势必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总之，一旦将个性化与概括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就既破坏了个性化，又无助于概括化，最终势必导致典型化的失败。
因此，典型化就是运用个性化与概括化相统一的方法创造典型形象的过程，而这样创造出来的典型形象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完美统一，这就是恩格斯所肯定的：“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3页。）这里恩格斯提到的黑格尔所说的“这个”，就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专门加以论述的，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在一切感性确定性里，如我们所看见的，真正讲来，只得到这样的经验：即这一个是一个共相。”他进一步举例说，如果我们说“这时是中午”，但转眼一过，“这时”已是晚上，可见我们所说的“这时”是一个“包含着无数这时的这时”，因此“这时是一个共相”；又如果我们说“这里是一棵树”，但转身一看，“这里”已变成了一幢房子，可见我们所说的“这里”是“通过诸多个这里，成为一个普遍的这里的运动”，因此“这里”也是一个共相。所以黑格尔指出，由“这时”、“这里”所构成的“这一个”，自然也是“属于本身是共相或具有普遍性的范围”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71－7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黑格尔通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人们所说的“这一个”或“这个”，乃是个性与共性、殊相与共相、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只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分析了“这个”的辩证法内涵，并没有从艺术的角度来加以研究，而在他的《美学》一书中，则从艺术典型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高度赞扬了荷马史诗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如阿伽门农、赫克托尔等，认为他们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0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这里所谓“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是说的个性；而所谓“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则是说的共性；而他反对将人物形象变成“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就是前面我们所指出的那种将个性化与概括化对立起来，将人物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毛病。可见黑格尔所赞赏的艺术典型，仍然是个性与共性完美统一的“这个”。古今中外，凡是塑造得成功的典型形象，可以说都是个性与共性完美统一的“这个”。
为上述个性化与概括化相统一的原则所统摄，典型化主要通过以下几条具体途径得以实现。
其一，典型人物的塑造。如果说文学中的典型形象包括典型情节、典型细节、典型场面和典型环境的话，那么，典型人物就是其中的灵魂、中心和“眼”，其他形象都是为塑造典型人物服务的。因此黑格尔将艺术美的创造最终归结为人物性格的塑造，而在这一问题上，他正是将人物性格视为艺术形象的“眼睛”而予以高度重视的。他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在他看来，只有人，才称得上是这种“眼睛”，才称得上有灵魂：“只有受到生气灌注的东西，即心灵的生命，才有自由的无限性”。因此，“艺术把它的每一个形象都化成千眼的阿顾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怪物），通过这千眼，内在的灵魂和心灵性在形象的每一点上都可以看得出。不但是身体的形状、面容、姿态和姿势，就是行动和事迹，语言和声音以及它们在不同生活情况中的千变万化，全都要由艺术化成眼睛，人们从这眼睛里就可以认识到内在的无限的自由的心灵。”（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97－19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这也就是说，艺术中的情节、事件、细节、场面、环境的规定性，都要通过人物性格表现出来。文学的典型化亦然。它的头等大事就是必须塑造出那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的人物形象来，如果说这一人物形象称得上“典型”的话，那么他必须集个性与共性于一身，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随处可见的，总之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赞同0|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