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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形成发展的两大主题“冲突”与“融合”
2005-4-26 阅读6154次 本站网友 常丕军 发表 常丕军专栏 【字体：大 中 小】 上一篇<<>>下一篇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历史的分期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中，近代社会的变迁只有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与此联系的生活、风俗相对比，才能得到认知和说明，近代文化的状貌也只有同传统文化相对比才能得到真切的认知。为了勾勒出近代文化嬗变的脉络，我们先对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做一个简述。

一

中国古代几千年，人们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成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从先秦儒、道、 墨、法等诸子百家到汉代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使这一伦理——政治型文化体系越来越成熟，这种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价值趋向就是注重伦理道德，追求社会的安定和人际的和谐，注重心理感情的安逸，注重内在超越的精神价值。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伴随着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政治等级制度，维系着传统社会生活得以平稳缓慢地运行。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归结起来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天道的观念，儒家信天，言天，天即是指自然界的天，又是指主宰人世之天。这个天不象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它在冥冥之中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

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天的意志为天命，儒家讲，人道和天道是相通的，为人道可以参天，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王者要观天道而行事。显然这种人格化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下，儒家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皇帝的权威，皇帝的另一个名字叫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为天子受命与天。因此，圣旨诏书的开头语，常是“奉天承运”。这样，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皇帝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为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道的观念根深蒂固像山一样压在中国人的心头，如此的沉重而无法解脱。第二，大一统的思想。儒家认为，“春秋”中国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是天经地意不可违背的事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大一统的理论，反对和制止了许多可能出现的动乱和分裂，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凝聚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大一统的理论总是在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排斥了许多不应该排斥的事物，并由此在某些方面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第三，纲常伦理，这是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自西汉以来成为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它强调人应当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而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承认人与人的不平等，正是在承认不平等的前提下儒家提出了调整人际关系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叫做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家族取向很深的社会之上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家族的扩大。于是儒家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忠孝合一，家国合一，道德教化的政治思想。在儒家看来，既然国家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人伦关系之上的，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能依靠武力，而要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靠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谓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对个人人格的要求之上的，对政治事物的关心和参与也就只限于圣君贤相，或士大夫阶层。而一般的民众只能期盼“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理想境界出现。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儒家的道德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实现，圣君不多，昏君暴君却比比皆是。所以说儒家的道德政治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两种文化，这种不同不仅仅由于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不同，更由于两者还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上的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农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一种高势能文化，它传入中国后必将对封建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巨大的冲击，最终的结果是动摇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根基。因此，当西方文化传播进中国后，必然要引起封建势力的顽强抵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从封建的伦理纲常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出发，是很难接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的。正如近代思想家严复在分析中西文化之异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洲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为天数，而西人持人力。”由此可见，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全方位的。因此，自明末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一天也不曾停止过。而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入变得更加激烈 。譬如人所熟知的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修铁路之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派遣留学生之争，以及再后来的剪辫易服之争等等，都惊动了朝野上下，红墙内外。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大规模的、深刻的、全方位冲突的总爆发。

三

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对应的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也贯穿近代社会始终。如果文化冲突是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后所发生的排斥现象的话，那么文化的融合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整合。发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融合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主体在保持其基本民族形式和某些民族精神的前提下，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整合。例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的思想，严复主张“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孙中山则强调说“发扬吾国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其与诸民族并驱与世界”。这些都是近代思想者对文化融合重要性的基本看法。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抵触到认识到学习再到主动吸收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19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接着冯 桂芬在《校宾庐抗议》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到洋务运动中，则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在对三纲五常、封建君主制度以及正统儒学决不触动的前提下， 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用中学来包融西学。由此可见，在洋务运动以前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是不得以而为之。文化的融合是低层次的，内容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随着对西学的介绍和西书的翻译的日渐增多，从洋务派中蜕化出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把“洋务”从原来狭小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张效仿。在此基础上，19世纪末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的启蒙思想家们终于振臂崛起，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他们把西方进化论、民权论及各种政治社会学说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广泛地介绍传播。积极地开拓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张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文化设施、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良和改革。戊戌变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标志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由被动完全转为主动，标志着对西方事物的整合，已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了。在以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西文化的融合又深入到了人们的心理层面。

