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男人要读王小波，女人要读周国平？

Question

为什么男人要读王小波，女人要读周国平？

Answer 1

大学里曾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王小波的作品以其文采和哲思赢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无论花季还是老年，都能从他的文字中收获智慧和超然。
　　王小波用他短暂的生命给世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有人欣赏他杂文的讥诮反讽，有人享受他小说的天马行空，有人赞扬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独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是对自由的追求。
　　正如他的妻子李银河所说，人们喜欢王小波，首先是喜欢他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自由是一个最美好的词，一个最美好的价值”。
　　王小波用他的生活和写作，去实践这种价值、传播这种价值。他让人们看到，一个自由的人，既可以享受思维的乐趣，拥抱理性与常识，也可以跟随灵魂的舞蹈，在凡俗生活之外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一个自由的人，是最具有判断力的人，同时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人。
　　毋庸置疑，有人对自由怀有偏见，居心叵测地进行了曲解。而这些曲解，经过反复的灌输，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相当多的人认可、接受并传播。从个体心智上说，人们被暗示，自由可能导致放任和堕落；从社会组织上说，人们总是听说，自由与失序、混乱甚至动乱联系在一起。王小波以他的作品，并以他的为人和他的生活，向世人展示了一颗自由的心灵在思考着什么，在感受着什么，在渴望着什么，在给予着什么。在摆脱体制的束缚，获得自由的状态之后，他既没有吸毒，也没有上街，而是沉迷于思想的芬芳，驰骋于想象的旷野，并通过他的文字，将他收获到的美好与我们分享。他让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一个自由的人首先想要的东西是过美好的生活。
　　有人说，王小波只是一个特例，生活不是文学，社会不是空想，纷繁复杂的人类世界更需要法律和秩序。这些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是暗含着很多错误的判断。首先，强调王小波是特例，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既非理性且又缺乏诗意，这显然是一种歧视和偏见。其次，在谈论自由时强调法律和秩序，等于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在此我们要感谢王小波不仅创作了小说，还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通过这些杂文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而自然的追求，而且它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利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秩序。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
　　先制定好法律再给予自由，还是先开放自由再制定法律，这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当人们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权利参与制定法律时，就不会产生出公平的法律来。
　　有人总是自鸣得意地说，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然而王小波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让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句地道的废话。对于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世界而言，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恰是最能体谅他人的人，最具宽容精神的人，最有协调能力的人，因此从来就不会要求绝对的自由。只有专制者才会渴望绝对的自由，这句话应该去说给他们听，而不必烦扰王小波及他的追随者。
　　自由并不是在一条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只能是这条道路本身。因此，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王小波的价值在于，他让我们看到自由的真相：既理性又激情，既现实又浪漫，既精英又平民，既深刻又有趣，自由是多么美好。
　　他是目前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作家，他是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他的作品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荒谬和苦难作出最彻底的反讽刺。他还做了从来没有人想作和做也没才力做到的事，他唾弃中国现代文学那种软，伤感和谄媚的传统，而秉承罗素，伯尔.卡尔维诺他们的批判，思考和想象的精神，同时把这个传统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游戏精神作了一个创造性的衔接。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幻想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表达手法方面，他擅于用江洋恣肆的笔触描绘男欢女爱，言说爱情的动人美丽场景及势不可挡的威力。其成名作《黄金时代》，文学界的评誉甚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辑白桦更说：“《黄金时代》把以前所有写性小说全枪毙了！”
　　他的小说其实一直不大被出版社接受，也是因为文章中的性描写。其实这些文字不如贾平凹等人的小脚文学来的露骨，也不如其它人如莫言写的一样媚俗，只是比较直率罢了。在新时期文学领域中，性禁忌依然存在，这原因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伦理价值等一些更深的层面。
　　抛开以上热点不谈，从没有看到有人用这样的笔法写作。在王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历来文学所谓真实性的规则全都被从容跨越了，他用了不同的修辞方式来写小说，大量的即兴发挥、错位的角色语体，寓庄于谐，寓文雅于粗野。读者可以在其中感受澎湃的想象力。
　　王大多数以第一人称叙事，而这个人总是个生活中不顺心、受委屈的家伙。他幽默机敏，理性清澈，在内心状态和角色地位上最接近游离于主流的个体知识分子，这种性格的叙事者，也有易于辨识的语言风格。王本身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曾是个知识青年（我最佩服的一代），上山下乡过，赴美深造过——他的本职是个名牌大学数学讲师，写这一手好文不输任何敢称大师的人，这种角色在中国文坛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补充一点，王小波的才华不仅如此，他不但数学学得很好，编程也是高手，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无法想象的。有意思的是，和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他编的所有程序都叫wanger1，wanger2。

