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的产生有什么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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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缘情”是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此语出于西晋陆机《文赋》。《文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专门谈创作的理论作品。其中，在谈到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这一问题上，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为，诗歌因情而生，所以要求文词美丽，赋是铺写其事，所以要清楚明确。这是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诗是主情的，主情为诗的特点。今人裴斐《诗缘情辨》解释说：“缘情，即源于情”，无论从诗的抒情功能来解释，还是从诗歌之来源看，都能解释得通。其实，早在屈原时代，与“诗言志”相比照的“抒情”之说就已产生。如《楚辞·惜颂》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最早提及诗歌“发愤抒情”的艺术功能，是对传统的“诗言志”的一次突破。然而，处在“七雄纷争”的战国后期的楚国，处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抒情”说难以“独尊”。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抒情”之论更无立足之地。汉初文坛盛行拟骚，屈原作品稍露头角，就遭史学家班固的斥责，谓之“露才扬己”而“忿怼沉江”，“抒情”之说可谓昙花一现，即被汉儒扼杀在摇篮之中。
魏晋时期，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在《文赋》中，陆机不仅提出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观点，而且还对诗应反映的“情”作了规范，既要求它必须是真情实感，他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也就是要求“情”是真情，外在的所有表现，都是真情外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