总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文化的应战与选择，一直伴随着近代文化形成的始终。其中，“冲突”与“融合”，是近代文化演进中的两大主题。冲突与融合的种种表现，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世界文化史上即具有一般规律、又极富典型意义的文化特例。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
By 御风 发表于 2007-1-18 15:26:03

中西方文化在其各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带有本民族的精神烙印。把传统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与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进行融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对于调节改造中国文化,建设面向未来、符合全人类发展前进方向的中国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西方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和探讨,对其差异优劣有一比较客观平实的评价,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合理部分, 促进中西方文化积极因素的有机结合。探索中西文化的建设性融合方式，其前提在于了解这两种文化的具体特点，并通过比较把握其精义，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宗教、伦理、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的观念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西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这种差异自西方黑格尔哲学体系形成以后愈趋明显，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立体型，向前看时往往还要顾后，看到胜利时还会回头看看失败，试图从失败中寻找出一些教训来，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此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再观西方人却是一向勇往直前，不但不顾后面，连前面有多少障碍都很少顾及，所以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线型的，表层的。而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绝非地域差异和人种不同，是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灵魂深处有其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因为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进而导致文化不同，从而决定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传统上比较重直觉的感悟，相对轻理性思维，而西方重理性思维，相对轻直觉感悟———归纳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大致是一种伦理型的，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性的或者是理智性的。

(二) 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是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相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文化主要是从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人是自然界一部分的立场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即“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中包含不少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但主要方面不是提倡认识自然的本质和客观规律,而是体验人与自然界万物的息息相通,和谐交融。从“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中发展出中国式的“自然意识”,这里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界的自然,更是因其自然、顺乎自然的思维习惯,同时也是富有诗意的人生态度。

西方文化则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西方文化也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看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但西方文化认为自人类出现以后,就与自然分为两极,因此主要从人与自然对立的立场来关照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主体,把自然世界看成是客体,提倡认识自然世界的本来面貌、客观本质与发展规律,并改造、征服自然,从而发展出科学理性精神。

(三) 家庭观念的不同

家族是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是中西文化特征的重要差异之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家是中国人心中生活的宇宙,具有超长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人的姓氏,先是宗姓,其次是辈分,再次是自己的名字。这里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非个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离家便是“游子”,便少了生活的根基和心理平衡。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时至今日,客居他乡之人,思乡情节依然异常浓厚,还寄望落叶归根。从家族本位出发,中国文化强调群体和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在集体中一人取得成就被视为集体成就,集体感到光荣。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强，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在脑中根深蒂固，父母、子女始终一家人。哪怕成家立业，另设门户，和父母仍不分彼此，把赡养父母，侍奉父母，看作自己应尽的责任。

而西方文化中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注重人的人格和尊严。其个人本位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的家庭组织相对较小,家庭结构松散得多,家的意识相对淡泊,个体意识极强。西方人的姓氏,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自己。西方人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帮助他人,甚至认为主动帮助别人是干涉别人的私事,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的无能,父母以子女脱离家庭独立生活为荣,而无子女成人离家的失落感;子女帮父母干活,领取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长幼,人人平等,各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西方人的父母对子女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而不是要求绝对服从。西方人子女一到成年，就会离巢而飞，父母不再抚养他们；而子女一旦独立，对父母家的事，也不再理会，更休想赡养父母或几代同堂了。

（三）生活方式的不同

中国人认为,人生的真谛在于享受淳朴悠闲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各种关系的和睦,陶醉于这样一种人生理想之中,十分地实在,这使得中国人对世俗生活呈现出温和、内倾的特点。西方人同样追求享乐,但他们的功利意识非常浓厚,人们努力追逐物质财富,改造和征服自然,从而刺激了西方人工作、获取和创造的积极性。简单而言,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静一动。

