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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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对三一八惨案的描述是“野蛮且惊人”，鲁迅则将其视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如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多家媒体如《语丝》、《国民新报》等也加入声讨行列，邵飘萍的《京报》深度报道惨案实情。在北京圆明园附近的“三·一八烈士墓”，为纪念牺牲的烈士，建有石碑和墓园，其中“三·一八烈士公墓”和“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分别纪念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等烈士，他们曾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在鲁迅中学校园内，建有“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以纪念女师大遇难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纪念碑”，而北大和清华大学的校园内也设有纪念碑，纪念魏士毅、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韦杰三、唐耀昆、谢戡等烈士。周作人和鲁迅在三一八事件中的反应不同，鲁迅立即转向批判，而周作人在起初是平静的，后来才发表对死者的哀悼和反思。

鲁迅在惨案发生后，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转而关注时政，他的文章尖锐地批判了政府的谎言，如“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呼吁“真的猛士”直面残酷现实。相比之下，周作人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中，尽管对政府持有悲观看法，但仍保持了冷静和反思，他的文字带有更多的讽喻，如“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两人对于女子在事件中的表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她们的勇敢坚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三一八事件后，周作人和鲁迅虽然都对中国女子的勇气表示赞赏，但鲁迅的观点更为激进，认为她们的牺牲对未来具有深远意义，而周作人的看法则较为温和，强调女子的勇敢超越了男子。在《泽泻集》的编选中，周作人通过收录不同风格的文章，展现了他心中的“绅士鬼”和“流氓鬼”，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和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