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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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江晓原采访
江晓原沉浸于性学领域的跨文本写作已有将近30年，既有在国际著名汉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本，也有在时尚杂志上发表的大众阅读文本。经由他本人的编撰，遴选出的23篇不同时期的文章结集为《性学五章》，于日前出版。
上世纪80年代，江晓原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研究所院子里清一色的男生，年长的师兄们喜欢讲述自己文革落难时下层社会见闻的性风俗和性趣事，也讲自己的性经验，而经历简单的师弟们也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势参加讨论。性的寂寞与煎熬，通过这类讨论聊以排遣。
江晓原想把同学间性的漫谈推进到学术的层面，而作为好古成癖之人，方向自然也清晰明了性的文化史。1986年，他的论文《中国十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发表，这也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后，他的或学术或大众的性学文章与著作不断写就，这位科学史博士也成了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目前他是该学会的常务理事，也是上海市性教育协会的副会长。
在自己的著作里，江晓原最得意的有两本，一本是写于1990年的《天学真原》，讨论天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是他本行的成名作;另一本就是《性张力下的中国人》，这一本不仅在性学领域颇有影响力，也得到了众多盗版书商的青睐。
日报：《性学五章》是过往文章的结集，它对当下读者的意义?
江晓原：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我都放在了自己的博客里，从留言来看，一直有人在读。我基本上不讨论临床问题，讨论的大部分都与文化、历史有关。这样的话题时效性不强，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会有人阅读，因为文章讨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日报：在整理编撰这本书的过程中，你是否也如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的序言中所说，有时间停滞之感?是否能体现出你的性学研究的诉求，即通过对历史与文化的回顾和分析，来解释和解决当下人们的性问题?
江晓原：这种诉求在我这里基本没有。这涉及到我最初进入这一行时的状态，这一行最初大多依托于医学界，我最初是玩票，从来不给自己使命感，即所谓的解决当下问题。我之所以把古代和现代连接起来，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我认为指出古今的相似之处，更能说明问题，更容易理解古代的情况。反过来，古代的例证对于当下也有参考意义，有些问题古人也有，他们也有一些应对和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是不是今天也可以用?未必不可以。
有些性学家会把那些方法直接说出来。比如李银河、潘绥铭，他们提出的一些诉求，尽管现在政策不会接受，但并不禁止他们说。我提供古代的例证，表明他们的观点其实在古代的一些地方官那里恰恰就是那样实行的。
日报：你提出了性张力这样一个概念，认为性张力不可能变成零，不同时期张弛度不一样。当代与历史时期比较，处于怎样的状态?
江晓原：现在显然还没有达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开放的程度。这一点我多次讲过，比如唐代，绝对比现在开放，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中能找到不少例子，这些例子体现出的开放程度，是我们当代人不能想象的。
禁锢发端于南宋，后来张力就变得强了。两端拉得越开，张力越大，两端越靠近，张力越小。明清时，讲礼教的这端势力大起来，张力就变得比较紧。在唐代，这条橡皮筋很松。尽管提供张力的思想资源
礼教的最基本思想观念在先秦的《礼记》中已经有了。
性张力的概念其实特简单，一端就是纵欲，另一端就是禁欲。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两端中间，跑到纵欲的极端，就是病态，到禁欲的极端，大家也不甘心，只能活在当中。
现代人的性张力还是很厉害，现在很多心理医生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古代没有这一职业，古人有了类似困扰，找方外之人，比如和尚、道士，他们负责解决这类问题。在西方，可以找教士，还可以找星占学家。
现在更开放了，社交更方便，为什么反而有更多困扰?而且比古人更困扰?这直接从性学角度解释也有困难，我倾向于从哲学的视角解释。越是现代社会，人的疏离感越强烈。在我们能看到的文字里，孤独感、疏离感，起码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是很少看到的。现代人常常觉得人与人没有办法沟通，就算睡在一张床上也不行，这个问题古人很少表达，我倾向于认为它非常少。
日报：这种孤单感和疏离感是现代化的产物?
江晓原：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曾经表达的问题，在我们身上也都出现了。这些问题，如果归纳为性张力，有不能涵盖之处。人际关系里最复杂的就是与性有关的那些。现代化的结果导致很多人社交能力下降，互联网包括现在的移动互联网，让人们的社交能力进一步下降。通过新型社交工具进行的人际交往，与能给人们带来心理满足的社交是有差异的。
年轻白领靠父母帮忙找对象，这种景观的出现是非常荒诞的。
日报：现在诸如小三等话题很容易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其中是否有太多排斥、愤慨甚至恐慌情绪?
