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广东初步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无论产业结构还是产品质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划分标准,2015年广东人均GDP超过7万元,理论上已经迈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由此,社会上出现了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声音,出现了追求服务业比重的后工业化做法,并且这些判断已经影响到广东今天的转型升级。需要指出,钱纳里当年提出的理论是有历史局限性的。那时经济全球化尚未展开,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相对封闭,人们采用的也是GNP而不是现在的GDP,用当年钱纳里提出的标准很难客观度量今天开放的实际,简单照搬只会刻舟求剑削足适履。
然而,钱纳里提出的工业化理论仍然有它强大生命力,尤其是对工业化阶段划分意义深远。如果说工业化初期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主要从事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无技术工业化,是要素驱动的汗水经济;那么,工业化后期就是工业化成熟时期,是由脑袋创造财富的智慧经济,如今天的一些创新驱动国家。工业化中期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转型时期,转型的关键是实现从汗水经济向智慧经济的转变。今天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三产比重上升很快,并非就是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条件。后工业化社会的形成,更多需要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支撑。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创新型国家通过资源的全球配置,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拥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留下总部经济从而导致本国三产比重的加大。对于生产成本已经居高不下、创新能力尚未成型的发展中国家,同样的产业转移只会带来经济泡沫化。从美国的再工业化看,脱离第二产业主要依靠金融等虚拟经济发展的模式,前景的确不容乐观。相反,德国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经验值得重视与借鉴。
不赞成拔高广东工业化水平是有足够理由的。首先,在制造业的全球分工中,中国仍然属于第三梯队,广东制造还分别落后于美国的创新引领与欧洲日本的高端制造。其次,即使在广东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较高的人均GDP数据也难以反映当地工业化的真实水准,更多是区域不同经济密度造成。最后,广东全省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周边一些地区工业化尚处在起步阶段,较高的发展阶段判断会掩盖对周边地区落后现实的充分考虑,由此制定的政策会因不切实际而大打折扣。
支持上述观点的重要依据是广东的工业增加值率。一般而言,对于同一产业,创新能力越强其工业增加值率就越高,今天的数据表明,由于长期定位在加工贸易环节,广东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率不如全国;由于创新转换效率较低,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率不如传统产业;并且,尽管近年来全社会创新投入很大,政策扶持力度很强,广东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率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意味着,广东的创新驱动战略与转型升级目标还远没有实现,工业化对于广东仍然任重道远。不赞成过高评估广东工业化发展水平,其意义在于认清今天发展的历史使命,在创新没有成为驱动发展的主要力量以前,广东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持续推进而不是简单放弃工业化。需要明白的是,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包括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都需要以工业化为基础,离开实体经济片面发展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虚拟经济,实践证明是不利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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