二、差异的形成

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又是文化孕育和滋养的产儿,各民族因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及民族存在和发展永恒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某个民族在一定区域内居住、劳动和生活,同时也就创造了相应的文化,与这个民族以及相应文化相联系的有关自然地理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环境。一般说来,文化的差异最初都是来自于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差异,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发展的最初方向。三面高原一面海的相对闭塞的地域特点,使得古代中国文化基本上与外隔绝,但这同时也为农业文明的发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同时,大河大陆性环境及其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中国人赞成尽物之性、顺物之情,把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农业社会的稳定,家人亲友的长期聚居,使得中国人自古将惜别看得非常重,这让中华民族在思想情感上表现为喜一不喜多、喜同不喜异、喜静不喜动、喜稳不喜变。而西方文化的活水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其所处的海洋环境培养了西方民族原始的冒险外倾的民族性格。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力量与海洋比较起来显得很渺小和脆弱,但是人类依靠自身所具有的勇敢、刚毅、伟大斗争精神征服了大海,因而人类的气魄比海洋更伟大,这一切也都塑造了西方民族开放、勇敢的性格。因此,从整个古代社会和文化现象看,西方都是以个人为起点,向外开拓,不断地自我追求、自我拓展,同时也自我革新。而中国因封闭式、自我满足式的农业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对乡土的眷念,对安谧生活的向往。

2.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主要指由制度、政策、法规等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总和。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战乱不止,动荡不息,但超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宗法伦理观念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生存。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使得老百姓产生了喜静厌动以及重乡土、重血缘的社会心理,而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又限制了中国人的外出探求行为,孔子就曾指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西方民族由于山地面积大而平原面积有限,他们只能通过海上贸易换回自己所需的粮食等日用必需品,海上商贸成为了西方人重要的经济活动,这促进了西方人进取冒险民族性格的形成。而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民主观念、法治意识成为了社会全体成员所达成的共识,他们认为人人能力相等,地位平等,行为自由,人与人之间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性格。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国民的精神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形成了开放、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三、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上各个国家联系的日益密切，文化交流的频繁，中西方文化日益的融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人道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的价值观，注重道德修养，强调人与人的关系的互补、忠诚、献身、责任和义务的崇高品德，并提倡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强调个人与组织统一的伦理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无疑是对现代西方社会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弥补。处在当今世界文化趋向融合的时代，现代西方人正在努力学习我们的文化，把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纳入他们的文化之中，丰富本来就已经很厚实的西方文明。

在对社会的责任方面，当今世界开始进入全球化,物质财富涌流,科技知识爆炸。但天下并不太平,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类生存面临极大威胁,安乐者死,忧患者生。我们仍需发扬忧患意识,承担历史使命,关注人类命运,促进人类大同之实现。西方文化中关于拯救和博爱的道德意识在文化深层次中维系着西方社会的生活秩序和人际关系,加强着人们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和共存感。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群体存在及发展所必须的个人责任感和义务提供了道德保障。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使人们惟利是图,人情冷漠,互不关心,甚至相互欺骗倾轧,社会矛盾尖锐,贫富不均严重。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拯救和博爱精神在协调、沟通、融洽人际感情方面,就愈显出其巨大存在价值,对群体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之形成,乃至于合理的国际秩序之建立,也将发挥积极有效作用。中国人也正在经历现代化、商业化漫漫洪流的冲击考验。扬弃现代化、商业化所带来的弊病、缺陷,重建道德理想,提升人生价值,使忧患意识、仁道精神与拯救意识、博爱精神互相提携,互相促进,形成有利于人类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未来新文化。

一个国家要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必须形成核心竞争力。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倡导和谐、谦让、关心他人、关心集体,也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中华民族的美德和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紧密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形成稳定社会、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