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说明乘数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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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宽松是一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提高货币供应，可视之为“无中生有”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其操作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证券等，使银行在央行开设的结算户口内的资金增加，为银行体系注入新的流通性。　“量化宽松”中的“量化”指将会创造指定金额的货币，而“宽松”则指减低银行的资金压力。中央银行利用凭空创造出来的钱在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借钱给接受存款机构、从银行购买资产等。这些都有助降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和降低银行同业隔夜利率，银行从而坐拥大量只能赚取极低利息的资产，央行期望银行会因此较愿意提供贷款以赚取回报，以纾缓市场的资金压力。    美联储抛出第二次量化宽松当银根已经松动，或购买的资产将随着通胀而贬值（如国库债券）时，量化宽松会使货币倾向贬值。由于量化宽松有可能增加货币贬值的风险，政府通常在通货紧缩时推出量化宽松的措施。而持续的量化宽松则会增加通胀的风险。 在部分准备制下，银行保持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其余的资金可作贷款之用。从量化宽松的过程中增加的存款，银行可通过借贷，再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应，即存款倍数效应（deposit multiplication）。例如，假设存款准备金的要求是10%，量化宽松每创造$10,000，可产生的最终货币供应为$100,000。 　　量化宽松向本土银行同业市场提供充足流动资金，大大降低借贷成本，最终期望所有借款人都能受惠，以支持整体经济运作。一般来说，量化宽松可支持整体经济，并“有助纾缓或遏抑经济逆转的影响。” 　　虽然被形容为“开机印钞票”，但量化宽松通常只是调整电脑帐目。一个国家要实行量化宽松，必须对其货币有控制权；所以，举例，欧元区个别国家不能单方面推出量化宽松政策。 央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放松银根：改变货币价格（即利率）或改变货币数量。多年以来，正统的货币政策一直以前一个政策杠杆为中心。然而，随着通胀率回落、短期名义利率逼近零点，从原则上说，央行可以后一种方式、即数量杠杆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是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如果经济处于通缩状态，那么即使名义利率为零，实际利率也会保持正值。2000年日本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此－－名义利率已降至零点，但在实际利率为正值的情况下，低迷的货币需求仍不足以令货币政策发挥效力。这就是过去所说的“流动性陷阱”。 　　央行放松银根的非常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央行可以通过与外界沟通或量化宽松等方式，培养短期利率将长期保持低位的预期。事实上，2001年3月－2006年3月，日本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再如，2003年8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公报中称“适应性政策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也是此类放松银根承诺的事例。第二，央行可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以左右通胀预期。第三，央行可以改变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如果投资者将不同资产视为非完全替代品，央行买进特定资产的操作就会对资产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就此而言，最好的例子就是长期美国国债。从理论上说，美联储可以大规模买进美国国债，以抑制收益率上升；日本央行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就曾进行这种操作。上述三种量化宽松的方式虽然概念不同，但在操作上可以相互替代。业内人士指出，这一在当前几乎普及全球的非常规政策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通货紧缩预期的恶化，但对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或将给后期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风险。 　　第一种情况，如果量化宽松政策能成功生效，增加信贷供应，避免通货紧缩，经济恢复健康增长，那么一般而言股票将跑赢债券。 　　第二种情况，假如量化宽松政策施行过当，导致货币供应过多，通货膨胀重现，那么黄金、商品及房地产等实质资产可能将表现较佳。 　　第三种情况，如果量化宽松政策未能产生效果，经济陷入通缩，那么传统式的政府债券以及其他固定收益类工具将较为吸引。 　　量化宽松极有可能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央行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不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但是，一旦经济出现恢复，货币乘数可能很快上升，已经向经济体系注入的流动性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将直线飙升，流动性过剩在短期内就将构成大问题。 　　量化宽松政策，不仅降低了银行的借货成本，也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借货成本。现在全球同此凉热，各国政府都在实行超低利率，其本意是希望经济迅速复苏。但结果事与愿违，那些本该进入实体经济的量化宽松货币，在有些国家却流入了股市，比如美国，在经济基本面根本没有利好的情况下，股市却扶摇直上，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一度冲破11000点，10月18日创下11143.69的高点。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减少对外需的依赖性，扩大内需特别是对消费内需和对服务业发展的特别强调，即是应对中国汇率问题采用的中医方法，不能依靠单独的一项措施来发挥特别大的作用。他认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从全球角度来讲则不一定是优化选择，可能会产生其他副作用。他还表示，宏观经济上保持平衡，但不可能完全杜绝利差汇率带来的套利投机。 　　周小川说，应对中国汇率问题有中西医之分，西医治病有理论和实证的基础，吃药很快就会见效；而中医药效会慢一些。减少对外需的依赖性，扩大内需，特别是对消费内需和服务业发展，表明有点像中药，是好几味药。 　　他认为，解决贸易项目不平衡的问题，其中汇率是一项重要政策；扩大内需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扩大内需需要解决劳工工资的提升和能源资源价格进一步反映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的问题。随着环境成本真实化，制造业真实成本也反映出来；还有就是对于出口退税等政策的把握问题。过去中国在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时候，重视出口退税的调整，后来发现有不少副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和国际上公平的原则有冲突。 　　周小川称，用中医比喻有三层意思，一是激进还是渐进，二是关于在反馈基础上的动态调整和试错，三是不依靠单独的一项措施来发挥特别大的作用。 　　对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周小川说，中国人民银行在多种国际场合已与美联储进行了多种沟通。 　　周小川说，新一轮量化宽松对创造美国就业和保持美国本土低通胀有好处。如果说美国经济复苏较弱，失业率相对高且通胀率水平较低，从这种目标出发，在美国政策利率很低的情况下，采用适量宽松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美元是一种国际性货币，是储备货币，其不仅有储备目的，全球相当多的大宗商品交易都用美元，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交易也使用美元。因此，一项政策对于美国本土也许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但从全球角度来讲则不一定是优化选择，可能会产生其他副作用。 　　他强调，中国目前外汇体制对资本项目有管理，不正常资本项目的流入要么进不来，要么绕道而行。在绕道的过程中有管理措施控制。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在总量上进行对冲，如果短期的投资性资金进来的话，将其放到池子里而不进入整个实体经济，等其撤退的时候让其从池子里流出，这在宏观上可以减少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这还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资本进来了又出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会找到了机会，比如说利率差别，货币汇率的运动等，这就有可能有投机性的收益。”周小川说，对于这个问题，一方要面看到总量控制的重要性，一方面还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套利的机会，总是会有人去做这些事情，这几乎是防不胜防。 　　周小川强调，宏观经济上保持平衡，尽量防止通过套利等机会来投机，但这不可能完全杜绝。综合来看，美国量化宽松的政策对全球的影响需从多种角度来看。 例子：当以减息来增加货币供应行不通的时候，央行便可能推出量化宽松措施；通常在利率接近零的时候出现。其中，日本银行于2000年代初期实行量化宽松以对付通缩。针对2007年开始的环球金融危机，美国联邦储备的伯南克以量化宽松手段应付。英国也同样以量化宽松作为金融政策以减低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11月美国也采用量化宽松措施以刺激本国经济。 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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