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行是知之始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本体论,也叫起源论,陶行知认定教育来源于生活,主张教育要依靠生活,改造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场所论。认定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主张教育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应济社会的需要。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认定在生活中教法、学法、做法是不可分割的。主张事情是怎样做的,学生就应该怎样学;学生是怎样学的,教师就应该怎样教。教法和学法都来源于做法,统一于做法。
具体理念:
1、“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2、“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3、“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4、“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5、“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6、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
7、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扩展资料:
陶行知认为教师的责任在于教学生学,而教师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来。不仅教师要教学同时也应该学习。也就是说教师教的与学生学的是联系的,相关连的。同样的,教师所教与自己所学的也要联系在一起。如果教师做好了,教育的关键所在也就解决了。在当时所处的时代里,陶行知勇于实践和探索,将自己的理论真正应用到教育实践中。
他发表了许多著名论文和讲话,比如《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等。他否认了王阳明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言论,并在其基础上认为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将自己的思想注入中国教育事业中,为中国现代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
男生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陶行知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一个理论,三大原理,四种精神,五大主张。
1、一个理论即生活教育理论,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名称。
2、三大原理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本体论,也叫起源论,陶行知认定教育来源于生活,主张教育要依靠生活,改造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场所论。认定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主张教育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应济社会的需要。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认定在生活中教法、学法、做法是不可分割的。主张事情是怎样做的,学生就应该怎样学;学生是怎样学的,教师就应该怎样教。教法和学法都来源于做法,统一于做法。
3、四种精神是:“爱满天下”的大爱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求真精神。
4、五大主张是:行是知之始、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即知即传、六大解放。行是知之始,是陶行知的哲学思想,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即知即传都是具体的教学方法。在劳力上劳心,即主张手脑并用;以教人者教己,即主张教学相长;即知即传,则是主张随学随教。
5、六大解放,是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和民主教育思想的反映,可以理解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原则。六大解放是指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嘴、眼睛、时间和空间,还儿童以自由,从而解放儿童的创造力。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中国著名教育家,本名陶文濬,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后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
1917年8月,陶行知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之聘,提前回国,在南京高师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心理等。1917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推动教育改变。1918年3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5月,南京高师成立教育专修科,任教育科主任。
1919年,与刘伯明等组织南京学界联合会筹备会,同年当选为会长;作为南京高师代表参与新教育改进社、《新教育》月刊。1919年2月,发表《教学合一》,同年在南京高师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为全国教育界所采用。4月,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率先提出创造精神的教育思想。
1920年夏,在南高师举办第一次暑期学校,为中国高等学校开办暑期学校之始。1921年,参加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11月,从事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国新学制”起草工作。
1922年2月,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同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机关刊物《新教育》主编,并发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评学制草案标准》、《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1923年7月,致函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1年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代理校长刘伯明,辞别东南大学,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被安徽旅宁同乡会、同学会所办南京安徽公学推为校长。
先后谢绝被聘任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金陵大学校长的邀请,专事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及促进平民教育运动。1925年3月,还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为农民发行的报纸《农民旬刊》。1926年,在其创办的明陵小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乡村教育联合研究会上,宣读《我们的信条》,提倡“生活教育”。
1927年,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查封。逃往日本。1931年春,陶行知回国,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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