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来华时盛赞徐继畲，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Answer 1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生于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官至福建巡抚。这是一个和众多晋商一样具有长远眼光的人。他的与众不同在于，在鸦片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惊魂未定中，他开始冷静地思考并着手编写《瀛环志略》。这是一本介绍世界地理的科普类书籍，系统地介绍西方各国的风土人情，从此开启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窗户。

其实，徐继畲的文化自觉和当时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来源于鸦片战争后国门訇然洞开后给国人带来的历史屈辱。1837年，已过不惑的徐继畲来到福建任职，面对这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省份，面对着浩瀚海洋外不为人知的新鲜事物，徐继畲也如大清所有的官员一样，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自豪中，没有一点危机感。

然而，仅仅三年后，大清国竟然被从海上远道而来的英国舰队打败。嚣张的英国军队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一路顺利地逼近天津港，而沿线的中国军队竟然毫无防备，战争以满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种民族屈辱，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令这帮官员和知识分子震撼的是：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居然被来自数万里之外的洋人涂炭；曾经纵横中原、所向无敌的女真铁骑，竟然在洋枪火炮面前连连败绩；紫禁城的大殿中，满朝文武都被这从天而降的灾祸所震慑，居然对趾高气扬的洋人的要求无可辩驳，甚至被裹携着割地赔款……

这一切的挫败，是亘古以来中华民族从未经历的。那么，这些被华族称为蛮夷的洋人，到底是怎样练就了跨洋过海、坚船利炮的本领，又为什么因为一个通商问题和大清兵戎相见？

鸦片战争后，大清被迫实行五口通商，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纷纷登上中国口岸。这一年，徐继畲任福建布政使，兼办厦门、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通商事宜。

道光皇帝交待徐继畲一方面要学会与洋人做生意，另一方面也要了解西方，把他们的各种情况搞清楚。徐继畲在反思战争带来的后果时，意识到对西方世界的无知，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要想驱逐敌人，必须全面认识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变化了的世界。

背负着历史使命的徐继畲，暂时把民族的屈辱放下，把心中的愤懑置于一边，与传教士们展开了漫长的访谈式的对话和交流，不断地收集各国资料。

这项工作，他足足做了5年。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瀛环志略》成稿，全书共分10卷，图44幅，介绍了各洲的疆域、种族、人口、生活、风俗等。书中对西方制度与人物的溢美之辞不惜笔墨，尤其称颂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这里不妨抄录如下：“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在那样的时代里，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徐把中国定位于世界一隅的观念；当朝野内外对洋人同仇敌忔时，徐竟然不惜笔墨赞美美国的领袖。

这对那个时代，从未出过国的人来说，思想之超前、眼光之高远，简直是不可思议、惊世骇俗！

在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上，道光皇帝茶饭不思，反省的结论是“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愧之恨”。朝野上下的公论无非是“奸臣误国”，“忠良蒙难”，都把矛头指向在战争中接替林则徐的琦善，根本无人想到是自身制度的落后。

总而言之，皇帝无过，罪在万方，尤其是用人不当，没有人思及制度之优劣。

徐继畲与魏源等人的认识不同在于，他放眼世界，全面对比，对封建专制和皇权独大的弊端进行审视。更让人为徐继畲担心的，以当时清廷专制之登峰造极，制度理念之僵化老旧，身为朝廷命官的他竟然敢于宣传和赞美外国制度。

他的这种作为，分明是在向世人宣布，在大清国的天朝之外，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之外，还有更先进的制度。

在他的潜意识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虽属原创，却与中国“三代”政治中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不谋而合，西方民主制度之内涵大有“符合孔子遗意”。

华盛顿那种不为自己私心所惑，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士子难以逾越的道德屏障。这种现实版的集政治、精神与道德于一体的领袖，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上古时代三皇五帝的传说中才得以一见的楷模，而现在远在西方的华盛顿的表现，足以令大清那些浸润孔孟之道、满嘴道德文章，台前台后两副面孔的“假道学”们汗颜脸红。

这种担心不久就成为现实。

徐继畲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热情赞誉以及他提倡的缓和外交策略，遭到在朝官员的不满甚至愤懑，弹劾他“大张夷情”的奏折接二连三地送到了咸丰帝面前。

徐继畲被迫去职返乡。

之后，虽然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清朝洋务运动的进程，徐继畲处境有所好转，并且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也即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首任校长，但终不得志。

没有想到的是，居然在1873年，同治帝恩准其重赴“鹿鸣宴”，并加赏头品顶戴。之不久，徐继畲即病逝。

这个待遇对他来说，到底是对个人政绩的肯定还是对制度的反思呢？这对他已经不重要了。而之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知识分子关于“中学”与“西学”的争辩，已经不可阻挡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