江晓原：我倒觉得，在这类问题上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宽容。其实没有什么恐慌，它不断地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被讨论，本身就说明禁忌成分越来越弱，大家越来越宽容，人们已经开始把小三这个词当做典故，用来比喻其他一些事物，说明这个词汇被接受的程度提高了很多。
这种宽容与西方发达社会的总体情况是一样的。有人让我想象未来的婚姻制度，我说其实非常简单，有非常简单的办法解决所有与婚姻相关的难题将来法律可以保护多种婚姻形式。如果包括一夫一妻在内的多种婚姻形式都得到保护，不就没事了么?还有一位德国学者曾经提出，婚姻为什么必须是终身的呢?可以合同制，先签上五年合同，到时可以续签，也可以结束。这也是一种思路。
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基督教文明成为世界的强势文明，这有偶然性。它把这一制度推广给全世界，但你不能保证永远这样。其实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社会，人们也用其他一些方式来解决和补偿一夫一妻制的问题。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个观念问题，很多事情，你把它当回事它就是回事，你不把他当回事他就不是回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念上得到解放，这个问题自然就没有了。我并不主张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和推进这一过程，我觉得什么也不要做，听其自然就行了。
日报：今年有同志社团通过媒体发声，希望推动同性婚姻立法，但我觉得可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相关议题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讨论。
江晓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某种合法性和话语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性学五章》里有一篇《三城记》，柏林、巴黎、伦敦这三个城市的那20年，恰好是变化最剧烈的时段。这些国家在同性恋问题上都是逐渐宽容的，都有个过程，确实也有一些群体一直在努力，但这是民间自发的，政府最早是要镇压的，后来是不作为，再后来，民间的努力成效越来越大，观念深入人心，大家都比较宽容了，法律法规有所修订也就顺理成章了。
日报：你怎么看一些官员等公众人物陷入性道德困境?
江晓原：作为官员、公众人物，私生活天然地要被公众侵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就不要做高官或著名公众人物。人们对你的私生活要求更高，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让我想起一件前朝旧事。袁枚有同性恋倾向，有一次他的上司就这个事情找他谈话，袁枚就写了一封信与上司辩论。他说，我作为你的属下，在本职工作上无懈可击，那个事情是我的私事，我太太没意见，我的那些妾也没意见，你就不用操心了。袁枚的观念很现代，他希望把私生活和履行公共职责的部分分开来。但其实他的上司也可以为自己辩解：作为官员，对你的私生活的要求比一般人要高，即使你太太没有意见，公众呢?我作为你的上司有意见呢?
但其实公众有时也是非常宽容的，比如克林顿，当年还是有很多人同情他，在莱温斯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很多好莱坞女明星上街支持他，她们认为克林顿总统的职责履行得不错，揪住他的私生活不放干什么呢?况且调查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有必要么?克林顿现在的名声也并不坏，很多人很喜欢他。还有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意大利公众对他的宽容度其实很高。当然，每个民族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文化里，在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宽容度都是不一样的。
中国性学会筹备了十年，1994年才被批准正式成立，此前以筹委会的形式活动了十年。活动受到的宽容程度在十年里的变化非常大。我在相关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举办一个展览时，因为一幅男女拥抱的画，领导就觉得有问题。而在后来的一次展览中，连G点都可以讨论了。
另一个例子，《性张力下的中国人》1995年准备出版时，我把全部插图都提供给出版社了，据说当时上级审查书稿的是个有些年纪的女同志，她居然没有要求把插图拿掉。但当时出版社有顾虑，还是要求拿掉。到了第二版，插图就恢复了。
日报：性的开放程度往往被认为与政权集权化之间有密切关系?
江晓原：表面上看上去二者有同构的倾向，在中国，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强化，对礼教的鼓吹也更多，看起来差不多同步。但是实际上，这个同步是否成立，也不是没有商榷余地。主要是西方的一些汉学家和中国社会的观察者建构了这样一个同步的公式，试图用这个公式来衡量今天的中国社会。他们认为这两方面是同步的，所以某一天，在媒体上看到我们在性方面开放了，就认为这是政治开放的一个信号，或者看到保守言论出现，又认为政治要趋于保守的先兆。这些观点其实都是很难成立的。
日报：中国史料与西方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如何有良性互动?
江晓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西方的时髦理论拿过来用可以，但这些理论本身也是建构的，
完全可以用中国的史料改变理论。所以我提出中国和西方的理论及史料可以互为石玉。中国的史料对于西方而言也是他山之石。性学本身人为建构的特质很明显，西方的理论可能可以用来分析和解释西方的现象，不等于在中国就管用。
你说的互动，不是一种单向的东西，一边在理论的高度，一边是应用的田地，不是这样，完全可以反过来做。只不过中国学者的语言障碍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问题，如果我们有更多林语堂那样双语精深的学者，情况就会好很多。性学本身面向比较宽，讨论性心理、性社会、性文化，范围非常广，对语言的要求成倍增加。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原文标题：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