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致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颗能思想的灵魂。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肉身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两千多年前，罗马军队攻进了希腊的一座城市，他们发现一个老人正蹲在沙地上专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古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很快便死在了军队的剑下，当剑朝他劈来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在他看来，他画在地上的那个图形是比他的生命更加宝贵的。更早的时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视察希腊的另一座城市，遇到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哲学家第欧根尼，便问他：“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在他看来，面对他在阳光下的沉思，亚历山大大帝的赫赫战功显得无足轻重，这两则传为千古美谈的小故事表明了古希腊优秀人物对于灵魂生活的珍爱，他们爱思想胜于爱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把灵魂生活看得比任何外在的事物包括显赫的权势更加高贵。　
　　珍惜内在的精神财富甚于外在的物质财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贤哲的共同特点。英国作家王尔德到美国旅行，入境时，海关官员问他有什么东西要报关，他回答：“除了我的才华，什么也没有。”使他引以自豪的是，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他拥有不能用钱来估量的艺术才华。正是这位骄傲的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告诉我们：“世间再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宝贵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跟它相比。”
　　其实，无需举这些名人的事例，我们不妨稍微留心观察周围的现象。我常常发现，在平庸的背景下，哪怕是一点不起眼的灵魂生活的迹象，也会闪放出一种很动人的光彩。　有一回，我乘车旅行。列车飞驰，车厢里闹哄哄的，旅客们在聊天、打牌、吃零食。一个少女躲在车厢的一角，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书。她读得那么专心，还不时地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好像完全没有听见周围嘈杂的人声。望着她仿佛沐浴在一片光辉中的安静的侧影，我心中充满感动，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也和她一样，不管置身于多么混乱的环境，只要拿起一本好书，就会忘记一切。如今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作家，出过好几本书了，可是我却羡慕这个埋头读书的少女，无限缅怀已经远逝的有着同样纯正追求的我的青春岁月。　每当北京举办世界名画展览时，便有许多默默无闻的青年画家节衣缩食，自筹旅费，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来到首都，在名画前流连忘返。我站在展厅里，望着这一张张热忱仰望的年轻的面孔，心中也会充满感动。我对自己说：有着纯正追求的青春岁月的确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　若干年过去了，我还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列车上那个少女和展厅里的那些青年，揣摩他们现在不知怎样了。据我观察，人在年轻时多半是富于理想的，随着年龄增长就容易变得越来越实际。由于生存斗争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不再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其结果是灵魂日益萎缩和空虚，只剩下了一个世界上忙碌不止的躯体。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暗暗祝愿他们仍然保持着纯正的追求，没有走上这条可悲的路。
　　第一重要的是做人
　　人活在世上，除吃睡之外，不外乎做事情和与人交往，它们构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做事情，包括为谋生需要而做的，即所谓本职业务，也包括出于兴趣、爱好、志向、野心、使命感等等而做的，即所谓事业。与人交往，包括同事、邻里、朋友关系以及一般所谓的公共关系，也包括由性和血缘所联结的爱情、婚姻、家庭等关系。这两者都是人的看得见的行为，并且都有一个是否成功的问题，而其成功与否也都是看得见的。如果你在这两方面都顺利，譬如说，一方面事业兴旺，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婚姻美满，朋友众多，就可以说你在社会上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在别人眼里，你便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如果相反，你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就都会是一个倒霉蛋。这么说来，做事和交人的成功似乎应该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了。
　　然而，在看得见的行为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依我之见。那是比做事和交人更重要的，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做人。当然，实际上做人并不是做事和交人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行为，而是蕴涵在两者之中的，是透过做事和交人体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的生活态度。
　　就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来说，做人主要并不表现于做的什么事和做了多少事，例如是做学问还是做生意，学问或者生意做得多大，而是表现在做事的方式和态度上。一个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生意，无论做得大还是做得小。他做人都可能做得很好，也都可能做得很坏，关键就看他是怎么做事的。学界有些人很贬薄别人下海经商，而因为自己仍在做学问就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势。其实呢，无论商人还是学者中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实在不可一概而论。有些所谓的学者，在学术上没有自己真正的追求和建树，一味赶时髦，抢风头．惟利是图，骨子里比一般商人更是一个币侩。
　　从一个人如何与人交往，尤能见出他的做人。这倒不在于人缘好不好，朋友多不多，各种人际关系是否和睦。人缘好可能是因为性格随和，也可能是因为做人圆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最强调一个“信”字，我认为是对的。待人是否诚实无欺，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个人哪怕朋友遍天下，只要他对其中一个朋友有背信弃义的行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爱朋友，因为一旦他认为必要，他同样会背叛其他的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只能得逞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的大失败。
　　做事和交人是否顺利，包括地位、财产、名声方面的遭际，也包括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遭际，往往受制于外在的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该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当然不应该把非自己所能支配的东西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真正能支配的惟有对这一切外存遭际的态度，简言之，就是如何做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我确实认为，做人比事业和爱情都更重要。不管你存名利场和情场上多么春风得意，如果你做人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在总体上失败了。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和谁一起过日子，而是你自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面对苦难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作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人生的本质决非享乐，而是苦难，是要在无情宇宙的一个小小角落里奏响生命的凯歌。
　　一种西方的哲学教导我们趋乐避苦。一种东方的宗教教导我们摆脱苦与乐的轮回。可是，真正热爱人生的人把痛苦和快乐一齐接受下来。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需乎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