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称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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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赞誉。

“史家之绝唱”是从史学的方面对《史记》进行评价：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时间 上讲，它记述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三千年的 历史演变。从地域上讲，它不仅记载了中原王朝的政治风云，而且首创民族史传，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更为可贵的是《史记》还放眼世界，记述了朝鲜及大宛、乌利、康居、大月氏等中亚各国的社会形态、人情风貌。从人物传记上讲，《史记》除了记述历朝帝王将相外，还包括农民起义者、学者、游侠、刺客、医生、商人、妇女等，覆盖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从内容上讲，《史记》更是包罗万象，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地理、民族、医学、宗教等学科，是一部完整的大百科全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集大成之作。
《史记》字里行间洋溢着进步的历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真实纪录/总结历史发展及经验教训以垂戒后世君臣。这种客观、公正、真实的实录精神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成为撰著历史的最基本要求。《史记》继承了先秦时期唯物主义的传统，确立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

“无韵之离骚”是从文学的方面对《史记》的评价：
首先，《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
其次，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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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史记》的重要性及其价值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