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3-01
阿长是鲁迅童年生活中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曾几次被鲁迅写入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但对她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而且通过几件互不关联的事情描绘了她的性格。在《狗·猫·鼠》里已先写了她踏死“我”心爱的隐鼠。到《阿长与〈山海经〉》，又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来写她。开头写她“喜欢切切察察”，低声絮说什么时“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对“我”管得很严，拔一株草都说是顽皮，动不动就要告诉家长。夏天睡觉又在床上写“大”字，挤得“我”没有翻身的余地。这些真切生动的细节描写，都带着明显的贬义。接着写她元旦清早给“我”的磨难。这些“古怪的仪式”虽然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因“烦琐之至”“非常麻烦”，使“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再来，写她讲“长毛”的故事，更进一层地写她缺点。当“我”以为她长得很丑，倘若“长毛”来，一定最安全了，她却反驳道：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些话表现了十足的愚昧和阿Q精神。“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虽然是写“我”童年的感想，但更是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到这里，作者才掉转笔锋写买《山海经》——也就是这篇散文要着重写的一件事。“我”念念不忘，渴望得到绘图的《山海经》。可是，谁都“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只有阿长，虽然她根本不知道《山海经》是什么，“我”原也认为对她说也无益，所以向来没有同她说过。但她却自己主动来问，并且在她告假回来时，一见面就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件事，充分表现了她对孩子的心思观察得多么细致，对孩子的愿望是那么体贴，为了满足孩子的正当愿望又是那样认真、郑重其事。以至“我”惊喜、激动得“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于是，“我”对她有了新的看法：“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透过天真的儿童心理，对她身上美好的质素的赞扬是何等热烈和真挚!作为一个连真正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的下层劳动者，她善良、真诚、热爱和关心孩子。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是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与其说是她的过错，不如说是她的不幸。前面所说的作者的讽刺和批判，既是对她身上的消极、落后的东西，也是对着造成这些消极、落后东西的统治思想和社会制度。《阿长与〈山海经〉》等文这样写阿长，使我想起中国史传文学中“不虚美”“不隐恶”的主张。我认为，这既是一种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相通的。《朝花夕拾》不是史传文学，但作为写真人实事的散文，这样来写人物，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且，对于文学创作中，描写较为复杂的性格，避免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也是有益的经验。 （节选自潘旭澜《〈朝花夕拾〉的艺术》，《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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